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革命與雛菊|天涯·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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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天涯》2006年第6期。

革命與雛菊

1

我們往往是通過一個人認識一個國家。大約五年前，我在舊金山認識了喬治和戴西夫婦。他們後來到我住的小鎮朗誦。我們在一家義大利餐館吃晚飯，餘興未盡，我把他們夫婦請到家中，打開兩瓶上等紅酒，一直聊到深夜。在美國難得碰到有意思的人——這是標準化生產的結果，像喬治和我這樣的殘次品純屬淘汰之列。

喬治是美國詩人，出生在匹茨堡產業工人家庭，十二歲離家出走，后當兵被送往越南戰場，由於參加反戰活動被送上軍事法庭，勝訴，回到美國拿下碩士，再東渡日本學習武術。

戴西也是詩人，她的身世更傳奇。她出生在尼加拉瓜首都馬那瓜的文化世家，自幼進天主教貴族學校，上大學后投身政治。她加入反索摩查(Somoza)獨裁統治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簡稱桑解)，成為桑第諾電台的播音員。革命勝利后，擔任新政府的文化部副部長，主要負責拯救尼加拉瓜藝術，開展全國性掃盲運動，組織各種詩歌工作坊。她驕傲地對我說：「我們內閣成員幾乎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出國訪問，讓人目瞪口呆。」

戴西原意是雛菊。她是個很特別的女人，在優雅而難以捉摸的美中隱藏著某種野性。她的皮膚會讓人想到某種貴重瓷器，卻在革命的風暴中完好無缺。她年輕時想必了不得，給以男性為主的革命帶來多少動力。

從我教書所在的印地安那州的冰天雪地中出發，換了兩次飛機，終於到達熱帶的尼加拉瓜。晝與夜，冬到夏，有轉世投胎之感。到達離首都東南四十公里的格蘭那達已近午夜。這個西班牙風格的城鎮建於1524年，是西半球最古老的殖民地城市。

在旅館辦好手續，我穿過中心廣場來到對面的文化中心，今晚是詩歌節的開幕式，我剛好錯過。人們隨著音樂的召喚紛紛起舞。

有人高呼我的名字，原來是哥倫比亞詩人哈羅德，只見他像老鷹張開翅膀向我撲過來。他就像傳統小說中的人物，從這一章直接進入下一章：我們剛在智利分手，又在尼加拉瓜重逢。他掏出他主辦的文學刊物，封面人物就是我。他得意地說：「在你的詩的西班牙譯本中，我是最棒的。」

喬治和戴西隨即出現，久別重逢，我們像孩子一樣高興。戴西的眼睛閃光，似乎在說，看，我終於把你帶到了我的祖國。她把我介紹給詩歌節的組織者和尼加拉瓜詩人們。「這都是我們當年出生入死的戰友。」她說。喬治告訴我，今年11月的大選，桑解很有希望重新執政。戴西將參加競選班子，一旦成功，她很可能重新入閣。我們為革命的新曙光乾杯。

2

第二天早上我為了買牙刷順便逛逛街。這是尼加拉瓜最著名的旅遊城市，其繁華程度遠不如偏遠地區的縣城。按國民總產值，尼加拉瓜排一百三十一位，是拉丁美洲最窮的國家之一。

尼加拉瓜(Nicaragua)一詞的後綴阿瓜(agua)，西班牙文是水。它西臨太平洋，東抵加勒比海。還有兩個大湖，果然水源豐沛。尼加拉瓜於1821年擺脫西班牙的殖民統治宣告獨立，1839年建立共和國。1912年美國在尼加拉瓜建立軍事基地。

農民出身的桑地諾(Augusto C.Sandino)，1926年從墨西哥回國，領導金礦工人起義。同年12月，美國為了支持保守黨政權，派出兩千名海軍陸戰隊登陸。桑地諾帶領著二十九個夥伴進入了山區，展開游擊戰，隊伍不斷壯大。人們稱桑地諾「自由人的將軍」。當時全世界只有六百多架軍用飛機，美國竟派出了近七十架對付尼加拉瓜游擊隊。1928年美國胡佛總統提出與桑地諾談判，被拒絕。美軍終於在1933年撤出尼加拉瓜。1934年2月21日，桑地諾應邀到首都馬那瓜共商國事。當晚，國民警衛隊司令索摩查在總統府設宴招待。酒宴結束后，索摩查指派的兇手在暗中開槍殺害了桑地諾。索摩查1936年就任總統，建立了長達四十多年的家族獨裁統治。

奧爾特加(Daniel Ortega)生於1946年，被西方媒體稱為「天生的革命家」。他父母都是堅定的革命者。1961年以桑地諾命名的桑解宣告成立，年僅十五歲的奧爾特加加入后，立即和夥伴搶劫了「美洲銀行」的一家分行，為革命帶來第一筆「啟動資金」。1979年，桑解發動總攻，索摩查三世逃往美國，桑解成立了民族復興政府。后當選總統的奧爾特加，取消美國在尼加拉瓜的一切特權。美國總統里根宣布進行經濟制裁，同時支持尼加拉瓜右翼勢力，發動內戰。1990年大選，內外交困的桑解，終於敗給親美的反對派全國聯盟。

這一歷史轉折改變了戴西的生活，她退出政壇，離開故鄉來到美國，認識了喬治，在舊金山定居下來。而我也由此通過喬治和戴西認識了尼加拉瓜。

是夜，在一個燒毀的教堂前舉辦詩歌誦會。先由政要講話，為一個紀念銅牌剪綵，上面刻著「這裡是格蘭那達」。

威廉·沃爾科(William Walter)是十九世紀美國最出名的海盜。行醫、當律師、辦報紙都不能滿足他的野心。他好勇鬥狠，開疆拓土。1855年5月，帶領六十名散兵游勇從加州啟航，抵達內戰的尼加拉瓜，佔領格蘭那達，自封為尼加拉瓜總統，規定英文為官方語言，推行奴隸制。在尼加拉瓜人的反抗下，1857年他逃離格蘭那達前燒毀了許多建築，在廢墟上寫下「這裡曾是格蘭那達」。1860年，他再次去尼加拉瓜遠征，途經宏都拉斯時被捕，后被軍事法庭處死。這個沃爾特多少有點兒像山姆大叔早年的漫畫式速寫。

3

哈羅德和《新新聞報》主編與我共進早餐。我跟哈羅德頭天約好去馬那瓜，他請主編推薦值得一看的名勝古迹，首選竟是他們報社。我們搭兩位台灣詩人的順風車，到了馬拉瓜換乘計程車來到《新新聞報》報社，這是尼加拉瓜第二大報紙，第一大報叫《新聞報》。依此類推，第三大報紙應叫《新新新聞報》才對。進了《新新聞報》的簡易樓，哈羅德把我推給準備採訪我的女記者，自己忙著去辦事。「你是人還是日本人?」這是女記者的頭一個問題。一見哈羅德回來，我站起來說：「我不能接受這採訪，她連我打哪兒來都沒鬧清楚。」女記者不肯罷休：「我可以問一般性的文學問題呀。」「那你找別人去問吧。」我說。

出了《新新聞報》來到隔壁的《新聞報》，哈羅德索要有關詩歌節報道的剪報后，我們往湖的方向*5*6。馬那瓜與其說是個都市，不如說是個大村莊，其赤貧程度讓我吃驚。我說起美國入侵和左翼革命。哈羅德憤憤地說：「可別跟我提什麼桑解，這個國家就是被他們搞糟的，執政十幾年，搞國有化倒好，先把自己腰包塞滿了。」我反駁他的說法。哈羅德說：「我從來就不是右派，拉丁美洲作家沒有幾個是右派。但我對那些打著各種旗號的左派有足夠的警惕。他們一旦上台全都變質了……」在大太陽底下，我跟哈羅德兩個老外，為第三國的政治現實爭得臉紅脖子粗，汗都下來了。

一個推車賣冰棍的人帶來了涼意，讓我們冷靜下來。我們決定包下輛計程車，去報社以外的名勝古迹轉轉。老司機皮膚黧黑，很健談，樂於充當我們的導遊。我們先沿市中心兜了一圈。那裡一片廢墟，只有一棟高樓孤零零地立著，據說那是有豐富地震經驗的日本人蓋的。1972年聖誕節前夕，馬那瓜發生大地震，百分之七十的建築物倒塌，二十五萬人無家可歸。禍不單行，尼加拉瓜又在1998年受到颶風毀滅性打擊。鑒於天災天禍，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決定放棄尼加拉瓜的巨額貸款。

桑底諾塑像立在湖邊山坡上，巨大身影投向天空。在歷史的廣闊背景中，一個民族英雄是多麼孤單。

說到11月的大選，司機說：「要說我是桑解的老戰士了，但他們讓我厭倦。我當然還站在左派一邊，但不會再選原來那批人馬了。」我讓哈羅德問他知道不知道戴西，司機回答說：「當然，那個游擊隊姑娘，我們永遠都會記得她。她是個好人。」從馬那瓜回格蘭那達的路上，開計程車的小夥子年僅二十一歲，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提到大選，他痛快地說：「我不管什麼左派右派，誰給錢我就選誰。」

4

我請喬治夫婦和一位墨西哥女詩人吃晚飯。我們桌鄰天井，陣陣晚風襲來，略有涼意。背景音樂是尼加拉瓜民間歌手的奔放歌聲。我說到白天和哈羅德的爭論，還有出租司機的說法。戴西告訴我，哈羅德的話基本是對的。尼加拉瓜的政治腐敗是有悠久傳統的，且不說橫徵暴斂的索摩查家族，最近的例子是1996年當選的右翼總統，兩年前因貪污受賄被判刑二十年。革命成功后，桑解某些領導人也腐化墮落了。但她認為，革命的成敗應放到當時全世界冷戰的背景中去看。美國想盡各種辦法顛覆左翼政府，諸如經濟制裁，媒體宣傳，支持右翼發動內戰。

她告訴我，由於內戰和貧困，在尼加拉瓜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佔百分之七十，他們對革命所知甚少。戴西動情地說：「我常在想，那些普通老百姓怎麼看我們，革命到底給他們帶來了什麼?這讓我感到內疚。」她提到過去的一個女戰友，革命成功后曾任駐越南大使。後來她對桑解內部的腐敗失望了，決定擺攤賣雜貨自食其力，直到今天。其他攤販稱她為「我們的女司令」。

最後我們說到尼加拉瓜詩人魯文·達里奧，他是南美洲現代主義詩歌的奠基人。去年詩歌節開幕式上，就是首先由現任總統朗誦達里奧的詩篇。喬治說，你能想象美國總統布希在集會上朗誦惠特曼嗎?

在南美洲，革命和詩歌的確有某種特殊關係。下令刺殺桑地諾的索摩查一世於1956年9月被詩人帕瑞茲刺殺。帕瑞茲留下這樣的遺言：他只是做了「任何熱愛祖國的尼加拉瓜人早就該做的事」。索摩查家族特別恨詩人，特別是索摩查三世，無數詩人喪命在他們手下。依我看，革命與詩歌共享幻想與激情，但革命一旦轉換成權力，往往就會成為自身的敵人。好在詩歌和權力無關，甚至是權力扼殺的對象。我琢磨，作為詩人和革命者，作為高級官員和流亡者的戴西，到底是個什麼人?

戴西告訴我，她昨天見到當年「桑地諾之聲」的忠實聽眾，他把當年錄製的錄音帶送給戴西。另一個人在聽到戴西的朗誦後過來問：「你就是當年的廣播員?我的腦袋受過傷，大部分記憶都失去了。就在剛才，我突然認出你的聲音。」

在我眼前浮現出一個畫面：1978年某天，在秘密據點，年輕漂亮的女大學生戴西打開錄音機開關，調試音量，對準話筒：「這裡是桑地諾之聲，現在開始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