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者陸定一回憶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前武漢的局勢和黨的情況

八七會議是在黨和革命的危急關頭召開的。國共合作進行的北伐戰爭，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國民黨內部情況複雜，右派是反對和共產黨合作的。作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起初還是以「左派」的面貌出現，中山艦事件、在江西慘殺工會領袖陳贊賢，特別是四一二政變以後，蔣介石徹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面目，實行白色恐怖，黨和團在上海的活動都很困難，很多同志轉移到了武漢。

這時國民政府已由廣州遷到武漢，武漢成了政治中心。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表面上和蔣介石有分歧，實際上他們已暗中往來，排斥共產黨。陳獨秀仍然推行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反對農民運動，反對搞自己的武裝，把革命的領導權拱手讓給國民黨，黨內同志意見越來越多。

武漢政府對於如何統治武漢拿不出主張，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可是資本家由於戰爭的原因，周圍各省原料不能運來，產品銷不出去，面臨著經濟困難的局面。我們黨缺乏經驗，也拿不出辦法來。

4月底到5月初，黨召開五大，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通過了實行土地革命的決議，仍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希望他改正錯誤。但是決議不能實行，這次大會實際上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6月下旬，黨在武昌東湖召開會議，許多同志對黨的路線提出意見。在這次會上，任弼時同志(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團的總書記)和我(團中央委員、宣傳部長)起草了一份「政治意見書」，對黨推行的錯誤路線提出批評。陳獨秀一看，氣得當場撕掉，踩在腳下。後來陳獨秀就摜紗帽不幹了。

7月上旬，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如何對付這種局勢，同時組成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周恩來五人的常委會。7月13日，黨中央發表對時局的宣言，這個宣言只是指出武漢政府限制工人運動，放任反動派向革命進攻，使國民革命陷於危境，還沒有公開點名譴責汪精衛。雖然宣告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但仍聲明共產黨員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同真正的革命份子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這個宣言是我們黨的路線、政策開始轉變的一個重要標誌。

當時我並不知道是怎樣作出這個決定的，後來才了解這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主張。宣言發表的第二天，即7月14日，汪精衛加緊了他的反革命活動。他召開秘密會議，策劃「分共」。7月15日，又召開了「分共會議」，正式宣布和共產黨決裂，公開背叛國民革命。善於搞陰謀詭計的汪精衛，於7月25日發表了他那臭名昭著的《夾攻中的奮鬥》一文，竟把分裂的責任推給共產黨。

當時我們還想爭取國民黨中真正的左派同汪精衛對抗，但七一五事變后不久，宋慶齡即離開武漢到上海，宣布在國民黨現行政策不改變之前，決不參加任何活動，後來又出國到蘇聯去了。鄧演達也離開了武漢。

汪精衛反革命以後，他的屠刀即向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群眾殺來，武漢三鎮一片白色恐怖，黨、團和赤色工會都不得不轉入地下。

周恩來同志領導南昌暴動的消息傳到武漢，我們異常興奮。留在武漢的同志怎麼辦呢？同志們一直在等待中央的指示。8月6日，任弼時同志通知我，明天去參加中央的一個重要會議。開的是什麼會，討論什麼問題，他都沒有向我說明。我想，既然是中央的重要會議，一定會對當前的局勢作出重大決策，今後的鬥爭方向就明確了。

這一夜我思緒萬端，久久不能入寐，巴不得快一點天亮去參加會議。

八七會議開會的過程

8月7日早晨，我按照通知來到漢口三教街41號(現在鄱陽街139號)。這個地區住了許多外國人，有個惠羅公司，是一家洋行，專賣高級消費品，價格很貴，人很少去買它的東西。街上往來行人很少。街上有一列公寓式樓房，建築形式完全一樣。一樓是鋪面房子，和二樓是隔斷的，從臨街雨廊直接上樓梯就到二樓。這裡是我們的機關，住著蘇聯農業顧問洛卓莫夫夫婦。

我看了後面沒有人跟蹤，才由雨廊上了樓梯。到了二樓敲門，來開門的是洛卓莫娃，她是我們機關的管理人員，我們戲謔地稱她的諧音「老祖母」，其實她才三十來歲。她認識我，很快放我進去了。

會場很小，大概只有二十多平方米。陳設也很簡單，只有一張三屜桌子和一些椅子、凳子。會場里已有不少人，有當天到的，也有兩三天前由「交通」帶進來的。

當時白色恐怖很厲害，如果敵人發現，很可能被一網打盡。因此會議也作了應付萬一的準備，倘若反動軍警闖進來，我們就說是在開股東會議。

在我記憶中，參加會議的有十幾個人，二十人不到。前不久看到會議記錄，才知道出席的代表共二十一人。其中：

中央委員十人：羅邁(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

中央候補委員三人：李震瀛、陸沉、毛澤東；

中央監察委員二人：楊匏安、王荷波；
共青團中央委員三人：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

湖南代表一人：彭公達；

湖北代表一人：鄭超麟；

中央軍委代表一人：王一飛。

鄧小平同志是中央秘書，他負責籌備並參加了這次會議。此外還有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記錄上說參加會議的還有兩個蘇聯同志。在我印象中，會場上沒有別的蘇聯人，「兩個蘇聯同志」大概是指洛卓莫夫夫婦，但我只見到「婦」，未見到「夫」。

因為事隔多年，我已記不清是誰作的記錄。聽說有人懷疑這份記錄的真實性，也有人說是為了向共產國際作報告而在事後追記的。我看到記錄后，覺得它的真實性無可懷疑，是當場記的，不是事後的追記。

會議由李維漢同志主持，他簡略講了中央的一些情況，如上面說的成立五人常委會，鮑羅廷已經回國，共產國際派羅明納茲來擔任駐代表。(鮑羅廷只是同國民黨聯繫的，在我們黨的會議上，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李維漢同志還說，共產國際來了「訓令」，指出黨內有機會主義，應召開緊急會議來清算這個錯誤傾向，並改組中央，等等。他也說明這次會議是由瞿秋白、張太雷、李維漢和羅明納茲一起籌備的，原訂7月28日召開，因為通知開會困難和來不及準備報告，才延期到8月7日。直到今天，到會的中央委員還不到半數，地方黨組織只有湖北、湖南有代表參加，因此會議不能稱為中央全會，而是緊急會議。

他宣布會議的議程是三項：一、共產國際代表報告；二、常委代表報告，報告人為瞿秋白；三、改組中央政治局。

接著，羅明納茲作了長篇報告，瞿秋白擔任翻譯。羅明納茲只有三十歲左右，侃侃而談，頗善於辭令。因為要經過翻譯，他的報告佔去很長時間，幾乎是一個上午。

中午，洛卓莫娃為大家準備了午餐，吃的是麵包和午餐肉罐頭，一個罐頭有好幾斤重，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罐頭，因此印象很深。記不得有什麼飲料，大概只是喝茶或開水吧。吃完午飯只休息半小時左右，又繼續開會了。

下午首先討論羅明納茲的報告，然後瞿秋白代表常委會作報告。接著討論《告全黨黨員書》、《工人運動決議案》、《農民運動決議案》和《組織問題決議案》等文件。這些文件都沒有成文，只由主持人講一講大意和讀一讀稿子，即交代表表決。

自從「四·一二」以後，黨內多次討論土地革命、武裝鬥爭以及和國民黨的關係等問題，常常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黨的五大就土地問題作出決議，也沒有見諸行動。

這段時間裡，我們簡直是束手無策。這次會議制訂了這些文件，指出了鬥爭的方向，可以說是很豐碩的成果了，當然還要看是否能真正實施。因此討論常委報告和文件時，沒有發生分歧意見，很快就通過了，然後由常委去作文字修改。

會議最後是選舉臨時政治局成員。當選為政治局委員的九人是：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羅邁、任弼時、彭湃；候補委員七人是：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

有的書上寫，八七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總書記的職務，這不是事實。會議沒有作出撤銷陳獨秀職務的決定，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時，也很少點陳獨秀的名，因為他還是共產黨員，大家仍希望他能改正錯誤，繼續在黨內工作。

八七會議只開了一天，散會時天還沒有黑。為了安全，每隔半小時左右才出去一個人。我是離開得早的，出了門太陽還沒有下山。有的同志則是第二天或第三天離開的。

八七會議怎樣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及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總方針

八七會議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進行了激烈的批判。羅明納茲的報告中，一開始就指出陳獨秀犯了不要農民、只要資產階級、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說，陳獨秀違反共產國際的指示，為了拉住資產階級，對國民黨讓步，使我們黨失去獨立性，以致現在國民黨趕跑我們，殺戮我們。陳獨秀的理論和實際行動是「少數派的」(即「孟什維克的」)、「不革命的」和「社會民主黨的」。

毛澤東同志在發言中用很生動的事例批評陳獨秀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錯誤。他把國民黨比作等著人家去住的新房子，而黨的領導人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其後像新娘子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這所空房子去了，但始終沒有當房子主人的決心。群眾中也有不聽中央命令，抓住國民黨下級黨部，當了房子的主人翁的，但這是違反中央意思的。廣大黨內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領導機關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

其他同志也尖銳批判右傾機會主義。蔡和森很激動地說，陳獨秀是以幾個國民黨上層領袖的意志為轉移，一味退卻，一直反對所謂「過火」行動，簡直和國民黨一樣。他還提出家長制非打倒不可。鄧中夏、任弼時同志發言時也很激動，集中批評陳獨秀不發動群眾、不實行土地革命的錯誤。這些批評都切中要害。

可以說，八七會議是對右傾機會主義一次猛烈的開火，宣告陳獨秀路線的結束，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是八七會議的第一個功績。

第二個功績，是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總方針。這個方針並不是八七會議首先提出來的，早在1926年11月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上，就曾指出土地革命問題是的「中心問題」，批評黨內有人「擔心農村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會削弱反帝統一戰線」的觀點。斯大林也說過：「把農民捲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就愈有力愈強大」。共產黨「應當滿足農民最切身的要求」。因此黨的五大把減租減息的政策推進到沒收大中地主土地的政策。但是陳獨秀拒絕執行。黨內對土地問題進行多次討論，總是沒有真正的行動。

八七會議上，羅明納茲強調：「目前已進到土地革命時期。土地革命可以引導到另一個新階段。」尖銳批評過去黨的政策是反工農的，是可恥的。瞿秋白在代表常委會的報告中也指出：當前「土地革命已進到最高點」；要通過組織農民暴動來實行土地革命。任弼時同志尖銳地批評黨中央沒有實行土地革命的決心，甚至創造一種理論說土地革命是很長遠的過程，而不知道是目前的行動綱領。

八七會議通過的《告全黨黨員書》，明確指出了「土地革命問題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的中心問題」。確定土地革命為我們的總方針，不論從理論上和當時的實際情況來說，都是完全正確的。因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不實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同時，大革命失敗后，我們已很難在城市活動，必須轉移到農村，如果不發動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就沒有群眾基礎，甚至沒有立腳之地。

關於武裝鬥爭問題，羅明納茲在報告中沒有明確提出。瞿秋白只是說到要組織農民暴動來實行土地革命。

對這個問題講得比較透徹的是毛澤東。他說，從前我們指責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不做民眾運動；我們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杆子起家的，我們卻不管軍事，新的政治局應當注意軍事問題。會議確定要舉行湘、鄂、粵、贛四省秋收暴動。

毛澤東同志強調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須知政權是要由槍杆子去取得的」，這句話發展成為後來的「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這個著名的論斷。這是毛澤東同志高瞻遠矚、勝人一籌之處。

但是，會議對武裝鬥爭的戰略問題並沒有認真討論過，大家的想法只是要像孫中山那樣，在廣東建立根據地，然後進行北伐，還沒有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

這是因為會議雖然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是我們的總方針，實際上黨的工作重心還沒有放在武裝鬥爭上面，城市中心論的錯誤觀點沒有受到批判，黨內多數領導同志也缺乏武裝鬥爭的經驗。

直到毛澤東同志的《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重要文章發表，才有了系統、完整的武裝鬥爭的戰略策略思想。

儘管如此，當時確定了武裝鬥爭的總方針，仍然有重要意義。沒有軍隊，就不能保護自己，更談不上發展革命力量了。回想在我們黨六十多年的歷史上，大革命時期需要軍隊，陳獨秀不要軍隊；土地革命時期需要農民，王明不要農民，說什麼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解放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知識分子，我們黨對知識分子實行「左」的政策，這些做法使我們的革命和建設受到嚴重的挫折，這都應引為鑒戒。

如果沒有陳獨秀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革命能不能成功呢？恐怕也未必成功，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完善的革命理論，全國人民對國民黨反動本質的認識還不深刻，我們也缺乏堅實的群眾基礎，並不像1949年那樣，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已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但是，如果當時我們黨掌握了領導權，能深入發動群眾，又有一支黨領導的實力強大的軍隊，足以和國民黨較量，國共分家時國民黨就不敢那樣欺侮我們，我們的同志和許多革命群眾就不會那樣手無寸鐵、處於引頸受戮的境地。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給我們黨造成了危害，這個教訓是應該永遠記取的。

八七會議在理論上的錯誤及其對革命實踐的影響

八七會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卻為「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主要是對的資產階級作了不正確的判斷和提出所謂「不斷革命」。

四一二事變發生后，共產國際認為「資產階級背叛了反帝鬥爭」。斯大林也說：「蔣介石的政變表示民族資產階級退出革命」。七一五事變后，他們又都認為小資產階級上層也叛變革命了，這些觀點當時我們黨是接受的。

八七會議上，羅明納茲不僅接受這些觀點，而且走向了極端。他在批評陳獨秀放棄領導權、把階級鬥爭同國民革命對立起來的同時，強調資產階級現在已經反動了，「打擊資產階級愈厲害，階級鬥爭愈劇烈，就愈能打倒帝國主義」。甚至主張把反對資產階級作為革命的首要任務。瞿秋白在報告中也說：「資產階級一點民權性也沒有」，實際上是代表常委會接受了羅明納茲的觀點。會議通過的《告全黨黨員書》，更是明確指出：「民族資產階級離開了國民革命的戰線而走入反革命的營壘」。

這些觀點都是錯誤的。產生這一錯誤的原因，首先是對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不清楚。我們進行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對象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資產階級有買辦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之分。買辦資產階級是依附帝國主義，並和封建勢力勾結的。它也是革命的對象。而民族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矛盾並沒有解決，他們的處境沒有任何變化，整個民族資產階級都背叛了民主革命，這怎麼可能呢？

其次是對蔣介石、汪精衛的階級屬性弄錯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以後，蔣介石和汪精衛已不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表，而轉化成為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我們依然用老觀點看問題，因而作出了整個資產階級都背叛革命的判斷。當時確實有一部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跟著蔣介石、汪精衛跑，罵我們共產黨。這是因為他們幻想蔣介石能統一，使獲得獨立的地位，可以發展資本主義。並不是所有民族資產階級都倒向蔣介石一邊。五卅慘案特別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民族資產階級中許多有識之士，對蔣介石的幻想破滅，他們也反對蔣介石了，楊杏佛、史量才公開反對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就是有力的證明。當時我們都沒有這種認識。

造成這一錯誤最重要的原因，是當時我們黨還在幼年時期，理論水平不高。

從全黨來說，對革命這一基本問題的認識，還是教條主義地照抄列寧在1905年寫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的觀點。列寧在這篇文章中認為俄國當時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反對沙皇制度是三種力量；自由派大資產階級、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贊成革命是不徹底的，……不可避免地會大批轉到反革命方面，轉到專制制度方面去反對革命，反對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

列寧曾批判那種為了使資產階級不退出革命而迫使無產階級採取溫和柔順的態度，指出無產階級的任務是「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這就是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並麻痹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

那時列寧的這一著作還沒有中文譯本，瞿秋白可能從俄文本中看到過。儘管我們黨內許多同志沒有看過，但是我們黨是以它作為領導革命鬥爭的理論基礎的。俄國和的社會性質不同，列寧所指的資產階級是沙皇俄國的資產階級，而不是這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資產階級，我們沒有認識，不能加以區別，生搬硬套，這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錯誤了。

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叛變了革命，這就產生了一個大問題，革命的性質究竟是什麼？是民主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

八七會議雖然接觸到這個問題，但誰也沒有說清楚，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比如羅明納茲作結論時，談到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他又把資產階級作為革命的首要對象。後來他又說什麼革命「不只是按其政治內容來看，而且也按其社會經濟內容來看，都已超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瞿秋白在報告中指出：「要去掉以為革命分兩階段的幻想」，也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這和羅明納茲的觀點是一致的。

會後不久在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決議案》中，則提出「無間斷革命」即「不斷革命」這個問題，這就混淆了革命發展的階段，造成了黨內一部分思想的混亂。

我說「一部分」，是指我們黨對於基本群眾——工人和農民始終認為是革命的動力，這一點從來沒有動搖過；而對於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上層，則把他們看成是敵人，不能分清民主革命中的敵、我、友。這種錯誤觀點一直沿襲了一個時期，影響很大。

黨的六大功績之一是提出了十大綱領，肯定革命的性質是民主革命，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統一了思想，這在全黨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六大沒有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叛變革命的說法進行批駁和分析，看來當時我們黨和共產國際都沒有應有的水平來做這件事。因此，這種思想影響在黨內許多人的腦子裡沒有得到清算，沒有正確地解決，成為一種「潛意識」，這恐怕是後來許多次「左」傾錯誤的根源。

關於資產階級的問題，直到抗日戰爭時期，才由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作了完整、系統的理論上的闡述。他在這篇文章中說：「民族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著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的革命性，可以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他們所願意反對的敵人。這是資產階級和舊俄帝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舊俄帝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是侵略別人的，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沒有什麼革命性。在那裡，無產階級的任務，是反對資產階級，而不是聯合它。在，……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不忽視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而和他們建立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線。」從而使這個問題得到徹底的解決。

此外，八七會議沒有指出革命處於暫時的低潮，而認為是持續高漲，形勢一直是好的；對於黨的領導成員，過分強調工人成份，這也都是「左」的表現。

總之，回顧八七會議，它在我黨歷史上是有重要功績的，這是主要方面；缺點、錯誤也是有的，是次要的。

文章來源：《黨的文獻》1995年第4期，原題為《陸定一談八七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