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亞洲主義」說起

狹間直樹教授的新作《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原是以講義為基礎在刊物上分章連載的長文，具有專書的架構，但是並未結集出過日文版。10年前撰寫《「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一文時，認真拜讀過連載的各章，印象極為深刻。如果沒有這一大作，要想將紛亂如麻的先行研究和相關史事梳理清楚，確定自己的出發點，可以說相當困難。正因為有此機緣，得知北京大學出版社有意出版海外學人的力作，立即想到此書，希望能夠首先在出版中文版。得到出版社方面的贊同后，懇請狹間教授破例俯允。

關於這本書的緣起及旨趣，狹間教授的前言和序章已有清晰的說明，具體內容也有詳細的陳述，解讀學術著作，當以作者本人的文字為準，仔細揣摩本意，並對所依據的材料和所研究的問題反覆比勘驗證。在此想說或能說的，其實是一些有助於讀者理解本書要旨及其難度的言外之意。

本書作者狹間直樹

京都大學自創校以來，研究的歷代學人均以像學界高明一樣研究問題為重要取向和旨歸，民國時期京都曾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漢學研究中心之一，甚至成為許多學人心儀追仿的對象。狹間教授得到前輩大家的親炙，努力保持和發揚優良的學術傳統，功力與見識非同一般，以至有學人驚嘆其能做式的學問。行內的人都明白，這是對域外研究者的極高讚譽。

學問之事，應當先因而後創，繼往而有餘力，才能創新局面。而繼往須沉潛，創新則要兼具眼界、氣度和機緣，可能會冒不小的風險。中外學術史上，守成有餘而創新無果甚至誤入歧途的事不乏先例。狹間教授及其主導下的集眾式團隊由史向近代東亞共同史拓展的努力，與有些看似相近的做法形同實異，並不是研究領域的簡單放大，或望文生義的穿鑿附會， 而是立足於事實聯繫的比較研究正途，極具前瞻性。循此以往，可望收穫無數的碩果。

京都大學風景

治學取法高明，一般而言同時也意味著難度加大。由史擴展到東亞史，不僅要求對東亞各國的歷史文化有深入貼切的理解把握，對所研究的問題有具體入微的材料史事的充分掌握，而且要對東亞人心中的所謂西學及其在東亞各國的影響所引起的變相具有相當歷史性的認識。當今學界，兼具這些條件者屈指可數。

對於學人而言，滿足上述條件無疑難度頗高。不少人深有感觸地體會到，日本是一個了解越多反而越覺得陌生的國家。研究明治時期的亞洲主義，按照今日的分類，既屬於日本史的範疇，又是東亞史尤其是日中關係史的要項。在，要深入研究這樣頗具跨度的題目存在相當的困難，因為很不容易充分掌握各方各類相關資料，更不容易理解拿捏形形色色的相關人事。既有論著的論點，有不少是從結果上溯，追究原因，又多少帶有以我劃線的慣性，雖然看起來井井有條，頭頭是道，可是如果將所有的材料史事排列在一起，許多觀點就會捉襟見肘。尤其是一旦不再關起門來自娛自樂，而是放到國際論壇上與各方平等交流對話，不免立即有相形見絀之感。即使不會自慚形穢，也難免被人看低而導致矮化。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就東亞史的研究而論，不能充分掌握材料理解史事的問題其實在日本學術界同樣存在。在日本史與東亞史或史界域分明的狀態下，日本一般史的研究者並不熱衷於研究看似屬於日本史範圍的題目，而且由於歷史的因緣，即便抱有興趣，也苦於材料難得。因為有關當事人及其親屬或關係人，更願意將材料交給日本史的研究者。史研究者不能接觸到相關資料，且對明治日本史的認識不足，只能採取迴避的態度。但是，由於涉及的問題範圍已經溢出日本史的疆界，日本史研究者雖然掌握了好的材料，卻不能充分恰當地解讀。尤其是涉及與周邊國家關係的具體人事時，泛泛而論甚至誤讀錯解的情形所在多有。

勇於開闢荊棘叢生的嶄新領域，或許是學界的常態，陌生與未知往往會引發好奇，觸動探險的興趣。可是，挑戰並非所屬卻已經高手如雲的領域，就不能僅憑興趣作為動力，而是有意探測和考驗自己智慧、毅力的極限。與的研究仍然趨奉歐美為典範，並爭相追仿西方先進的情形大相徑庭，日本的日本研究在丸山真男等人的倡導下，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 已經達到相當高深的境界，以至於如今一些歐美學人認為基本沒有必要再對日本進行專門研究，只需將日本的日本研究加以介紹引進和領悟掌握即可。也就是說，學人尚未普遍認識到，或者尚未做到，應是研究的本體主流，與世界對話或是瞄準國際學術前沿的說法，拿捏不當，便不能把握好儘力吸收輸入外來學說與不忘本來地位的分寸尺度，而將邊緣視為中心，將歐美的研究與歐美學術主流對話的種種考量架構當作普遍公理，結果勢必導致捨本逐末。在這方面，的研究理應學習仿效日本的日本研究。

書影

不過，這並不是說日本的日本研究已經臻於完善，再無進取的空間。明治時期日本的知識人，有不少兼通日文、漢文和西文，明治時期日本的歷史，又與東亞其他國家聯繫緊密，而今日的研究者，要想兼具各方面的語言文獻以及兼通各方面的歷史文物，不能說絕無僅有，也如鳳毛麟角。尤其是在漢文和漢文文獻的掌握方面，與明治時期日本知識人的差距較大。如此一來，要想真正回到歷史現場，進入明治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即使對於當今的日本人而言，也是相當困難的事。而不能真正進入，則意味著解讀明治日本人的言論行事，看似言之鑿鑿，其實還是難免有些霧裡看花，甚至隔靴搔癢。

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者，是相當複雜的人群，他們都是眼光向外，但動機目的各異。一般日本人將他們視為另類，而一般人卻把他們當成全體日本人的代表。他們的言論行事與東亞周邊國家關係密切，不能僅僅從日本的視角理解把握，同時他們又是日本人的一部分，沒有對於日本社會歷史文化具體入微的了解，也很難認識透徹。也就是說，單向度不可能理解這一複雜人群的所作所為及其內部結構，包括各種小團體之間犬牙交錯的關係。只有在東亞整體史的視野和格局下，對於該人群的認識才能深入一層，得其所哉，而不致循著後來的走向和現存的狀態各自解讀。此外，亞洲主義既是日本如何與東亞周邊國家相處以及在世界上如何自處的問題，同時也是東亞各國如何共處的問題。歷史已成過去，問題依然存在，對當今的東亞仍是嚴峻考驗。

書影

從這一角度看，狹間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從史向東亞史擴展，正是知難而上的壯舉。因為具有對明治日本必要的知識儲備，加上恰當的研究取徑和做法，又竭盡所能發掘掌握各方面的資料，所取得的進展相當顯著。狹間教授主持的梁啟超與明治日本、西方的集眾研究，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典範，使得中外研究學界對於近代受明治日本影響的認識，從原來較為籠統寬泛的層面大幅度提升。後續的相關研究，必須在此基礎上前行，否則就有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之嫌。不僅如此， 即使對於明治日本史的研究者而言，所解決和引發的問題，也會成為學術發展新的取向。畢竟古往今來東亞社會的相關性以及整體化，只有從各個文化系統的具體聯繫才能梳理清晰，理解到位。日本歷史學界三分天下的格局如果不能打破，東亞史的研究留有以待的空間就一定不小。

可是，受畫地為牢的分科治學制約，一般學人只有專家式的訓練，要想跨越學科或專門的藩籬，實屬不易。簡單地各方相加，如同曾經的科際整合，雖然熱鬧一時，未必能夠產生高明和佳作。其實近代學人早就察覺史學是一切分科及其方法的彙集，只要取法得當，就非但不會畛域自囿，而且能夠用不分科的態度辦法研究所有的專題。作為領軍人物的狹間教授，長期研究近現代史，又受所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前輩學者的言傳身教，對於古代史和日本近世以來歷史的諸多問題深入堂奧，並與歐洲學者學術交流密切，可以說是率隊切入東亞整體史的不二人選。

附錄《善鄰協會、善鄰譯書館相關資料》

幾年前，曾請狹間教授審閱即將出版的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近代的知識與制度轉型》的書稿，全書為集眾的成果， 涉及門類方面甚多，各章由團隊成員分別寫成。在特意事先不做任何溝通的情況下，狹間教授逐一點評各章的利弊得失，所排序列及所指出的優劣，與自己心中所想高度吻合，當時兩人都不禁詫為奇事。由此可見，即使在見仁見智的當下，學術仍有大道無形的標準途轍。而狹間教授的學識廣博和見識精準，於此亦見一斑。這也是狹間教授無論統軍破陣還是單騎闖關，都能夠斬獲頗豐的根本所在。

高明治學，每著一書，不僅寫成一事，而且形成一種則例，可以起到具體示範的作用。像《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這樣的著作，日本固然需要，尤其需要。猶如一座界碑，將相關研究前後分別。以此為基點，應當更上層樓，否則勢必等而下之。來者若能夠接著做並且接得住，的日本研究及東亞研究當能迎頭趕上，切實增強與國際對話的能力。至於高明往往照遠不照近，就要看來者的智力和努力了。

作為附錄的《善鄰協會、善鄰譯書館相關資料》，其意義和價值狹間教授在前言中說明甚詳。比較方便地獲得這樣真正是塵封已久、罕為人知的第一手直接材料，對於推動提升學術界的相關研究至關重要。在條件具備的今日，類似的引介出版工作應該大規模進行。至於善鄰譯書館因流通不暢而中絕，事關當時的歷史文化及環境等因素，還有不小的進一步探討空間，有待同好的再接再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