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 | 毀譽參半的雙語大師林語堂

我無意於研究林語堂。他雖然以「幽默大師」聞名於世，但讀起他的文章，我覺得反不如梁實秋的散文幽默。林語堂是語言文字學家，他編撰的《當代漢英詞典》是一部權威性的工具書，可惜我天生愚鈍，對這門學問全無興趣。林語堂之所以聞名海內外，因為他「腳踏中西文化」，是現代珍稀的雙語作家。他出版的英文論著約40種，其中僅《生活的藝術》一書就在美國出了四十多版，還有英、德、法、意、丹麥、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的版本，暢銷三四十年而不衰。遺憾的是我不懂英文，因而難於分享他的成就。

然而我還是關注了林語堂，因為在現代文化史上他是個繞不開的存在。我是以魯迅研究為職業的人，僅在《魯迅日記》中林語堂就出現了127次。研究魯迅，怎能不研究他的同時代人呢？更何況林語堂還是一個獨立的存在，除了跟魯迅的恩恩怨怨，他本人值得研究的地方還有很多。

我開始研究林語堂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原因是我應邀到台灣舉辦了一次以《幽默雜談》為題的講演。邀請者是已故台灣空中大學教授沈謙。沈先生是研究修辭學的學者，能言善侃，號稱台灣的「名嘴」。台灣空中大學相當於大陸的廣播電視大學，相當多的學員是在職人員，利用業餘時間深造，所以講座安排在晚上進行。

那次我講的是：「幽默」是英文humour（詼摹）的音譯，源於拉丁文，含義為體液。直到文藝復興時期，幽默的含義才逐漸由醫學領域向社會領域和藝術領域轉移，成為一個喜劇美學的概念。1924年5月，林語堂率先將「幽默」的概念引進到。接著，我重點介紹了幽默最基本的功能——引笑機制，以及製造幽默的常用技巧。在講演中，我還粗略談及了幽默跟機智、滑稽和諷刺的異同。會場的氣氛是活躍的，但講完也有兩位聽眾有不同反應。一位是中年公務員。他天真地說：「您從北京來，我還以為您是來說相聲呢！」原來他把幽默跟搞笑完全混為一談了，所以有些失望。還有一位是大學青年教師，他神情凝重地問：「陳先生，台灣正在競選『立法委員』，聽說下個月就要投票了，此刻氣氛相當緊張，您看我們台灣老百姓能幽默得起來嗎？」我一時語塞。這個問題，促使我對幽默的社會功能產生了進一步思考。

從台灣回北京后，我寫了一篇《「相得」與「疏離」——林語堂與魯迅的交往史實及其文化思考》，除了梳理他們交往的過程之外，還論述了他們在「幽默」問題上的分歧。林語堂認為：幽默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幽默常包括一切使人發笑的文字；而狹義的幽默則區別於淺薄的滑稽和辛辣的冷嘲。因為幽默固然能收到諧謔的效果，但對所謔的對象卻充滿了同情悲憫。所以林語堂指出，幽默的真諦在於「悲天憫人」。對於作為一種語言風格和文字表現手法的幽默，魯迅從來未持否定的態度。他還親自翻譯過日本鶴見佑輔的文章《說幽默》。魯迅跟林語堂在幽默問題上的主要分歧在於：一、在20世紀30年代的是否適合於大力提倡幽默？二、幽默與履行社會批評使命的諷刺是否互不相容？三、對幽默的社會功能與藝術功能如何估計才恰如其分。

林語堂的讀者都知道，創辦《語絲》初期，林語堂在跟北洋軍閥鬥爭的過程中意氣風發。他《祝土匪》，《說文妖》，《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因此跟魯迅一樣被列入了通緝的黑名單。1927年「四·一二」事變之後，林語堂由辦《論語》到辦《人間世》，從臭蟲跳蚤、吸煙打牌、飲酒中風、抽水馬桶，乃至男子精蟲、女子月經……統統都成了他幽默的題材。一時間，似乎天下無不談「幽默」和「性靈」。林語堂本人也由「諷刺的幽默」轉變為「閑適的幽默」，由「鬥士」轉變為「名士」「隱士」。

1966年,林語堂在台北

然而，在一個風沙撲面、虎狼成群、炸彈凌空、餓殍遍地的時代，在一個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銳的時代，林語堂提倡「性靈」，強調「自我」，想當「隱士」，是完全做不到的。在國共兩黨的生死搏鬥中，林語堂無法始終保持超然的立場。他選邊站隊的結果，是在40年代一頭栽向了國民黨蔣介石一邊。這在他漂泊海外三十年和晚年回台灣定居十年期間表現得十分明顯。

2013年，台北陽明山林語堂故居整理出了一批林語堂書信，包括林語堂致蔣介石、宋美齡信函，使我對林語堂的政治態度有了進一步認識。從這批信函中得知，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林語堂就選擇了擁蔣反共的立場。他認為共產黨在海外的宣傳取得了成功，而國民黨則敗在宣傳，所以他願意寫文章介紹蔣介石「防共之苦衷」。1945年11月26日，林語堂致宋美齡信，說有一位蘭德爾·古爾德先生在《剖析林語堂》一文中攻擊他「每一個道德細胞都已敗壞」，所以他懇求蔣介石給他題寫「文章報國」四個字，如能遂願，死而無憾。1966年，在海外漂泊了三十年的林語堂回台灣定居。蔣介石不僅為他在陽明山麓建造了一棟漂亮的別墅，而且有意請他出山，擔任考試院副院長。七十多歲的林語堂認為他處於在野地位，更能為蔣介石儘力，而「一旦居職，反失效力」。「以道輔政」，就是林語堂晚年給自己的定位。

除了對林語堂與魯迅進行了比較研究，我對林語堂研究的另一微薄貢獻，是在國內首次披露了一批林語堂與南洋大學衝突的史料。2008年4月，我應邀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文學院訪學，接觸了一些當地人，發現林語堂在新馬地區的口碑並不好。我在新加坡國立圖書館還讀到一本小說，書名叫《「美是大」阿Q正傳》，就是用主人公「美是大」影射林語堂。小說作者「吐虹」之所以給林語堂取了一個「美是大」的綽號，就是因為林語堂在新加坡到處演講，頌揚了美國的文明、女人、脫衣舞……林語堂還當場質問聽眾：「美國的女孩子多數在結婚以前便有了孩子，這裡有沒有？美國的娘兒們袒胸露肩，下半身赤裸，上身幾乎全部暴露，敢公然在街上跑，這裡誰有膽量？她們敢公然和不認識的男人調情，這裡誰敢這樣做？」

不過，林語堂之所以在新加坡被人詬病，並不是因為這類言論，根本原因是發生於1955年的「南洋大學事件」。那一年4月，被南洋大學執委會聘為校長的林語堂宣布辭職，領取了一大筆遣散費。林語堂一方斥責執委會一方背信棄義，是被共產黨操縱利用；另一方則認為林語堂是「小丑扮青衣」，是吮吸華僑血的「臭蟲」。時隔半個多世紀，這場糾紛的是非如何才能斷定呢？

有幸的是，我在新加坡國立圖書館查到了林語堂跟南洋大學執委會負責人陳六使、連瀛洲的一批通信。這批私人函件是林語堂主動公布的，刊登於1955年3月21日的《星洲日報》，總題為《林語堂與連瀛洲備忘錄》，由於歷經半個多世紀，原報早已漫漶破損，我看到的是縮微膠捲。

這一事件的主人公之一陳六使是南洋大學的創辦人。為了保存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重點培養新馬地區的華裔高中畢業生，他捐獻了167萬美金作為南大開辦基金。連瀛洲也是新加坡的一位僑商領袖，1953年年底作為陳六使的代表，自費到美國紐約動員林語堂出任南洋大學的第一任校長。當時南洋大學急需聘請一位有一定國際影響而又能為英國殖民當局接受的校長，曾經想請胡適或梅貽琦出山，均未獲允，於是林語堂就成為了他們當時力爭的人選。為此，南大執委會不僅為林語堂提供了極其優厚的待遇，而且在書信中承諾「校長負大學行政全責」，「校董不得干涉大學行政」。孰料林語堂1954年10月上任之後，竟要根據他心目當中西方第一流大學的水準，一口氣就要把南洋大學辦成「亞洲東南第一學府」。這自然會牽涉到辦學經費問題。南洋大學的辦學啟動費都是南洋華僑的血汗錢，不僅來自少數僑商的捐助，而且新加坡的小販、三輪車夫、割膠工人乃至舞女都舉辦了義賣、義演、獻薪等活動，每一分錢上都浸透了華僑的血汗。經費原本支絀且又勤儉節約的執委會，焉能對這種好大喜功的做法坐視不管？

陳六使

1955年2月17日至同年4月6日，林語堂跟南大執委會進行了五十天劍拔弩張的談判，以南洋大學執委會給林語堂一方支付了十多萬美金的遣散費宣告結束。按照當時的標準，林語堂在新加坡短時間的薪酬，相當於當時高校教師86年的總收入。所以，林語堂與南大執委會之間的這場衝突，是一場雙輸的衝突：南大執委會輸了巨資，林語堂輸了名聲。事後林語堂把南大執委會解聘他的原因歸結為共產黨幕後的煽動，完全是一種不尊重事實的說法。從新加坡訪學歸來后，我寫了一篇《折戟獅城——林語堂與南洋大學》的長文，刊登在《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4期；又將這批原始信函刊登在《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作為我給林語堂研究提供的一點新史料。

原南洋大學校門牌坊

2016年5月，經友人安排，我到福建漳州平和縣林語堂紀念館舉辦了一次講座，題為《林語堂其人及其文化思想》，講稿後來刊登在《中華讀書報·國際文化》專欄。我的講演是普及性的，卑之無甚高論，但借這次難得的機會，我切身感受了林語堂故鄉的地理和人文景觀。

根據林語堂的《八十自敘》，他出生在福建南部沿海山區的龍溪縣板仔村。當年的龍溪，就含有如今的平和縣。板仔村四周皆山，極目遙望，但見綿亘，無論晴雨，皆掩映于山霧之間。林語堂說，這些層巒疊嶂的青山形成了他健全的觀念和簡樸的思想。板仔的水同樣讓林語堂魂牽夢縈，因為板仔村亦稱為東湖：「雖有急流激湍，但淺而不深，不能行船，有之，即僅淺底小舟而已。船夫及其女兒，在航行此急流之時，必須跳入水中，裸露至腿際，真箇是將小舟扛於肩上。」這種生動的民俗畫卷，如今已經見不到了。

1907年，林語堂12歲，林語堂的故鄉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修建了一座新教堂。這應該是林語堂第一次跟西方文明接觸。同樣遺憾的是，這座教堂在上世紀70年代已被拆除，人們已無法體驗兒時林語堂從教堂屋頂滑下來的情景。目前，只留下了林語堂父親在河邊荒地上修蓋的五間小平房，作為林語堂故居供人參觀。故居內懸挂著林語堂不同時期的照片，擺放著木製餐桌、照明燈等老物件，把觀眾帶回到這位幽默大師流連眷戀的青少年時代，與故居相連的還有銘新國小一間十來平米的教室。林語堂六歲至十歲在這裡上學。家長每周給他一個銅板，當時可以買一碗面吃，也可以買一個芝麻餅及四塊糖果。我舉辦講座的林語堂文學館，就在林語堂故居旁邊。文學館門外有一株大樹，樹下有一個當年的石桌。講演之前，我特意坐在石桌邊品茶，讓思緒穿越到那悠遠的年代。

這次平和之行的最大收穫，是結識了兩位當地作家：一位是林語堂文學館館長黃榮才，另一位是平和縣作協秘書長林麗紅。從他們那裡，我了解到一些饒有趣味的史料。比如，林語堂在《八十自敘》中說，他跟板仔村的一個女孩賴柏英十分相愛，小時候常在一起捉魚蝦。林語堂上聖約翰大學之後返鄉，鄉親們都認為他們是理想的一對。但未能遂願，林語堂到了北平，賴柏英就嫁了本地一位商人。1963年，林語堂出版了一部自傳體的英文小說，書名就叫《賴柏英》（Juniper Loa）。

然而，黃榮才和林麗紅告訴我，經過調查，賴柏英生於1913年，而林語堂生於1895年；也就是說，林語堂要比賴柏英大十八歲。林語堂大學畢業時，賴柏英剛三歲，兩人怎麼可能會產生戀情呢？故鄉人又怎麼可能認為他們兩人般配呢？再說，賴柏英於1932年（一說1931年）結婚，丈夫蔡文明在中學任職，也不是什麼商人。據他們推斷，林語堂的初戀對象應該是賴柏英的姐姐賴桂英。她跟林語堂年齡接近，而且丈夫林英傑的確經商。不過。令人費解的是，如果初戀真的刻骨銘心，那怎麼會連戀人的名字都記錯呢？由於這一段戀情跟林語堂的創作直接相關，進一步考證也許並不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

當我撰寫這篇回憶文章的時候，離開平和這個南國的柚子之鄉已經整整一年了。以我目前的年齡，此生應該會跟林語堂研究告別了吧。但有幸的是，我跟林語堂故鄉人的友情是割不斷的。我們在智能手機上建了一個朋友圈，這個「群」的名字就叫「語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