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密關係改善負面態度?|社論前沿

這是社論前沿第S410次推送

摘要：本期推薦莫納什大學Ingrid Nielsen等發表在Urban Studies（2006年第3期）上的「Effects of Intergroup Contact on Attitudes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to Migrant Workers」一文，文章圍繞「如何改善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的負面態度」這一核心問題，運用江蘇省6個市的調查數據檢驗了艾爾伯特的群際接觸假說。研究發現：城市居民與農民工之間的朋友關係對於改善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的負面態度沒有任何作用，但是朋友關係與城市居民的年齡、收入和教育程度會產生交互作用，擁有農民工朋友的高齡、高收入者、高教育程度的市民對農民工的負面態度會顯著更低。這印證了艾爾伯特「親密關係能影響人們的態度」的觀點。

研究背景、理論框架與目的

市場化改革催生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大量的農村勞動力為了使自己和家庭過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不斷地湧入東部沿海城市，尋找就業機會。作者開門見山的指出儘管農民工群體受到學者們的諸多關注，但是以往研究往往側重的是農民工群體帶來的經濟和環境影響，而很少探討農民工遷移的社會心理寓意。如同Dovidio & Esses(2001)所言，「遷移包含了心理學的基本要素，它是一個跨個體、人際和群體的過程，是一種基本的心理現象。」正是如此，文章作者試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探討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群體的態度。

具體而言，文章主要基於兩個理論框架進行研究：（1）特納的自我歸納理論（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根據特納的理論，農民工與城市居民會根據其戶籍身份自動歸納為「內群體」和「外群體」，內群體是更加優越、也更具社會權力的群體，外群體是處於社會劣勢的群體。社會心理學研究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群體成員往往會更加偏好於自己的所屬群體而不是其他群體，這被稱為內群體偏好（ingroup favouritism）。Malloy（2004）在進行的內群體和外群體研究表明，特納的自我歸納理論同樣適用於，並且在，人們也非常樂於對人群進行分類。由於內群體偏好，內群體與外群體之間的自願的群際接觸非常的有限，促使內群體偏見得以維持；（2）艾爾伯特的群際接觸假說（contact hypothesis），該理論著重關注的是如何改變群體間負面的刻板印象。1954年，在《偏見的本質》一書中指出：「愉快的、和諧的交往」能夠消除內群體成員對接觸到的具體的外群體成員的負面的刻板印象；同時，「愉快的、和諧的交往」還能促使內群體成員對整個外群體成員的刻板印象由負面轉為正面。

在此基礎上，作者的研究試圖達到這樣幾個目的：第一，陳述城市居民與農民工社會交往的屬性和程度；第二，評估城市居民對農民工態度的結構；第三，在的背景下，檢驗阿爾伯特的群際接觸假說。

數據來源

文章使用的數據來自作者在江蘇省的南京市、常州、蘇州、儀征市、崑山市和ChuZhou（根據作者繪製的地圖，此處ChuZhou應為淮安市）等6地進行的問卷調查，共計獲得有效問卷885份，與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數據相比，在作者的樣本中，年輕人和高學歷者佔比相對較高。在進行假設檢驗時，作者使用分層邏輯斯提回歸（hierarchical logistic regression）進行假設檢驗。

實證結果

1、市民與農民工交往的屬性和程度

根據作者的研究：（1）有23.9%的城市居民與農民工沒有任何聯繫，並且存在性別差異。與女性市民相比，男性市民與農民工的接觸相對更多，男性市民與農民工有過接觸的比例達81.3%，而女性市民的這一比例僅為70.3%。（2）有46.7%的城市居民與農民工有「愉快的、和諧的交往」的交往關係，同樣存在性別差異，男性市民與農民工擁有這種熟人關係的比例達57.7%，而女性市民的這一比例為46.1%。（3）在負面態度方面，作者使用Solinger設計的四類問題（失業、交通擁堵、城市安全問題、城市環境問題）量表進行測量，有20.4%的城市居民認為所有四大問題都是由農民工引起的，而有62%的城市居民認為這四大問題中的1到3個是有農民工群體所引起的。

2、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群體的態度結構

在文章中，作者先將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群體的態度結構劃分為三大類：負面態度、正面態度和混合態度（mixed attitude），隨後根據使用性別、年齡、收入和教育程度檢驗了態度結構的內在差異。結果發現，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群體持正面態度和混合態度的居民的人口特徵沒有顯著差異，所以，為了便於分析，作者將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群體的態度結構劃分為負面態度和非負面態度（包括正面態度和混合態度）。

3、檢驗艾爾伯特的群際接觸假說

根據模型結果，年齡、性別、收入和教育程度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群體的態度。作者的研究發現，30歲及以上、男性、高教育程度和低收入者的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群體具有顯著更高的負面態度。比較有趣的發現是，城市居民與農民工之間的朋友關係對於改善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的負面態度沒有任何作用，但是朋友關係與城市居民的年齡、收入和教育程度會產生交互作用，擁有農民工朋友的30歲及以上、高收入者、高教育程度的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群體的負面態度會顯著更低。作者認為這印證了艾爾伯特「親密關係能影響人們的態度」的觀點。

參考文獻:

Ingrid Nielsen, Chris Nyland, Russell Smyth, Mingqiong Zhang and Cherrie Jiuhua Zhu, 2006. Effects of intergroup contact on attitudes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to migrant workers.Urban Studies, 43(3), 475-490.

文獻整理：蔣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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