【理論探索】 林毅夫：中國經濟學理論發展與創新的思考

《經濟研究》我一直很關心。《經濟研究》是國內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期刊，發表的文章代表著國內經濟學研究的水平，也反映著經濟學界關注的問題並引領經濟學研究的方向。

一、 經濟學科發展的前景

1995年張卓元老師任所長與主編時，為慶祝《經濟研究》創刊40周年，我應邀寫了一篇題為《本土化、規範化、國際化》的文章。當時我認為研究本土問題所形成的理論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其次，理論是揭示現象背後的因果關係，為保證這種因果關係成立，經濟學理論的研究者必須遵循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規範，不僅提出的理論需要內部邏輯自洽，而且，理論的推論也必須和經驗事實一致。數學模型和計量分析是國際經濟學界保證邏輯嚴謹和檢驗理論模型的各種推論是否和經驗事實一致的通用方法，一個理論必須通過這兩者的檢驗才能說是解釋了現象背後的因果邏輯，也只有這樣才能與國際經濟學界交流、溝通並被接受。同時，我認為任何經濟學的理論都是根據某個特定地方的經濟現象而得來，不管研究哪個地方的經濟現象所得到的理論都是對人類知識增量的貢獻，經濟學界能夠以國際通用的規範方法來研究本土的經濟現象和問題所得到的成果，自然也是貢獻於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屬於有國際意義的成果。

在那篇文章中，我還做了一個預測，21世紀會是經濟學家的世紀，會是經濟學大師在輩出的世紀。當時提出這個預測，被許多人認為過度樂觀。不過，這個預測並非拍腦袋得來，而是依據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經濟學從哲學分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一直到上世紀40年代，世界上絕大多數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上世紀40年代之後，世界上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其他地方出現的大師級經濟學家很少的觀察得來。

為什麼會有大師級的經濟學家在某段時間段里集中出現在某個地方的現象？經濟學理論本身只是一個解釋社會經濟現象背後因果關係的邏輯體系，是越簡單越好。那麼，如何來判斷一個經濟學理論貢獻的大小？其實，在於解釋的現象是否重要。現象越重要，解釋這個現象的理論就越重要。何為重要的現象？發生在世界經濟中心的現象會對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產生較大的影響，因此，就會被認為是重要的現象。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之後，世界經濟中心在英國，英國的經濟現象就是重要的經濟現象。在英國工作的經濟學家對觀察和解釋現象有近水樓台先得月之便，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就大多集中在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經濟中心轉移到美國，隨後，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和經濟學大師出現的集中地也跟著轉移到美國。

根據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的奇迹：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中的判斷，的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會在2015年超過美國，按市場匯率計算2030年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且，即使的GDP超過美國，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4倍，人均收入水平也就只有美國的1/4，追趕的潛力還很巨大，發展速度還會相對快於美國和其它發達國家，發生在的經濟現象會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世界經濟中心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將轉移到來。經濟學家在研究的現象時同樣會有近水樓台先得月之便，因此，我判斷21世紀將迎來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在輩出時代的到來。

二、 經濟學科發展的現狀

現在20年過去了，回過頭來看，《經濟研究》發表的文章以本土問題為主，這是《經濟研究》的傳統。現在的文章跟20年前的文章相比，在規範化方面也已經做得很好，尤其是吸收了西方經濟學界通用的構建數學模型來表述因果邏輯和用計量方法來進行經驗檢驗的作法上和國際主流的經濟學期刊發表的文章已經沒有多大的差異。從國際化來看，20年來國際經濟學界對經濟現象的關注也越來越高，國際上發表的跟經濟有關的文章越來越多。但是，當時提出的「21世紀是經濟學家的世紀，21世紀是經濟學大師在輩出的時代」，現在則還言之過早，經濟學家在理論上做出貢獻，能夠在國際經濟學界引領新概念、新思潮的，基本上還未出現。所以這樣，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經濟學家在《經濟研究》或國內、國際其他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研究的問題雖是本土的，方法是規範的，但是，發表的文章主要以的資料來檢驗西方現有的理論，或對現有理論做簡單的延伸，尚少有從研究經濟現象中總結出新理論、新概念、新思想，因此，也就難以出現有國際影響力，能夠開宗立派的大師。

西方現有的理論基本上總結於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很多還是理想條件下的理論。發展家與發達國家比難免有落後性，並且多數發展家還處於從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許多制度有扭曲。落後和扭曲都有代價，發展家確實也存在許多問題。用發達國家的理論來看發展家，似乎可以把發展家的問題解釋的很清楚，很容易讓人相信按照這些理論來進行改革就能夠把問題解決好。但是，發展家的落後和其發展階段相關，許多扭曲則是內生的。理論是否適用決定於前提條件，發展家和發達國家的前提條件不一樣，在發展家套用總結於發達國家經驗的理論難免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困境。以的資料來檢驗西方現有的理論的研究方式，實際上是「坐在金礦上挖煤礦」，就研究者而言，這樣的研究方式所寫的文章或許較容易在國內和國際期刊發表，但是，這樣的研究不僅難於出現引領世界經濟學思潮的大師，而且，這樣的研究成果也很難發揮幫助社會各界「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三、 經濟學理論創新的三個來源

經濟學研究該如何進行？我有幸參加了2016年5月17日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代表經濟學界做了發言，談了我對經濟學科發展和理論創新的看法。我認為，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要有三個來源：實踐經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現代經濟學研究範式。

首先，新的理論來自於新的現象，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迹，用現有的理論難以解釋，是理論創新的金礦。

其次，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提出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基本原理。發展家的經濟基礎不同於發達國家，因此上層建築的各種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應該不完全一樣。但是，這一點認識在西方主流理論里是基本沒有的，其理論經常把西方的制度和條件作為暗含的前提。本來上世紀60年代道格拉斯·諾斯剛提出新制度經濟學時，還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這點思想認識認為制度是內生的，也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同時認為制度是對經濟績效是有影響的，也就是上層建築會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後，諾斯本人及其後來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則只強調製度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制度是內生的這一重要理論視角則被忽略了，並且把西方現行的制度作為各國都應該採用的制度。例如，阿西莫格魯在《為什麼國家會失敗》一書中，認為其它發展家經濟不能發展好就是因為沒有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安排。現代經濟學中的宏觀、金融、財政等等領域的理論也直接把發達國家的相關經濟制度作為暗含的前提，在運用於發展家時，通常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家只有量的差異沒有質的不同。但是，實際上，並非如此。經濟學家在研究經濟現象和問題時應該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指導才能更好地把握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家許多經濟現象和問題的本質，提出來的理論才能夠比較好地實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標。而且，其它發展家的條件和較為相似，和總結於發達國家現象的理論相比，總結於社會經濟現象的理論也會對世界上其他發展家有較大的參考借鑒價值。對此，我做了一些嘗試，在非洲的一些國家進行試點，證明用的經驗、的理論作為指導，可以在推動工業化，創造出口，增加就業上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

第三，經濟學家提出來的理論要有國際的影響，除了語言的問題外，研究方法和表述的方式需要採用現代國際經濟學界通用的範式才可，其他國家的學者才能看得懂，也才能夠接受，如果是用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和範式，其他國家的經濟學者沒有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的訓練，不能溝通交流也就難有國際的影響。

四、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現代經濟學研究範式如何有機結合

但是，馬克思主義和西方主流理論是兩個不同的體系，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如何結合在一起來推動的經濟學理論創新？我認為結合點是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的要素稟賦和其結構。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什麼是經濟基礎？是生產力和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到底由什麼決定？實際上跟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有關，如果這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土地和勞動力都密集的傳統農業，或者是勞動力很密集的輕加工業，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不僅生產力水平低，而且，這樣的產業也決定了資本跟勞動的關係。首先，這樣的產業資本使用的非常少，雇傭的勞動非常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溫飽線上掙扎，資本擁有者比較富有，在資本和勞動的關係中就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反之，如果一個經濟體的主要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這樣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而且，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當中資本使用非常多、勞動力相對少，使用的勞動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資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強，資本家對勞動者的控制是小的。

但是，一個國家以勞動力密集的產業或以資本密集的產業為其主要產業，是因為在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要素稟賦和其結構不一樣。在一個落後的國家一定是自然資源或勞動力相對多、資本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是資源相對密集的就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生產力水平低，勞動跟資本的關係就像前面討論的。反之，到了比較高的發展階段，資本積累多了，勞動力變成相對短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生產力水平高，勞動和資本的關係也如前所述。

為何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會決定該經濟體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是因為只有一個經濟體中的產業所使用的資本和勞動的多寡和其要素稟賦結構的特性相一致，這個產業中具有正常管理的企業要素生產成本才會最低，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才能在不需要政府的保護補貼下獲得社會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的能力。自生能力的概念是我在1994年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的《的奇迹》中開始使用，並在1999年和譚國富合作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政策負擔，責任歸屬和預算軟約束」一文中正式定義的概念。2012年我從世界銀行工作回來后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就是從一個經濟體在每個時點給定的要素稟賦結構作為分析的切入點，來研究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作為經濟基礎決定生產力水平的產業和技術的決定因素，以及作為上層建築影響交易費用的各種制度安排如何決定於作為經濟基礎的產業和技術。

這裡順便提一下，現在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的範式是馬歇爾1890年出版《經濟學原理》中搭建起來了的。當時為了搭建這個框架，他做了很多簡單化的暗含假設。這些簡單化的暗含假設包括沒有交易費用，決策者的信息是充分的，決策者之間的信息都是對稱的等等。在馬歇爾之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有相當大部分是將這些暗含假設放鬆，例如，科斯在經濟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費用，而發展出新制度經濟學；斯蒂格勒引入了信息不充分，信息的收集需要費用，斯蒂格利茨、斯賓塞和阿科爾洛夫等引進了信息不對稱而發展出信息經濟學。仔細想起來馬歇爾還做了一個暗含的假設，就是一個經濟體中存在的企業都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正常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就可以獲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這樣的假設在發達國家，政府對產業的發展不進行直接干預的市場經濟中是合適的。但是，在發展家，政府經常會有意無意地推行一些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或在轉型家的過程中會遺留一些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存在的產業就不一定都具有自生能力，因此，在分析發展和轉型問題時有必要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正式引入。同時，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所在的產業因為發展階段不同而異，適用於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也會有所不同，這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範式的一個拓展。其次，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經濟基礎如何影響上層建築，以及上層建築如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但是馬克思沒有討論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現代經濟中是由何因素決定。所以，提出要素稟賦結構決定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進而決定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係的觀點也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在分析現代經濟問題上的一個拓展。

五、 結語

總結一下，我期盼《經濟研究》能夠多發表些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作為指導，以現代經濟學的規範方式研究經濟現象的論文。如果能夠引導經濟學界往這個方向努力，我相信21世紀會是經濟學家的世紀，會是經濟學大師在輩出的世紀。

最後，經濟學界現在面臨的挑戰有點類似於儒學在歷史上曾經面臨的挑戰。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儒學在取得了正統的地位。到了魏晉南北朝，社會紛亂，儒學不能解決當時大家碰到的現實問題，從而玄學和佛學興起。到了唐朝，按照韓愈所講的，學者「非佛即道」，雖然儒學仍是法定的正統，但是在社會上更有影響的是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後來，儒學如何復興呢？是宋朝的朱熹、程頤、程顥、陸九淵和明朝的王陽明和他的眾多門生弟子等儒家學者吸收了佛學的精華，將儒學發展成理學和心學而恢復了生命力。佛學則在唐朝時吸收了儒學以「仁」為核心倫理的思想，創造性地發展成為本土的禪宗，而使佛學和儒學一樣成為傳統文化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經濟學在的發展也可能會有兩種路徑：其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範式研究現實的經濟問題，並吸收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優秀成果，尤其是在經濟運行方面適合發展階段和國情的有用成果，推動馬克思主義在的創新和發展；其二是，在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后，以西方經濟學的範式來研究的經濟現象，推動現代經濟學在的理論創新與發展。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相信經濟學家以這兩種方式來進行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都會成為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都會貢獻於經濟學科的繁榮和發展，迎來經濟學家引領世界經濟學思潮的時代的到來。而且，來自於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將能夠更好地幫助佔世界人口85%的發展家「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實現他們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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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黨的十八大以後，立足於新的歷史起點，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力于堅持和發展特色社會主義，形成了治國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戰略，在經濟思想方面形成了獨到的思想理論體系。這個思想理論體系是基於經濟發展現實問題的思考而形成的思想精華，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共產黨歷代領導集體經濟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更是因應經濟發展經過30多年高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后經濟實踐發展的迫切需要而產生。這是一個思想理論體系的偉大創新，這些創新主要表現在：經濟發展目標的新表述，經濟發展趨勢的新判斷，發展理念理論的新集成，發展動力理論的新探索，發展道路理論的新概括，經濟制度理論的新拓展，體制機制理論的新突破，國際經濟理論的新倡議。

關鍵詞：習近平；治國理政；經濟思想理論體系；創新

思想能夠構成體系，在於組成思想體系的各個理論之間，既相對獨立地各自解決不同的問題，又相互聯繫，相互貫通，相互制約，從而使思想體系具有超越各個單項理論的系統性、整體性和邏輯性。一個獨立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就其邏輯特徵而言，一定是全面的而非局部的，嚴密的而非疏漏的，自然的而非勉強的，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思想整體。習近平的經濟思想理論體系已經具備了這樣的特徵，探討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體系的創新也就有了現實的可能性。

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體系誕生於黨的十八大之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這一思想理論體系產生的時間不算太長，但體系疏朗宏大，邏輯結構完整清晰，是基於經濟發展現實問題的思考而形成的思想精華，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共產黨歷代領導集體經濟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更是因應經濟發展經過30多年高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后經濟實踐發展的迫切需要而產生。

研究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體系創新的最新成果，有助於從總體上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有助於辯證理解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間的超越性和連續性，有助於建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有助於指導經濟新常態下的繼續發展，也有助於為世界經濟特別是發展家經濟發展貢獻智慧。

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體系具有八大創新：

一、經濟發展目標的新表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

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有著鮮明的目標指向和強烈的使命意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是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關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新表述。

歷代中央領導集體都會有明確的經濟發展目標，但是，對這個目標的話語表達形式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而有所創新。將實現的獨立富強、使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從而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視為己任，是歷代中央領導的基本思想。

1959年底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時，毛澤東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1]。這樣，他第一次比較完整地表述了「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1960年毛澤東在會見斯諾時說：「在，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2]。

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設想在20世紀末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初步目標，即小康，再花30年到50年時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黨的十二大將這一思想寫進政治報告。1987年，鄧小平提出「三步走」發展戰略，黨的十三大明確概括為：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水平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了在21世紀前半葉的新「三步走」發展戰略，指出：我們的目標是，第一個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經過10年的努力，到建黨100周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快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下個世紀中葉新成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清晰可見。黨的十六大報告強調：我們黨必須堅定地站在時代潮流前頭，在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012年11月，習近平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指出：「現在，大家都在討論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我堅信，到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到新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3]。

夢的提法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總體目標極為簡明和通俗地表達出來，並且確定了「兩個一百年」的鮮明的時間節點，增強了對人民的感染力和動員力。一經提出，舉國振奮，世界關注。這種話語體系的創新無疑是軟實力的增強。

夢是在確定的時間內所要完成的確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個總體目標，它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各個方面，經濟是這個總體目標的基礎，但夢絕不單純是一個經濟目標。夢的基本內涵，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但是，實現夢的經濟目標是一切其他目標的物質基礎。

二、經濟發展狀態、特徵和趨勢的新判斷：新常態

2014年5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明確提出新常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4]。

[1][2]《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第301頁。

[3]習近平：《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奮勇前進》，《人民日報》，2012年11月30日。

[4]《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強調深化改革發揮優勢創新思路統籌兼顧確保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和諧穩定》，《人民日報》，2014年5月11日。

同年12月，他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首次系統地闡述了經濟新常態四大特點：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1]。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經濟發展的大邏輯[2]。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發展階段性特徵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斷，是對邁向更高級發展階段的理論指南。新常態思想就是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坐標。

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要努力實現多方面工作重點轉變。推動經濟發展，要更加註重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穩定經濟增長，要更加註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宏觀調控，要更加註重引導市場行為和社會心理預期。調整產業結構，要更加註重加減乘除並舉。推進城鎮化，要更加註重以人為核心。促進區域發展，要更加註重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空間均衡。保護生態環境，要更加註重促進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註重對特定人群特殊困難的精準幫扶。進行資源配置，要更加註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擴大對外開放，要更加註重推進高水平雙向開放[3]。

習近平精闢地分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創造了世界發展的奇迹。隨著經濟總量不斷增大，我們在發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經濟發展面臨速度換擋節點，如同一個人，10歲至18歲期間個子猛長，18歲之後長個子的速度就慢下來了。經濟發展面臨結構調整節點，低端產業產能過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產業要加快發展，過去生產什麼都賺錢、生產多少都能賣出去的情況不存在了。經濟發展面臨動力轉換節點，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明顯減弱，經濟增長需要更多驅動力創新[4]。

對內，原有的經濟發展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原有的經濟方式難以為繼；對外，對國際市場的利用也出現重大變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全球貿易發展進入低迷期，導致出口競爭加劇，貿易增速下降。這樣的趨勢，短時間內不大會改變。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是一個客觀狀態，也是一種內在必然性，更是對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的基本而重大的判斷，決定了未來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發展理念、依靠什麼樣的發展動力。

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是：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這些變化，是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習近平認為，要實現這樣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並不容易，對我們是一個新的巨大挑戰。

習近平還辯證地指出，雖然處於新常態下，仍處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新常態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發展，不是不要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而是要更好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創造精神地推動發展；要把握這些大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推動發展不斷邁上新台階。

三、發展理念的新集成：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堅持發展是硬道理，一直是我們的戰略思想，黨的十八大報告重申：「發展是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5]。但隨著形勢的變化，傳統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已經遇到種種問題，甚至會產生新的問題，而難以為繼，以什麼樣的發展理念來指導經濟，成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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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14年12月12日。

[2][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15年12月22日。

[4]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

[5]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在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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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是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通過集成創新而形成的極富指導意義的思想。

新發展理念，雖然更多地體現為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但其問題導向、目標指向、實踐操作性都非常強。新發展理念，都有利於增強發展動力，比如創新，本身也是發展動力，抓住了創新，就抓住了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協調，更多的是統籌兼顧、「彈鋼琴」、綜合平衡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現在，協調既是發展手段又是發展目標，同時還是評價發展的標準和尺度；綠色，也可以推動自然資本大量增值，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人民生活的增長點；開放，不但能發展壯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領世界發展潮流；共享，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

新發展理念的五大關鍵詞各有側重，有機整合，有力地破解了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各種問題的路徑，構建了全新的發展話語、發展模式和發展理念。之後，習近平對每個「理念」均增添了一個動詞：崇尚創新、注重協調、倡導綠色、厚植開放、推進共享。這是對五大發展理念的進一步集成和豐富。

四、經濟發展動力理論的新探索：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對外開放

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1]。習近平指出：正是從歷史經驗和現實需要的高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反覆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2]。習近平強調，改革開放是的基本國策，也是今後推動發展的根本動力[3]。

主要因為時代在變化，習近平經濟思想中的改革開放，和黨的十八大之前的改革開放，有一脈相承的地方，但也有很大的不同。習近平所說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是全方位對外開放。

1.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特徵和新突破

(1)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性、大局性和系統性。

習近平強調：全面深化改革是關係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部署，不是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單項改革[4]。這樣的改革，必然要求從全局看問題，必然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划，加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統籌考慮、全面論證、科學決策。與之前的改革「摸著石頭過河」不同，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

(2)全面深化改革仍然需要解放思想，但解放思想的內涵有了變化，改革需要著力解決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更加突出，風險更大。

習近平認為，提出改革舉措當然要慎重，要反覆研究、反覆論證，但也不能因此就謹小慎微、裹足不前，什麼也不敢幹、不敢試。搞改革，現有的工作格局和體制運行不可能一點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穩、沒有任何風險。只要經過了充分論證和評估，只要是符合實際、必須做的，該乾的還是要大膽干[5]。習近平這一觀點，和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所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一脈相承。

但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解放思想，除了要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更重要的是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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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頁。

[2][4][5]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3]《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歐巴馬會晤》，《人民日報》，2015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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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指出，在深化改革問題上，一些思想觀念障礙往往不是來自體制外而是來自體制內。思想不解放，我們就很難看清各種利益固化的癥結所在，很難找准突破的方向和著力點，很難拿出創造性的改革舉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氣和胸懷，跳出條條框框限制，克服部門利益掣肘，以積極主動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舉措[1]。

當前，我們的改革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習近平指出：「改革經過三十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2]。他強調：「因循守舊沒有出路，畏縮不前坐失良機。改革的方向已經明確、不會動搖；改革的步伐將堅定向前、不會放慢。」「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將以壯士斷腕的勇氣、鳳凰涅槃的決心，敢於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敢於觸及深層次利益關係和矛盾，把改革進行到底」[3]。

黨的十八大之前的改革，也是為了解決制約發展的問題，而全面深化改革，更是基於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

(3)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習近平指出，我們之所以決定這次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不是推進一個領域改革，也不是推進幾個領域改革，而是推進所有領域改革，就是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總體角度考慮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要更加註重治理能力建設，增強按制度辦事、依法辦事意識，善於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把各方面制度優勢轉化為管理國家的效能，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4]。

習近平後來還強調，只有以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為重點，儘快把我們各級幹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工作本領都提高起來，儘快把黨和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社會組織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來，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更加有效運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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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2]《習近平接受俄羅斯電視台專訪》，新華網，2014－02－09．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2/09/c_119248735．htm。

[3]習近平：《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6年9月4日。

[4]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求是》，2014年第1期。

[5]《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網，2014－02－17．http：//news．xinhuanet．com/ photo /2014－02/17/c_1193743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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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和主動選擇，是經濟治理的有效藥方、也是問題倒逼以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的根本之道。

習近平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不只是一個稅收和稅率問題，而是要通過一系列政策舉措，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來解決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係，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1]。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簡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習近平特別提到：從2016年開始，我們正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動調節供求關係，要用5年時間再壓減粗鋼產能1億至1．5億噸，用3至5年時間再退出煤炭產能5億噸左右、減量重組5億噸左右。這是我們從自身長遠發展出發，從去產能、調結構、穩增長出發，自主採取的行動。在去產能方面，力度最大，舉措最實，說到就會做到[2]。

習近平指出，我們將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好當前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產業結構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激發市場活力，促進協調發展[3]。

2.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特徵和新突破

(1)努力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勇敢成為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

習近平指出，20年前甚至15年前，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今天反而是我們被認為是世界上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積極主動同西方國家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作鬥爭。這說明，只要主動順應世界發展潮流，不但能發展壯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領世界發展潮流[4]。同樣的場合，習近平提醒高級幹部：我們今天開放發展的大環境總體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有利，同時面臨的矛盾、風險、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別人精心設置的陷阱[5]。

(2)「一帶一路」。

習近平強調，「一帶一路」建設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推行互利共贏的重要平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就是要繼承和發揚絲綢之路精神，把發展同沿線國家發展結合起來，把夢同沿線各國人民的夢想結合起來，賦予古代絲綢之路以全新的時代內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處理好利益和沿線國家利益的關係，政府、市場、社會的關係，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的關係，對外開放和維護國家安全的關係，務實推進和輿論引導的關係，國家總體目標和地方具體目標的關係[6]。

「一帶一路」這一跨越時空的宏偉構想，承接古今、連接中外，真正構建起「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習近平說，的發展得益於國際社會，也願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同沿線各國分享發展機遇，實現共同繁榮。絲綢之路經濟帶一系列重點項目和經濟走廊建設已經取得重要進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正在同步推進。我們倡導創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已經開始在區域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發揮積極作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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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

[2][7]習近平：《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6年9月4日。

[3][6]《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借鑒歷史經驗創新合作理念讓「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各國共同發展》，《人民日報》，2016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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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貿區戰略。

習近平強調，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的客觀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必然選擇，也是積極運籌對外關係、實現對外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我們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發揮自由貿易區對貿易投資的促進作用，更好幫助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間。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積极參与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爭取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的重要平台，我們不能當旁觀者、跟隨者，而是要做參與者、引領者，善於通過自由貿易區建設增強國際競爭力，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發出更多聲音、注入更多元素，維護和拓展發展利益。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提高服務業國際競爭力。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完善對外投資體制和政策，激發企業對外投資潛力，勇於並善於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開拓市場。要加快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鞏固外貿傳統優勢，培育競爭新優勢，拓展外貿發展空間，積極擴大進口。要樹立戰略思維和全球視野，站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相互聯繫的高度，審視和世界的發展，把對外開放事業不斷推向前進[1]。

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八次會議強調，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要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堅持與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和國家對外戰略緊密銜接，堅持把握開放主動和維護國家安全，逐步構築起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要把握好擴大開放和深化改革、全面參與和重點突破、科學評估和防控風險等重大關係，重點在提高貨物貿易開放水平、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放寬投資准入、推進規則談判、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推進規制合作、加強經濟技術合作等方面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機制，健全政策體系，建設高水平自由貿易區[2]。

習近平多次代表「力挺」多邊貿易體制。2013年9月，習近平在會見世貿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時說：「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是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礎。是多邊貿易體制的堅定支持者，將一如既往做負責任的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積极參与多邊貿易體制建設」[3]。在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九次峰會上習近平指出：「世界貿易擴大了，各國都受益。世界市場縮小了，對各國都沒有好處。我們要繼續做全球自由貿易的旗手，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構建互利共贏的全球價值鏈，培育全球大市場。要繼續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推動多哈回合談判。要推動各種自由貿易協定做到開放、包容、透明、非歧視，避免市場分割和貿易體系分化」[4]。

習近平指出：在新的起點上，我們將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實現更廣互利共贏。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創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對外開放格局，是的戰略選擇。對外開放不會停滯，更不會走回頭路。我們將繼續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支持多邊貿易體制。我們將加大放寬外商投資准入，提高便利化程度，促進公平開放競爭，全力營造優良營商環境。同時，我們將加快同有關國家商簽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推進國內高標準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在有序開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開放國內資本市場的同時，我們將繼續推動人民幣走出去，提高金融業國際化水平[5]。

五、經濟發展道路理論的新概括：從「四化」同步到「五化」同步

黨的十八大提出，堅持走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6]。2013年3月8日，習近平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出，我們現在搞城鎮化，不能單兵突進，而是要協同作戰，做到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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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人民日報》，2014年12月7日。

[2]《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八次會議強調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依靠改革為科學發展提供持續動力》，《人民日報》，2015年11月10日。

[3]《習近平會見世貿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新華網，2013－09－05．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9/05/c_117246633．htm。

[4]習近平：《推動創新發展實現聯動增長》，《人民日報》，2014年11月16日。

[5]習近平：《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6年9月4日。

[6]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在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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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要尊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過快過慢都不行[1]。

201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聚焦生態文明，會議上習近平提出許多新的觀點和要求，比如「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全面促進資源節約」、「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2]。

2015年3月24日的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綠色化」概念首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把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作為基本方針，把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作為基本途徑，把深化改革和創新驅動作為基本動力，把培育生態文化作為重要支撐，把重點突破和整體推進作為工作方式，切實把生態文明建設工作抓緊抓好[3]。

會議強調，要全面推動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優化、加快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促進資源節約循環高效利用、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等重點工作，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必須加快推動生產方式綠色化，構建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大幅提高經濟綠色化程度，加快發展綠色產業，形成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增長點。必須加快推動生活方式綠色化，實現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向勤儉節約、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轉變，力戒奢侈浪費和不合理消費。必須弘揚生態文明主流價值觀，把生態文明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形成人人、事事、時時崇尚生態文明的社會新風尚，為生態文明建設奠定堅實的社會、群眾基礎。必須把制度建設作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按照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著力破解制約生態文明建設的體制機制障礙，以資源環境生態紅線管控、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和用途管制、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和責任追究、生態補償等重大制度為突破口，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儘快出台相關改革方案，建立系統完整的制度體系，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法治化、制度化軌道。必須從全球視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把綠色發展轉化為新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新優勢。通過多措並舉、多管齊下，使青山常在、清水長流、空氣常新，讓人民群眾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4]。

「綠色化」把四化同步擴容為五化同步，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是一次理論創新，在黨的十八大上，「生態文明」就被首次提到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並列的地位，特色社會主義開始成為了全新的「五位一體」；

其次是一項政治任務，「綠色化」不僅有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內容，還有上升到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僅將改革作為綠色化的切口方案，而且提出了法治和制度保障，不僅有國內視角，還有國際視野，尋求國際合作；

再次是一項民生福祉，習近平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5]。隨著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對乾淨的水、清新的空氣、安全的食品、優美的環境等的要求越來越高，生態環境在群眾生活幸福指數中的地位不斷凸顯，環境問題日益成為重要的民生問題。2013年9月7日，習近平在哈薩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並回答學生們提出的問題，在談到環境保護問題時他指出：「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6]。習近平強調：在新的起點上，我們將堅定不移推動綠色發展，謀求更佳質量效益。我多次說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這個樸素的道理正得到越來越多人們的認同。我們將毫不動搖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堅持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我們推動綠色發展，也是為了主動應對氣候變化和產能過剩問題。今後5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用水量、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分別下降23%、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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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書記和江蘇代表許下新約會》，《揚子晚報》，2013年3月9日。

[2]《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基本國策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人民日報》，2013年5月25日。

[3][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研究廣東天津福建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有關方案》，《人民日報》，2015年3月25日。

[5]《習近平在海南考察》，《人民日報》，2013年4月11日。

[6]《習近平在哈薩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重要演講》，《人民日報》，2013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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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建設天藍、地綠、水清的美麗，讓老百姓在宜居的環境中享受生活，切實感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態效益[1]。

最後，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2013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係，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2]。這一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生態環境與生產力之間的關係，是對生產力理論的重大發展，飽含尊重自然、謀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價值理念和發展理念。

能源資源相對不足、生態環境承載能力不強，已成為的一個基本國情。是一個有十三億多人口的大國，我們不能走許多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習近平曾感慨：「深呼吸這個最基本的需求，倒成了現在老百姓最幸福的追求，很值得我們深思。」他說，假如用發展所獲得的效益，不能彌補破壞帶來的補償，那麼發展就是無用功，這就要思考我們發展追求的到底是什麼[3]。要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必須走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探索走出一條環境保護新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共贏，為子孫後代留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銀行」。

六、經濟制度理論的新拓展：基本經濟制度、產權保護制度、基本分配製度和土地制度

制度創新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經濟發展的一條基本的經驗，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加註重從制度的層面探討經濟發展問題，在經濟制度理論方面有著重大的創新。

1.基本經濟制度

(1)關於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兩個「毫不動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習近平稱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是共產黨確立的一項大政方針」[4]。

(2)關於國有企業的兩個「不動搖」。習近平指出，國有企業是推進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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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習近平：《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6年9月4日。

[2]《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基本國策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人民日報》，2013年5月25日。

[3]《總書記和江蘇代表許下新約會》，《揚子晚報》，2013年3月9日。

[4]《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建工商聯委員時強調毫不動搖堅持基本經濟制度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健康發展》，《人民日報》，2016年3月5日。

[5]《習近平在吉林調研時強調保持戰略定力增強發展自信》，新華網，2015－07－1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18/c_11159673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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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於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三個有利於」。習近平指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於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於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於放大國有資本功能[1]。

(4)關於非公有制經濟的「三個沒有變」。習近平指出，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於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2]。

(5)關於公有制的實現形式的「三個允許」。黨的十五大進一步強調對所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要有統一認識和準確把握，特別提出要全面認識公有制經濟的含義。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於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於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3]。

2.產權保護制度：兩個「不可侵犯」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明確指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依法監管各種所有制經濟[4]。習近平指出：「在產權保護上，明確提出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5]。

3.基本分配製度

鄧小平晚年非常深刻地談到：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了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6]。

改革開放特別是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我們黨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並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逐漸向「兼顧效率公平」轉變。黨的十五大提出：完善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黨的十七大報告第一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黨的十八大報告表述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製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7]。這些關於效率與公平的新認識，反映出我們黨對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緊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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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習近平在吉林調研時強調保持戰略定力增強發展自信》，新華網，2015－07－1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18/c_1115967338．htm。

[2]《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建工商聯委員時強調毫不動搖堅持基本經濟制度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健康發展》，《人民日報》，2016年3月5日。

[3][4]《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5]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6]《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4頁。

[7]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在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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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將生產和分配問題簡化為做蛋糕和分蛋糕。對於我們這個擁有13多億人的最大的發展家來說，「蛋糕」做好了，分「蛋糕」往往更有學問。習近平指出：「『蛋糕』不斷做大了，同時還要把『蛋糕』分好。社會歷來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我們要在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盡量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事情做好，既儘力而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體人民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1]。他後來再次指出：「經濟發展的『蛋糕』不斷做大，但分配不公問題比較突出，收入差距、城鄉區域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在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上，無論是實際情況還是制度設計，都還有不完善的地方。為此，我們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2]。

要分好「蛋糕」，就要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擴大中等收入階層，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途徑：「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調控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範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3]。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時也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必須堅持有質量有效益的發展，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為人民群眾生活改善打下更為雄厚的基礎[4]。

4.土地制度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係並保持長久不變，在堅持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前提下，賦予農民對承包地佔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5]。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審議了《關於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習近平強調指出，現階段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更多考慮推進農業現代化問題，既要解決好農業問題，也要解決好農民問題，走出一條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我們要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形成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格局[6]。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審議了《關於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會議指出，土地制度是國家的基礎性制度。要始終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農民權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在試點基礎上有序推進[7]。

七、經濟體制機制的新突破：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政府和企業的關係(政商關係)

1.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的突破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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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求是》，2014年第1期。

[2]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選)》，《求是》，2016年第1期。

[3][5]《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4]《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新華網，2016－05－16．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6/c_1118875925．htm。

[6]《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強調嚴把改革方案質量關督察關確保改革改有所進改有所成》，《人民日報》，2014年9月30日。

[7]《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強調鼓勵基層群眾解放思想積極探索推動改革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互動》，《人民日報》，2014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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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也有市場，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這些突破性論斷如撥雲見日，一語點醒夢中人，為經濟發展掃清了思想障礙。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基礎性作用」的認識一直延續到黨的十八大。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對政府與市場關係的突破性的理論表述。習近平曾就此說明：「我們應該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邁出新的步伐。」「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儘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儘可能多的產品、獲得儘可能大的效益。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於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於政府和市場關係的正確觀念，有利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於轉變政府職能，有利於抑制消極腐敗現象」[1]。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但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職能是不同的。2014年5月，習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2]。他在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演講中又指出要放開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用好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

2.「親」、「清」：構築新型政府和企業的關係(政商關係)

習近平指出：「我們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市場活力來自於人，特別是來自於企業家，來自於企業家精神。激發市場活力，就是要把該放的權放到位，該營造的環境營造好，該制定的規則制定好，讓企業家有用武之地。我們強調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更多從管理者轉向服務者，為企業服務，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服務」[3]。

2013年3月8日，習近平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諄諄告誡各級領導幹部要提升自我境界，堅定理想信念，保持高尚情操。他說，現在的社會，誘惑太多，圍繞權力的陷阱太多。面對紛繁的物質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公務人員和領導幹部，要守住底線。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彌陀佛一樣，天天念我們是人民的勤務員，你手中的權力來自人民，伸手必被捉。「心中要有敬畏，知道什麼是高壓線，想都不要想，一觸即跳，才能守得住底線」[4]。

習近平後來進一步強調，新型政商關係，概括起來說就是「親」、「清」兩個字。對領導幹部而言，所謂「親」，就是要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特別是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和問題情況下更要積極作為、靠前服務，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多關注、多談心、多引導，幫助解決實際困難。所謂「清」，就是同民營企業家的關係要清白、純潔，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對民營企業家而言，所謂「親」，就是積極主動同各級黨委和政府及部門多溝通多交流，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滿腔熱情支持地方發展。所謂「清」，就是要潔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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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2]《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正確發揮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日報》，2014年5月28日。

[3]習近平：《謀求持久發展共築亞太夢想》，《人民日報》，2014年11月10日。

[4]《總書記和江蘇代表許下新約會》，《揚子晚報》，2013年3月9日。

[5]《習近平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建工商聯委員時強調毫不動搖堅持基本經濟制度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健康發展》，《人民日報》，2016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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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際經濟理論的新倡儀：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

2014年11月，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九次峰會第一階段會議上，曾作《推動創新發展實現聯動增長》的發言，建議二十國集團從以下3方面作出努力：第一，創新發展方式。第二，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第三，完善全球經濟治理[1]。一年之後，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次峰會第一階段會議上建議：第一，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和協調，形成政策和行動合力。第二，推動改革創新，增強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第三，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激發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力。第四，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公平包容發展注入強勁動力[2]。可以看出，習近平為世界經濟開出的創新、活力(開放)、包容的發展藥方已經成型。

面對世界經濟在深度調整中曲折復甦，面對當前世界經濟的複雜形勢和風險挑戰，2016年9月3日，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主旨演講中坦言：中方希望同各方一道，推動杭州峰會開出一劑標本兼治、綜合施策的藥方，推動世界經濟走上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之路[3]。這個藥方是：1.建設創新、開放、聯動、包容型世界經濟。建設創新型世界經濟，開闢增長源泉。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拓展發展空間。建設聯動型世界經濟，凝聚互動合力。建設包容型世界經濟，夯實共贏基礎。2.共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全球經濟治理以平等為基礎，以開放為導向，以合作為動力，以共享為目標。

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習近平再次坦言「我們決心為世界經濟指明方向，規劃路徑」[4]。在致開幕辭和閉幕辭時，他提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與工商峰會上提出的「建設創新、開放、聯動、包容型世界經濟」相比，「活力」代替了「開放」，但習近平提出的主張，都是圍繞協調、創新、治理、開放、包容等關鍵詞來闡述的。

在開幕辭中，習近平還闡述了面對當前挑戰，我們應該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合力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維護金融穩定；我們應該創新發展方式，挖掘增長動能；我們應該完善全球經濟治理，夯實機制保障；我們應該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繼續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我們應該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促進包容性發展[5]。在閉幕辭中，習近平重申了上述主張。

在開幕辭中，習近平特別指出，實現共同發展是各國人民特別是發展家人民的普遍願望，今年，我們把發展置於二十國集團議程的突出位置，共同承諾積極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並制定了行動計劃，使各國人民共享世界經濟增長成果。在閉幕辭中，習近平又強調，我們決心推動包容和聯動式發展，讓二十國集團合作成果惠及全球。我們第一次把發展問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行動計劃，具有開創性意義。我們同意在落實氣候變化《巴黎協定》方面發揮表率作用，推動《巴黎協定》儘早生效。我們發起《二十國集團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倡議》，制定創業行動計劃，發起《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決定在糧食安全、包容性商業等領域深化合作。這些行動計劃和務實成果，將著力減少全球發展不平等、不平衡問題，為發展家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為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出重要努力，為全人類共同發展貢獻力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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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習近平：《推動創新發展實現聯動增長》，《人民日報》，2014年11月16日。

[2]習近平：《創新增長路徑共享發展成果》，《人民日報》，2015年11月16日。

[3]習近平：《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6年9月4日。

[4][6]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的閉幕辭》，《人民日報》，2016年9月6日。

[5]習近平：《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的開幕辭》，《人民日報》，201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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