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由文學尋求「更好的自我」 | 洞見

主持人:何平

作為大學里的文學教師，蓋建平設定和文學關聯的三種身份——文學讀者、研究者和教師，這使得「文學本體」充滿了自覺的探索意味。和普通文學讀者不同，有著研究者身份的蓋建平能夠從「缺乏文學性」的早期美華文學體悟到文學之美。能夠不囿於文學陳規，對既定審美標準難以覆蓋到的，或者視而不見的發現並予以揭示，在新的經典生成和確立的同時，也拓展了文學的審美疆域。再有，蓋建平談到的「文學教育」問題需要引起研究的重視。「文學本體」是「實有的」，也是不斷被發現的，而這種被發現的「文學本體」如何通過國民文學教育得以傳遞和接受，這關係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學氣質」。

不斷被發現的「文學本體」

蓋建平 | 文

今日的讀者，不再是在物質貧瘠、成分單調的素樸生活中向文學尋求超拔的精神飛舉，他們需要的是更加強勁、更加「真實」的力量，為他們注入生活的信心，幫助他們重踏實地，強化他們的歸屬感與社會價值感。這樣看來，青年尤其需要文學，而且必然需要通過不同於上一代的方式去接近她。

應該讓更多的青年意識到他們並非「孤立無援」，也沒有什麼「文脈已斷」，文學仍是為他們提供知識、勇氣、靈感與智慧的寶庫，在經歷了艱苦的、足夠的學習之後，他們完全可以經由文學來尋求「更好的自我」與「更好的世界」。

作為普通讀者，我是看著「人間喜劇」、《紅樓夢》之類的「世界文學經典」長大的；作為文學研究者，我的「本行」則是美國華人文學，博士論文做的又是常常被認為缺乏「文學性」、「並無足觀」的早期美國華人文學。求學期間，曾有一位同系的教授問我：「你認為這些木屋詩（即19世紀後期申請入美的普通華人勞工在被美國海關拘押審查期間刻寫在拘留所「木屋」牆壁上的詩歌）美嗎？」當時我立刻回答：「當然！」這是真心話，但顯然並沒答出那位教授的問題——以什麼樣的標準它們是美的？回想起來，當時我應當引用濟慈的名句：「真即是美，美即是真。」

形式之美、智慧之美、意志之美

當前對於文學本體論的討論，似乎仍致力於將文學及其研究與其他學科區隔開來。而從文學閱讀的層面來看，即便真能從一切文本中抽象出「文學的本體」，它也並不是均一、恆定的存在。文學作品種類多多，讀法也多多，哪個讀法最「正宗」？「高雅」也好、「嚴肅」也罷，在經歷了從普通讀者到文學研究者的變化之後，我漸漸領悟到，所謂「品位」，有時不過是一種「口味」而已。經由長期的「經典」、「純文學」閱讀而養成的文字敏感、人文素養，及「人性」視點，在令人自矜「講究」之餘，是不是也滋長了一種大美在懷、真理在握的幻覺，以至於使人對既定審美標準之外的東西視而不見呢？

讓我意識到這種幻覺的，正是我從「缺乏文學性」的早期美華文學中體悟到的美——這種「美」不是憑著現成的、「高雅」文學的素養所能意會，而是需要先經過一番艱苦的「預熱」——知識與觀念的雙重擴充。

首先，當然是了解美國華人移民史，這包括了解19世紀中期以來華人赴美的動機、事迹，進而掌握美國排華運動的來龍去脈。但知道「史實」仍是不夠的，以什麼樣的價值觀念、思想方法去看待這段歷史，這比了解具體的史實來得更加困難。記得在最初讀過一些以列舉史實為主的移民史、美國排華史（中美學者的著作都有）之後，我提出了一個書獃子的問題：「美國國會都立法不許華人過去了，那為什麼還一定要去自討苦吃呢？這不是必然招來更多的反感和排斥嗎？」我的導師根本沒有理會這個傻問題。直到讀了大量引述美國國會文獻、法律，從法理學層面剖析美國排華過程的專著（張慶松《美國百年排華內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我的疑問才徹底澄清：美國的立法與司法並未對華人實施「盲目的正義」，而是公然採用雙重標準——專門針對華人這個種族制定排斥性的法律，且執法時不是疑罪從無（這是向來受到推崇的「西方司法精神」），而是疑罪從有。這樣來看，一味責備早期華人移民堅持赴美是「不守規矩」，豈不也是一種天真的雙重標準嗎？

就這樣，本著儲備足夠的知識以理解美華文學的目的，先是我的知識結構發生了變化，大量吸納了與華人相關的那個「美國」（從制度層面到文明層面）的信息；接下來，我看待一般文學作品的視角也變了，不是單純關注文本的風格、思想或人物形象、剖析文本的「內部」結構，而是開始關注文本結構中的觀念脈絡——作家對「現實」的藝術反饋。作家不能不對自己深刻體認的「現實」做出表述。於是，閱讀文學作品的最有樂趣之處，就變成了辨析作者如何將其關心的「現實」以文學的手法加以「重寫」。優秀作家對於現實的觀照又往往因其深刻及關懷之深廣而帶有總結與預言的意味。這樣，我從文本中領會到的「美」便不是「形式之美」，而是指向現實的智慧之美及意志之美了。

抗爭之美與擔當之美

這算是對「文學」的背離嗎？不管怎樣，我對文學——包括文學本體——的理解變化了。文學有的就是「無用之用」嗎？至少在美國華人文學這個領域裡，文學書寫長久以來一直是美國華人「生存鬥爭」的組成部分。文學提供的就是只可意會的「美的滋養」嗎？美華文學首先揭示的卻是「真」——不只是華人在美國長久以來受排斥的事實，也不只是美國主流社會排斥華人的理由、「真相」，還有美國華人對這一困境的種種反應：他們對排華主義有何認識、作何反應？做了什麼改變現實的努力？他們的努力有什麼效果？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現狀、又預期著怎樣的未來？

上述問題似已離題萬里，然而「美」正是在這一系列的探問與思考之後才隨之而來——在美國排華傳統這個龐然巨物的對比之下，歷代美華文學作品流露的認清現實的智識，面對現實的勇氣，自我肯定的要求，特別是以湯亭亭為代表的幾代華裔作家更為自覺的、著意改變現實以求改變未來的寫作議程，如是種種，散發著某種莊重而近乎悲壯的抗爭之美與擔當之美。這種「美」固然是高邁的、不肯磨滅的信念的光彩，但同時也承載了平凡的、生命的溫度，牽繫著千千萬萬美國華人年復一年、代復一代的渺茫企盼——即便其中的很多人對於「自己的歷史」並沒有清楚的了解，也沒有以特定行動改變自身社會處境的明確意識。

總之，對於美華文學之「美」，我這個並不屬於美華族群的研究者深有體會。這一點決定了我對美華文學不僅是「研究」，也是「審美」。深入閱讀美華文學，可以增進關於美國的知識，還能夠提振正氣，增強行動意識，甚至改變精神風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我對美華文學的這份「自信」不是出於願望或情感、出於「天下華人四海一族」的文化「情結」或「文化中心論」，也不是出於對美國華人的「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而是基於一種事實判斷：歷代美國華人求生存、求發展的正反面經驗，為我們提供了認識在國際社會的現實處境的獨特「案例」，經由美華文學，我們這些缺乏「美國知識」的讀者可以消除「地球村」的天真願望，增強面對嚴峻現實的緊迫感，並在正視現實、干預現實的自覺願望中獲得一種超出個人生存層面的充實感、價值感。

總之，從我個人閱讀、研究的雙重經驗來看，來自美華文學的「信息」可以引向「行動」，而按照尼爾·波茲曼的說法，惟有能夠導向行動的信息才是「有意義」的。也就是說，美華文學對於當下的讀者可以首先是「實用」的，無論是對於「大我」還是「小我」而言——對於現實的、處於具體文化關係中的人來說，對國族處境的認識，本來就是其自我認識的一部分。

文學價值的多種指向

當然，達到上述閱讀效果的前提仍是，閱讀不能囿於文學文本，而是先要具備相當的文學外的知識。這一點是美華文學之為「文學」的一種缺陷嗎？美應當是一望而知、不言自明的嗎？這個問題其實不限於對美華文學的評價，而是可以擴展到對「文學」的一般讀法的反思：有沒有必要「費力」地理解文學？為什麼要彙集、「動員」大量的知識展開「腦力勞動」，既然可以輕鬆愉快地消磨時間？

這正是在身為普通讀者、專業研究者之外，我與文學保持「第三種關係」時最常遭遇的挑戰：怎樣才能喚起學生對文學的興趣？究竟應當本著怎樣的文學觀，揭示怎樣的文學圖景，傳授怎樣的閱讀方法？這些問題和我們今天對文學本體的討論一樣，包含了對現實的「抗爭」。課堂里的現實慘不忍睹：部分學生甚至直言對文學「沒有感覺」，表示有興趣的學生閱讀積累也遠遠不夠。成為夠格的中文系學生，必須首先完成大量的文本閱讀，才談得到「入門」。然而對於老師們「不擇手段」的「加壓」，不具備閱讀習慣和較好閱讀能力的學生苦不堪言，許多人採取了消極抵抗的態度——為什麼要經過「艱苦的努力」去「學習」文學，既然文學閱讀的本質是「審美」？

在當前信息社會「娛樂至死」的大環境里，「高雅」、「嚴肅」或「美」，早已失去了在傳統社會語境中的神聖光環及號召力。文學閱讀成了苦差，甚至有西方教育家專門撰文論證教育在當代語境中的「不可能性」。也有人斷言文學的價值不需要「別人」認可，有位中文系教授就曾傲然宣稱：「上中文系沒有任何用處，要廢就廢得徹底一點。」一時傳為美談。這番蔑視世俗的狂放之言固然是在張揚「純文學」的「獨立」精神，然而，這一立場在娛樂時代已經失去了批判的鋒芒，獨善其身的「個性自由」從未顯得如此庸俗。

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現實，從不同的角度呈現文學的價值和力量，才更加必要、更加迫切。這不是要討取世俗的認可，相反，這是延續文學固有的理想主義立場，是文學對時代的擔當。

青年劇作家曹禪曾這樣描述「90后」一代所處的文化困境：「有一桶水，所有的人站成一排，每人從桶里舀一勺出來，就這樣一代一代傳傳傳，傳到我們這裡，桶空了。」現在是信息時代，普通個人接觸文化遺產比以往的任何時代都要便利，「桶」怎麼會空了？然而這個比喻卻是形象的：泥沙俱下的信息洪流中，傳承感、共有感消失了，個人對於群體的歸屬感也變得空洞，認不出上一代傳給了自己什麼「文化遺產」，也想不出自己會有什麼可以傳給後來人。

處於探索期的青年一代對這個問題自然感受得更加強烈。今日的讀者，不再是在物質貧瘠、成分單調的素樸生活中向文學尋求超拔的精神飛舉，而是先自「迷失在開心館中」，在光怪陸離的娛樂文化中無力自拔；他們需要的是更加強勁、更加「真實」的力量，為他們注入生活的信心，幫助他們重踏實地，強化他們的歸屬感與社會價值感。這樣看來，青年尤其需要文學，而且必然需要通過不同於上一代的方式去接近她。

文學能不能扮演青年一代的「救世主」，自非教師一方所能安排；但文學對當代現實會起什麼作用、該起什麼作用，我們這些文學教師似乎不能順其自然、聽之任之。呈現出文學怎樣的「面目」，是我們力所能及的日常工作。至少我們的授課不應當強化學生的一般成見，讓他們繼續認定這些「高大上」的東西莫名其妙、與我無干。

當學生們對文學經典敬而遠之，我們首先需要為他們破除「經典高不可攀」的消極印象，引導學生具體地認識到文學與時代現實之間親密、複雜、緊張、多樣的關係，並以文學的真實與真誠，鼓起他們求知、求真的勇氣：沒有哪個時代是輕鬆愉快的，重要的是怎樣面對生活。他們中有多少能成長為學者、有能力在將來展開文學本體論層面的討論，這也許不是最重要的任務；重要的是，讓更多的青年意識到，他們並非「孤立無援」，也沒有什麼「文脈已斷」，文學仍是為他們提供知識、勇氣、靈感與智慧的寶庫，在經歷了艱苦的、足夠的學習之後，他們完全可以經由文學來尋求「更好的自我」與「更好的世界」。

在這個過程中，「文學本體」自然不一定要成為他們的「精神家園」。這個概念可以只是一種用於測量研究界宏觀動向的思想工具。對文學的一切思考，不一定要向內歸結於某種人為的「完美」體系，而是可以更明確地指向絕不完美的現實，並透過現實，去塑造未來。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7年3月1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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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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