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普遍變貧窮，原因何在？

作者：孫驍驥。

年輕人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似乎已經是一種共識。

前幾年參與創業的時候，曾經涉及到招人的事宜，為了節約成本，自然要想盡辦法壓低工資。來應聘的多位初入職場甚至尚未畢業的年輕人。在商量支付給對方的工資時，議價的空間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我們一路盡量把工資壓低，本以為應聘者會即刻走人，沒想到對方居然也會妥協應允。

有一瞬間，我甚至覺得自己對他們的「剝削」有點過於殘忍。年輕人對於工資的期待似乎並不高，也不像以往那麼寄望於一份工作會給他們帶來事業的多大變化。錢多少不要緊，先有份工作就好，不少人都持有這種觀點。

以上並不是一個孤立現象。據統計，針對2016年大學生就業壓力調查報告顯示，相較於去年，大學部生、碩士生、博士生的期望月薪均普降千餘元。總體的平均月新期待值，低於5000元。而如果我們把近三年的大學生期望薪資調查結果拿來對比，會發現薪酬的期望值總體而言這幾年並沒有明顯增高，反而近期還有所降低。在資產價格普遍過高、貨幣越來越不值錢的今天，年輕人期待的工資不升反降，這等於說，年輕人正在不斷變窮。

當下，年輕人對於工資期望偏低，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社會與同伴給他們的真實回饋，那就是，現在的公司能開的工資真的不高，因此求職時要現實點。第二是因為年輕人自己對於財富已經顯得越加沒有信心，甚至對此一副不在乎的樣子，不少人選擇錢少但不累的工作，待在自己熟悉的「舒適區」。

當然也有個別打了雞血的年輕人，二十幾歲就宣稱要搞一個千萬級的大事業，畢業就創業，說是要在40歲以前實現「財務自由」。這類年輕人我覺得更不靠譜，因為，今天的年輕人想要獲得所謂的財務自由，躍升為社會的富裕人群，其難度並不亞於六合彩中獎。

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想要實現財富的提升，變得愈加困難了呢？其中原因，與經濟的景氣循環有很大關係。

在此，我們不妨以的近鄰日本為例，來說明年輕人致富愈加困難並且不斷向貧窮階層滑落的原因。實際上，年輕人變窮並不是只有才有的現象，很多國家都存在。其中日本的問題最為明顯。並且，日本的學者對於青年貧窮的問題關注和討論非常充分，對我們有較強的參考價值。

日本的社會學家山田昌弘在《社會為何對年輕人冷酷無情》一書里就全面檢討了這個問題。根據他的觀察，在上世紀80年代經濟泡沫的時代，根本不存在日本青年變窮的問題。當時，似乎人人都有機會掙大錢，青年人的致富機會也不少。但在經濟泡沫破滅，日本經濟增長變緩之後，年輕人無法獲得收入提升的問題，才逐漸浮現出來。

山田昌弘把這個問題的原因歸結為，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年代，人們的收入也飆漲，由此創造出一批中產新貴階層，他們在有錢之後往往進行大額投資，佔有了大部分的金融資產。之後時過境遷，雖經過起起落落，但這群已經老去的人至今仍然佔有大部分金融資產。據統計，其持有的金融資產今天佔據整體的60%。這其實是一種金融資產的壟斷，使得後來的年輕人入場的門檻陡增。

此外，日本公司的終身雇傭制度，雖然使得企業裡邊長幼有序，貌似很有秩序，但實際上這種制度也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種論資排輩，大批年長者佔據管理和領導職位很多年，年輕人升遷的機會很小。在公司里沒有升遷，意味著收入很難有大幅提高。

以上兩種情況與有一些相似之處。例如我們的企業也是非常講究「論資排輩」的，高階職位通常是被中老年人佔據多年，年輕人要熬很長時間才可能升職，從而帶動收入增加。看看我們國家的人口比例分佈，可以更直觀的了解這個問題。

據《人口統計年鑒》，職場中的中老年人比例（45歲以上）從過去的23%上升到約34%，而職場年輕人（29歲以下）則由20年前的46%下降到32%。這說明，公司里上年紀的人在變多，年輕人在變少。壓在職場新人頭上的大叔們怎麼會主動把高薪職位讓出來呢？畢竟，當年他們得到這個職位也是不易的。

當然，如果這一切僅僅就是因為人口結構老化，也就算了。大不了多熬他幾年，年輕人還是會有出頭的那天。不過，如今的新經濟形態又擺了一個新的難題在年輕人面前，那就是，他們或許根本找不到高薪且穩定的工作。實際上，目前就業市場提供的最多的，是所謂的「流動性工作」。

何謂流動性工作呢？這是指那些具有臨時性的、不需要複雜技能的、可替代性強、隨時可以雇傭或解僱的工作類型。而這種類型的工作無論是現在還是今後，都將大量的出現在所謂的第三產業，也就是服務行業裡邊。而服務業，恰恰是年輕人就業的主要行業。

根據美國經濟學者萊奇（Robert Reich）的判斷，這種不穩定的流動性工作之始作俑者，就是時髦的「新經濟」概念。所謂的共享經濟，或者說是新經濟，實際上是強行把勞動者從製造業生產線上剝離，用機器代替人力進行生產製造。這時候，勞動者必須在新的經濟環境下成為一個「服務者」，而不是以前的生產者。

比如原來本來可以當工人的，現在只能去送快遞，或者去做產品推銷，或者在工廠里做產品質量檢測。這些大量存在的所謂「服務型」工作實際上都是技術含量很低的工作，可替代性很強，報酬也不高。但剛進入職場的年輕人，也就只能做做這類工作。

更嚴重的事情在於，這一類工作通常不會有長期合同（甚至不會有正式合同），這種朝不保夕的工作方式，使得年輕人的收入變得更加不穩定。因此，萊奇分析說，在服務型的新經濟時代，利益受損最大的人，其實就是從事可替代性強的服務業的從業者。

除此以外，所謂的「共享經濟」的概念，給了公司不給於員工長期合同很好的借口，因為打著「共享」的旗號嘛，所以工作變成了僱員和僱主之間一次次單獨的交易和結算，而不是長期的合同。然而，對於職場上四五十歲的人來說，他們的合同反而往往是長期的。

你也許會反駁說，年輕人不一定要找這類低端服務業工作，他們可以選擇一步到位做一個高大上的工作嘛。我想，類似的想法或許對於特別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和職場新人來說是可行的。但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一個社會平均值，而不是個案。如果在一定時期內，整個經濟體所提供的崗位大部分都是低端服務業，那麼作為初入職場的普通人來說，是很難有其他選擇權的。要知道，現在就業都不容易，能有份工作先做著就算不錯了。

如果普遍變窮是年輕人都要面對的現實，並且年輕人自己也深信這是一個很難改變的現實，那麼會產生什麼後果呢？山田昌弘警告我們說，最直接的後果，便是年青一代在職場上失去鬥志，不再追求事業的成功（因為反正追求了也沒有用）。年輕人會轉而追求一種「職場小確幸」，即是公司要閑暇時間多、事情少、離家近、辦公環境舒適。自己呆著舒服就萬事大吉，其他一概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