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能否延續深圳、浦東奇迹？

河北雄安新區橫空出世，引爆輿論場，資本市場也掀起概念股連續漲停潮。雄安何以被視為「千年大計」？能否真的成為改革開放史上繼深圳、浦東之後的第三個歷史坐標？

「千年大計」指什麼？

鑒於改革開放迄今只有30多年歷史，「千年」無疑是一個極具歷史感的時間長度。雄安新區出台如此「霸氣」，究竟指向何方？

先看北京的歷史。北京作為「大一統」的首都始於元朝，1276年被元世祖忽必烈確立為「元大都」。1368年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定都應天府，即今天的南京。 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至北京，此後明朝、清朝均以北京為都城。因此，算起來，北京擔當「」都城的歷史迄今已近「千年」。

儘管歷史輝煌，如今的京城卻是百病纏身：2015年工作日平均每天堵車約3個小時，遠超紐約、東京等國際都市；2016年北京PM2.5年均濃度為73微克/立方米，超過國家標準109%；2016年北京商品住宅成交均價為3.47萬元/平方米，較2015年上漲了17.2%。北京房價收入比超過30倍，學區房價格甚至達到令人咋舌的20萬/平方米……生活在這樣的都城，談幸福感實在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北京作為的首都，從歷史、文化傳承和現實來看，遷都都無必要和可能。給定這一限制條件，「千年都城」北京如何尋求作為首都的「可持續性」，的確是「千年大計」。

深圳在很短時間內從一個小漁村變為的一線城市，的確給人以時空穿越的恍惚感；浦東從「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的鄉下變成全球矚目的國際金融中心，同樣是刷新人的想象力。理解是哪些因素成就了深圳和浦東奇迹，對於建設好「雄安新區」至關重要。

深圳的崛起，源於其巨大的勢能。儘管深圳發軔於一個漁村，但彼時的尚處於「閉關」狀態，境內境外落差巨大：1978年習仲勛臨危受命出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令他困惑的是，一曲《社會主義好》響遍神州大地，但廣東卻有那麼多人冒著生命危險出逃香港。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不難理解，深圳特區成為巨大經濟體面向境外的唯一一個窗口，所裹挾的是全國的能量。一是創業的激情。深圳特區最大的優勢是創業自由，吸引了最具冒險精神的企業家，任正非、馬明哲、王石是最典型的代表，這是一場類似於美國「西部淘金熱」的歷史性事件。直到今天，深圳仍然是最具創新和活力的城市。二是外資的湧入。資本逐利而動，在外商看來，彼時的是無比巨大的處女地，商機無限，而毗鄰香港的區位優勢，賦予了深圳吸引外資的巨大便利。因此，深圳是得天獨厚的，所以海南、廈門等後來的經濟特區，都難以取得深圳那樣的飛躍式發展。

如果說深圳是第一輪改革開放的標誌，那麼浦東則是第二輪改革開放的聚焦點。第一輪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主要是在思想解放驅動下自下而上的基層創新。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之後不久，鄧小平「南巡」，隨即1993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頂層設計」，改革步入方向更加明確、更加系統化和深入的新時期。由於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明晰，外資特別是歐美跨國公司開始大規模湧入。

跨國公司熱衷於扎堆上海，是因為上海作為經濟中心以及「最國際的城市」的獨特魅力。2013年上海浦東新區在全國首次發布《浦東新區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發展藍皮書》：浦東新區已集聚了202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其中有60家總部已具有亞太區管理功能），185家研發中心，浦東已成為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在最集聚的地區。這也是首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落戶上海的戰略考量。天津的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同樣被確立為國家戰略，但時間已是2006年，第二輪改革已接近尾聲，因此濱海新區並未取得浦東那麼奇迹般的成就。

可見，深圳奇迹、浦東奇迹的背後，是踏准了第一輪、第二輪改革浪潮的節奏，它們引領了改革，改革成就了經濟奇迹。

雄安何以雄與安？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進入再平衡。為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全面深化改革，其核心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標誌著啟動第三輪改革。

第三輪改革的要義是：通過深水區的全面改革，讓創新、消費、城鎮化成為經濟新的增長引擎，取代過去的房地產、出口和投資。

鑒於北京的巨大規模，雄安只要能分得一部分資源，就可以輕鬆上台階。根據摩根斯坦利的測算，預計15年後雄安總人口達到540萬，累計總投資達2萬億人民幣。這將對全國投資增速帶來每年0.33個百分點的提振，拉動全國GDP增速0.13至0.19個百分點。在樂觀情形下，雄安人口可能在10年內達到670萬，累計總投資達2.4萬億，提振每年全國投資增速0.63個百分點。

但是，如果脫離改革這一法寶，只是簡單的資源轉移，這樣的「雄安新區」想象空間有限，甚至可能陷入「曹妃甸式」的困境。曹妃甸當初被寄予的希望不可謂不大，投入近3000億，但如今與當初的設想相去甚遠，掉入泥潭。曹妃甸的最大教訓是：重投資，輕改革。曹妃甸希望依靠鋼鐵、煤炭等大型工業拉動發展，結果反受其累。

筆者以為，雄安目前還是一張白紙，只要從改革之處落筆，美好未來可期。雄安至少可以在以下改革領域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領軍者，發揮當年深圳、浦東那樣的改革效應：

（1）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是推進城鎮化的主要障礙之一，原因在於戶籍本身與社會福利、教育、購房資格、汽車牌照等掛鉤，阻礙了人口這個最重要生產要素的流動。鑒於雄安將吸引大量外來人口，戶籍制度能否進行改革探索？

（2）公租房制度：房地產是當今社會最大痛點。雄安新區甫一成立，政府就對房地產交易全面管控，避免重蹈一線城市的房價困局。下一步，雄安能否借鑒新加坡公屋模式，讓年輕人和低收入階層能住得起？

（3）簡政放權：如果雄安要擺脫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就應發展創新創業型經濟，而簡政放權的力度決定創新創業的活躍程度。

（4）PPP：過去幾年，儘管財政部、發改委力推PPP（政府－社會資本合作），但效果差強人意。據調查，各地PPP項目的實際簽約率不足20%。在一半的開發項目中，所謂的「私營」合作夥伴實際上是國有企業。雄安新區有天量的開發任務，理應擺脫政府和國企「包辦」的舊模式，走出社會資本參與的新路子。

（5）擺脫「大城市病」：的城鎮化棋至中盤，未來仍將有幾億人進城。但是城市卻飽受交通、污染等問題困擾。雄安不僅要建設一座「新城」，更要建設宜居的「新型城市」，為的城鎮化探索新的路徑。

的雄安機遇

雄安新區，從紓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出發，銜命而生。依託北京，這是雄安的機遇。但對而言，雄安何嘗不是一次重大機遇？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決定下一個三十年國運的重大改革頂層設計。但此次深水區的改革，迄今為止進展並不順利，遭遇既得利益阻力。在2017年2月的經濟50人論壇上，87歲的「改革先生」吳敬璉直言，「全面深化改革方向明確，措施得當。問題是執行上，比較婉轉的說，還不夠得力。」

改革如何破局？與當年的深圳、浦東一樣，雄安存量既得利益很小，是一張可以大書特書的白紙。只有擔當起第三輪改革領頭羊的角色，雄安才可以成為真正的「千年大計」，方可雄與安。

延伸閱讀：從深圳到浦東，到雄安

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雄安新區」橫空出世，雄安新區是繼深圳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人民日報評論指出，雄安新區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新區，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

雄安的前面，是深圳和浦東。1980年8月，深圳經濟特區設立；1992年10月，國務院批複設立上海浦東新區。

深圳從一個由邊陲小漁村起步，從此進入發展的快車道，成為第一個經濟特區，同時也是副省級城市，深圳從此成為了改革的先行地，這座城市的精神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自由、開放，極具創新精神。

上海浦東新區的大開發，從阡陌農田到高樓林立，從冷僻鄉野到繁榮市區，一躍成為上海最具魅力的地方的地方，陸家嘴更是成為乃至亞洲最具影響力的金融中心之一，浦東開發開放以來取得的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成為改革開放的象徵和上海現代化建設的縮影。

那麼，雄安能否成為下一個深圳和浦東？哪怕在房價上，能否接軌？

北京和我們所預想的其他大城市一樣，得了大城市病。我經歷過最漫長的一次堵車，就是發生在北京，這只是一個個案，並沒有太多的借鑒意義，當時從首都機場趕著去國貿附近上課，這一路整整花了四小時，到達的時候，一切都剛好結束。

北京的房價也一路領先，克而瑞北京機構統計，今年3月，北京商品住宅共供應16.2萬㎡，成交面積76.5萬㎡，成交7594套，在剔除自住房數據后，成交均價是42002元/㎡，環比微漲。

限購，買不到房，加上房價高企，這個時候，選擇雄安的過程並不偶然。

數據顯示，北京市人口已經達到2100多萬，接近2020年2300萬的人口調控目標，由此帶來交通擁堵、房價高漲、資源超負荷等大城市病，其深層次原因是承載了過多的非首都功能。

解決大城市病的難題，要將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有力、有序、有效地疏解出去，需要一個集中承載地。客觀上，規劃建設這個集中承載地既要依託北京、天津、石家莊等現有大城市的資源，又要交通便利，地理條件適中。

按照易居研究院數據來看，2016年，深圳、北京、上海新建商品房單價均價已達到每平方米53774元、33412元、38283元。

三個新區，三種完全不同的模式。深圳有深圳之路，市場化的運作方式，這麼多年不斷市場化的洗禮，才走到了今天。

深圳是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也是最年輕的城市。深圳沒有建市以前，還是廣東惠陽地區小縣寶安的一個以農田和荒山面貌呈現的邊陲小鎮。深圳迎著一股春風，1979年開始建市，成為公認的一線城市。

深圳被視為市場化運作的一個成功案例。這座城市發展十分可圈可點，2016年深圳經濟總量增長9%，公共財政收入超過7900億元，其中地方財政收入3136億元，增長15%。財政收入增速名列全國前茅。深圳每平方公里土地產出4億元的稅收，在大中城市中位居第一。

根據深圳房地產信息網的監測，2017年4月7日深圳市成交68套新房住宅，成交面積為7054.49平方米，成交均價為59899元/平方米。

房價在2014年年底開始一路攀升，2014年的11月份深圳新房均價2.6萬，到2015年11月份就到了4.4萬，在2016年，成交均價牢牢的穩定在均價五萬以上。

同樣經歷了翻天覆地大發展的還有浦東新區。199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宣布開發開放上海浦東，如今，浦東新區設立已有27年。

當時對浦東新區有一句十分形象的描述：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

27年間，浦東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公開數據顯示，2016年浦東新區GDP已達到8732億元，同比增長8.2%，占上海全市的31.8%。相較於1990年開發開放之初，翻了144倍。

值得注意的是，浦東房價更是一路水漲船高。根據克而瑞數據顯示，上海浦東新區近十年商品住宅成交均價基本逐年上漲，最近兩年，房價更是突破到60000元/平米，相比十年前，浦東新區的房價足足翻了將近四倍。

相比而言，浦東新區更像是政府引導下的市場化運作，在後期的發展過程中，政府更多變成了服務型政府的角色。

浦東新區由此奏響了新一輪開發開放的號角，迅速成為享譽國際的「改革樣本」，帶動了長三角經濟的起飛。

究竟雄安會出一個什麼樣波瀾壯闊的大格局？

新華社發文表示，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規劃建設雄安新區，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雄安的經濟地位也是相當高，從佔地面積來講，深圳是1990平方公里，浦東新區的佔地是1200平方公里，而雄安新區的建設佔地未來將達到2000平方公里。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正是要打造一個能夠與北京、天津相呼應的第三角，構成一個完整的「京三角」結構，對京津冀地區和全國經濟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這便有了無限的遐想空間，反應最快的就是房地產市場。有報道說，雄縣的房價已經從6000元飆升到2.5萬。一位內蒙古大老闆，一口氣花7200萬買下8層樓。連周邊保定、涿州的房價也跟著上漲。

但是事實上，在全國範圍內，房價均價能超過2萬的城市，都沒有超過10個。在短短的數日里，雄安就已經跑贏了大盤，難怪雄安新區三縣迅速停止了房屋交易，其中的泡沫和風險可想而知。

未來雄安的房價會不會有驚喜？能否對標深圳或浦東新區？歷史絕不會簡單的重複，很難有完全一樣的，第二個深圳，第二個浦東，當時一切充分和必要條件，都發生了悄然變化。

在歷經20多年發展后，深圳已從漁村發展成興旺發達的城市，而浦東也從一片濕地變成的金融中心。

時至今日，雄安邁出的每一步都引人關注，能否創造下一個奇迹？書寫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故事，這是屬於2017年徐徐展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