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的重任

原標題:雄安新區的重任

中央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被視為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根據官方的說法，雄安新區的設立首先是為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加快構建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新區還可以起到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緩解北京大城市病，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這些目標可以說是對不合理存量結構的調整，但新區自身承擔的主要任務是培育和打造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形象的比喻，就是打造一個體制機制創新的科技創新基地，類似美國的矽谷。

經濟自改革開放后，先後在三個不同的時點設立了相應的特區：第一個時點是1980年代深圳特區的成立，它的使命是融入世界的窗口和橋樑；第二個時點是1992年浦東新區的成立，浦東新區是綜合改革試點，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金融發展和國際化；現在設立雄安新區，是承擔為經濟轉型尋找出路的任務，探索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

在經濟長達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經濟進入一個新常態，舊的發展模式已經積累了太多結構性的矛盾，不僅逐漸產生和增加經濟風險，還阻礙經濟可持續的增長。急需尋找新的發展動力，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最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防止經濟停滯而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實現國家崛起的目標。

因此，需要從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轉變。創新首先需要體制機制的創新，為科技的創新提供一個自由寬鬆的環境。十八屆五中全會為此提出，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

但是，經歷幾十年由政府主導的傳統發展模式，體制內以及整個社會已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觀念、思維、行為模式以及利益格局，這些增加了存量改革的難度並影響了改革的進度。在這樣一個舊體制基礎上創新，必須首先對體制進行大的手術，然後才有可能刺激科技創新。這是一個漫長而又艱難的過程，在調整過程中，增長動力不斷衰竭，風險積累會越來越大。

所以，破解發展難題，必須厚植髮展優勢。將存量中的一些優質資源移植到一個新的體制機制平台，可能會更快地產生化學反應，起到通過創新引領發展的作用。因此，雄安新區就承擔這樣的任務，在幾乎是一張白紙的地方，按照五大發展理念，籌建一個新區，這個新區必須在體制與機制上與當前的城市截然不同，然後吸引從事創新事業的科研機構、企業與人才流入，激發創新活力，從體制與技術兩方面為廣大的存量部門提供經驗和引導。

為什麼必須通過建設新區才能完成體制創新與技術創新這個重任呢？這是因為傳統的城市格局，是按照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央集權模式分佈的，在這種等級制下，優質資源過度向中心城市聚集，比如全國的優質資源集中於首都，而各省的資源主要集中於省會等等。

當前，這些中心城市因為資源過於集中，吸引了過多人口流入，造成城市交通擁擠、環境污染以及越來越低的效率，大都染上了大城市病。而更為關鍵的問題是，大城市房價不斷創出新高，增加了人才流入的門檻，甚至會導致一些人才的流逝。過高的房價會造成年輕人才的分流作用，過高的成本也會削弱大城市優質資源的優化組合，而二三線城市並不能為分流的人才提供施展的平台與空間，因為與一線城市相比，中小城市更加缺乏自由的空間。

將中心城市的一些優質資源剝離出來，放置於一個機制創新的新區，而且這個新區不允許地產炒作，實行新的地產發展模式，以降低流入人才的生活壓力，不被住房所累而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創新活動中去。這就是雄安新區建設的目標與承擔的任務。這涉及到了存量資源的調整，從首都這樣的大城市向新區分流，但是，新區的主要任務是通過體制創新，利用這些資源，創造新的增量，形成創新驅動發展模式，並起到引領作用。

這可能與深圳、浦東不太相同。深圳與浦東是「平地起高樓」，不管是基礎設施還是企業、人才，都是通過其體制性魅力吸引越來越多的創業者，是真正的增量。而雄安新區是遷移概念，即將北京存量資源中的一部分整體遷移到雄安。那麼，一個主要的挑戰是，如果將一些植物從原產地遷移到新的家園，這些植物可能依然是原來的樣子，而無法進化，除非有新的生長環境。因此，雄安新區成功的基礎是體制改革，體制創新。

從體制創新這個角度看，大部分主要城市都已經建立了新區，所以，不用像北京這樣籌建雄安新區，但這些新區可以像雄安新區一樣，推動體制創新，同樣可以起到創新引領作用。國家發改委日前發布了《2017年國家級新區體制機制創新工作要點》，對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重慶兩江新區等18個新區的體制機制創新工作提出了要求和部署，要求他們在深化改革創新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等方面探索，多積累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發揮輻射帶動作用。

新區因為包袱少而承擔體制創新的任務，這並不代表相對的老區就可以坐等新區傳授經驗。實際上，一線城市具有治療大城市病的緊迫性，在解決大城市病的同時，應該積極推進體制機制創新，提高城市的經濟運行效率，最大程度將人力資源轉換為要素資源，一線城市具有人力資源優勢，主要問題是落後的行政體制與城市格局妨礙了這些人才發揮作用。

經濟發展到了一個過大關的階段，是否能夠實現從傳統的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為主轉變，是能否守住改革開放以來創造的巨大財富，保持繼續增長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講，雄安新區所承擔的探索任務確實是一項國家大事，但國家轉型的重任不可能由一個「新區」肩負，而應該是全國與全民族的責任，只有調動起全國人民的創新熱情與創造能力，才能成功完成轉型的任務，實現國家崛起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