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論西安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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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西安事變這一現代歷史上驚天動地的重大事件，中共高層在當時和事後有很多精到的評論。

毛澤東、張聞天在一起

張聞天的論述

1937年3月3日，張聞天在《鬥爭》第126期上發表 《鞏固和平，準備對日抗戰》一文。文章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意義作了總結和論述。

張聞天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根本粉碎了日寇與親日派製造內戰滅亡的陰謀，開始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新階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民族的偉大勝利，也就是共產黨政治路線的偉大勝利。」

張聞天又說：「共產黨對於抗日救國的真誠，在西安事變中得到了具體的事實的表現。」共產黨「不是追逐於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局限於舊恨新仇的報復，而不顧大局的小團體，而是真能處處為國家民族的利益的偉大政黨」。

張聞天認為，這種表現不能不給全人民以「極大的影響」，不能不使全人民對於共產黨的了解發生重大的變化，從而使得全國幾個最大政黨聯合抗日的統一戰線的建立也「開始成為可能」。文章呼籲：「我們今天就要使這種可能成為實際，我們千萬不要放鬆了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

應該說，作為堅定不移地執行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方針的決策者和執行者，張聞天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意義的論述，是非常全面的，也是十分深刻的。

毛澤東的論述

西安事變爆發的消息剛剛傳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毛澤東就說：西安事變，把我們從牢獄中解放了出來。

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陪送蔣介石回南京以後，12月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放蔣」后的形勢和方針。毛澤東在報告中高屋建瓴地論述了西安事變的意義。他指出：「西安事變促進了國共合作，是劃時代的轉變，是新階段的開始。」對於國民黨來說，「西安事變給國民黨以大的刺激，成為它轉變的關鍵，逼著它結束十年的錯誤政策，結束十年內戰，而內戰的結束也就是抗戰的開始」。對於共產黨來說，「我們的地位提高了。我們在西安事變中實際地取得了領導地位」。

1937年1月，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時說：「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分人極力挑動內戰，內戰的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12月25日張漢卿先生送蔣介石先生回南京一舉，……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

毛澤東與朱德和美國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萊交談

毛澤東在1945年6月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把西安事變放在近百年來，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和抗日戰爭爆發以來現代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進行考察，給以深刻的歷史評價。毛澤東指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國民黨內部主張抗日的兩派愛國分子——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聯合起來，勇敢地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對日妥協和對內屠殺的反動政策，舉行了有名的西安事變。同時，國民黨內的其他愛國分子，也不滿國民黨當局的當時政策。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當局被迫地放棄了內戰政策，承認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

周恩來的論述

1936年12月29日，周恩來從西安致電中共中央，在分析「放蔣」后的形勢和提出中共應取方針建議的同時，對西安事變的意義和作用進行了論述和分析。周恩來指出：

第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意味著的政治生活走入一個新的階段的開端，即「進攻紅軍戰鬥走向停止」；「對外退讓政策將告終結」；國內統一戰線初步局面形成；「陝甘兩省變成抗日根據地之現實的可能性」。在這政治生活的新階段到來之際，共產黨必須轉變全部工作，使之適合於新的環境，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主導者。

第二，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預示著階級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組合，特別是資產階級營壘之決定性的分化過程，其意義就在於推動和加速了資產階級營壘中左派的集中，打擊了中間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過程沒有終結，大致仍存在著抗日、降日、中間三個營壘。新的變動就在於：抗日力量的增強與合法化；親日派遭受到致命打擊；中間派開始接近於左派，共產黨實行打擊親日派、鞏固以西北為中心之左派、影響與吸收中間派的策略。將西北變成抗日根據地和統一戰線的模範地區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成為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日建立的一個中心環節。

第三，孔宋政府是一個過渡的政府，這個政府在對日問題上將採取較強硬的態度，在民主問題上或許有一小步之前進，但顯然在許多方面仍會繼續著舊的路線。我們「推動與贊助其抗日傾向」，爭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時仍毫不放鬆對他的批評，「我們應與他每一個搖擺鬥爭，而爭取他過渡到抗日政府」。

1956年11月16日，周恩來主持紀念西安事變二十周年座談會，他在會上講話，對西安事變的背景、經過及其歷史意義和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的歷史功績，進行了全面的評價。他說：「當年我們的政治口號是北上抗日。接觸了東北軍、西北軍后，發現他們的士氣也是要抗日，再加上抗日救亡運動，推動了全國輿論抗日。這種民氣人心影響了張漢卿，造成了當時的局勢……這兩支部隊受廣大人民和共產黨的影響要求抗日，西安學生請願，以後發生七君子事件，最後逼出了西安事變。因此，西安事變反映了人民抗日的意志。當時有兩種可能，一是放蔣，一是殺蔣，我們是不主張殺蔣的。至今張、楊二人，一位犧牲了，一位囚在台灣。他們是千古功臣。張漢卿二十年來始終如一，西安事變時的心情至今未變。正因為如此，我們更加懷念他，尊敬他。」

上述中共高層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的這些評論，是對西安事變發生的背景、過程以及歷史作用、重大意義等的最好的總結和闡述，最全面深刻的評論。可以幫助我們完整正確地認識西安事變這一偉大歷史事件，全面深刻地理解發動事變的千古功臣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的不朽功勛，歷史具體地了解共產黨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發揮的領導作用，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和振興作出的卓著貢獻。

圖書信息

書名

中共高層與西安事變

作者

程中原

出版社

民主法制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7年1月

ISBN

978-7-5162-1411-4

內容簡介

1936年冬天的西安如何有這樣一場事變？

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張學良撤出東北。1935年，共產黨中央紅軍抵達陝北，蔣介石遂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均非蔣介石嫡系，屢遭排擠。1936年12月12日，為了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發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在各方勢力的斡旋下，西安事變最終和平解決，時局得以扭轉，十年內戰的局面基本結束，國共聯合抗日。80年過去了，對於西安事變的過程和歷史意義的探詢從未停止過，關於那場驚心動魄的「兵諫」，還有更多歷史真相等著我們去探索和解答……

本書運用中共高層來往的大量電文、信函等一手材料，披露了鮮為人知的高層針對西安事變的反應和舉措，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和可讀性。

作者簡介

程中原，中共黨員，研究員，江蘇省無錫市人。1977年至1983年在淮陰師專講授現代文學史、魯迅研究，任黨委委員、教務科長、學報主編，並為張聞天選集傳記組成員。1983年至1991年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工作，任《江海學刊》副主編、主編。1985年評為研究員。1991年起至當代研究所工作，任第三編研室主任，兼任胡喬木傳編寫組副組長。1992年獲政府特殊津貼。1996年起任當代研究所副所長。2003年至2007年兼任《當代史研究》主編。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學術顧問，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教材編寫課題組第一首席專家。著有：《張聞天傳》《胡喬木傳》（編寫組副組長）《轉折年代：鄧小平在1975-1982》《的成功之路》《歷史轉折三部曲：前奏·決戰·新路》（第一作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高校重點教材，第一首席專家）《國史黨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證據法》《信史立國：當代史研究縱橫談》《毛澤東張聞天與長征勝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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