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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 | 楊濤:以金融科技引領新金融六大變革

名家 | 楊濤:以金融科技引領新金融六大變革

社科院金融所所長助理楊濤2017年1月16日在《上海證券報》發表文章。楊濤認為:2017年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既面臨「寒冬冷冽」,也有新機遇。他認為金融科技會引領新金融六大變革,即從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從經濟科技到金融科技,從金融要素到金融功能,從金融技術到金融科學,從金融分化到金融共享,從行政干預到市場機制。

以下是文章全文:

2017年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短期看,監管的創新容忍度變化很正常,而從長期看,扭轉不良印象已經成了金融體系的重要補充。這包括不添麻煩、定位清晰、提升效率、各方共贏。金融科技帶動的新金融會出現新的變化,從監管上說,既要有短期治理和危機應對的策略,也要有長期內在的穩定器建設。無論強調金融服務實體還是普惠金融,政府和監管部門應最大可能減少對金融的「父愛主義」和「母愛主義」,以此重構更健康的政經生態關係。

在一輪「整治風暴」使互聯網金融創新熱潮漸漸冷靜下來之時,2017年互聯網金融既面臨「寒冬冷冽」,也有新機遇。從根本上看,互聯網金融只有回歸金融科技的核心驅動力與特質,才能浴火重生,這就需要重新審視,究竟什麼才是新金融的未來。

2017年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如全球不確定性增加,可能全面轉入流動性緊縮時期;金融監管體系改革進入最後博弈階段;海外互聯網金融新型業態普遍遭遇挑戰,逐漸向金融基礎設施層面下沉;在經濟波動時期,國家金融安全與風險評估機制的效率與安全的「蹺蹺板」上,逐漸傾向於後者;川普上台後,美國或許引領全球金融監管傾向再度放鬆等。綜合多種可能彼此矛盾的外部因素,從整體上看,隨著政策與市場格局趨於穩定,將會在繼續防範風險的同時注重提升新金融的活力。

短期看,監管的創新容忍度變化很正常,國外曾有過更嚴格的局面,如PayPal在美國曾一直面臨各級監管者認為其非法從事銀行業務(illegal banking)的質詢,P2P網貸平台也受到嚴厲監管。而從長期看,扭轉不良印象已經成了金融體系的重要補充。這重點包括不添麻煩、定位清晰、提升效率、各方共贏;風險可控,商業模式持續穩健;或做「小而美」的中前台業務,或是金融體系基礎設施的Fintech支撐,當然,盲目轉型可能觸及新雷區,如消費金融;真正發揮技術外溢性;彌補金融體系的短板與不足,踐行數字普惠金融,體現互聯網金融企業的社會責任等等。

地方金融改革曾有一些目標選擇,如支持地方企業;金融業的財稅貢獻;與國家戰略吻合,提升地方品牌形象,帶動中心效應與地產熱度;解決民間資本出路;改善金融制度與軟環境;解決就業與服務居民。無疑,從長期看,金融發展環境和基礎更重要。在此背景下,筆者認為,金融科技帶動的新金融理該體現如下變化:

第一,從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過去談科技金融,我們希望談的是科技產業與金融產業融合,但在考慮這對關係時,更多考慮的還是金融對科技的單向支持,相關部門出台的政策,在提到科技金融時,潛意識都指向金融如何更有效服務於科技創新、科技產業和科技事業。反觀金融科技,思路並不是完全單向的,而在更高層面上實現了科技與金融的融合——一面強調將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應用到金融產業鏈中,實現金融功能的優化;一面基於科技的發展,還會帶來一些過去技術不發達下難以想象的金融模式。

金融科技並不是簡單的虛擬經濟。新金融科技使金融與實體在更多層面上有效融合,虛擬與實體的劃分並不那麼容易。科技提升整個金融產業鏈的效率,在某種意義上不僅有助於完善金融,而且間接有利於金融更好服務實體。金融科技與創新,正如喝啤酒時,泡沫是衡量啤酒好壞的標準之一,好啤酒一定有漂亮的泡沫,但有漂亮泡沫的不一定是好啤酒。

第二,從經濟科技到金融科技。當我們談論金融科技時,會想當然地認為一些技術非常高大上,由此高估的信息技術發展水平。從技術層面看,自下而上的草根創新能力不足,在科技應用層面還有很多短版。例如,在國際電信聯盟發布的報告中,2016年能反映ICT普惠程度的IDI指數,列81位。顯然,發展金融科技不能僅以金融一條腿走路,尤其不能有「金融科技騰飛幻覺」。在去除各類「彎道超車」狂熱的同時,真正推動信息技術與金融技術的「並駕齊驅」式進步。

第三,從金融要素到金融功能。金融機構、金融產品、金融市場等等稱為金融要素,金融功能指的是這些要素可能實現的一些效果,如融資、投資、支付清算、風險管理等。當前,科技衝擊使傳統金融要素的邊界變得更模糊,金融科技著眼於功能的實現,典型的銀行類機構變得不像銀行;產品也在不斷跨界,無論銀行理財產品,還是保險公司的萬能險,在某種意義上都更接近私募的特徵。要素邊界不再像過去那樣涇渭分明。

在新思路導向下,金融科技支撐下的金融創新會從規模導向轉化為功能與結構導向。因此,金融科技追求的是功能的優化、落實及結構的完善,而不僅是爭規模,這是傳統金融機構和新型金融機構都面臨的問題。

第四,從金融技術到金融科學。科學與技術著眼點不同,科學解決理論問題,技術解決實際應用問題。一向重視實用,而科學精神重視「無用的好奇心」。因此也有批評認為,我們只有「技術哲學」,沒有「科學思潮」。具體到金融層面,我們關注應用層面的技術,關注產品、組織、渠道、客戶這些馬上能帶來效率,馬上能改善盈利的模式。但從金融科學角度,更應重視金融制度、規則、文化、生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我們需進一步反思現代經濟金融的科學精神,更應關注金融創新土壤的質量。

第五,從金融分化到金融共享。新技術改變了原有金融發展中的生態關係。比如金融與實體的分化與融合,金融模式的分化與融合:不再是互聯網金融VS傳統金融,而是信息化時代的金融;又如金融主體的分化與融合:高效、透明、共贏、持續的金融交易規則——改變「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的扭曲局面;再如金融效果的分化與融合:真正的數字普惠金融,實現科技引領的金融「強身健體」。

第六,從行政干預到市場機制。無論強調金融服務實體還是普惠金融,政府和監管部門應最大可能減少對金融的「父愛主義」和「母愛主義」,以此重構更健康的政經生態關係。同樣,還需告別「拍腦袋」式決策,理性認識金融科技環境下系統性風險與非系統性風險,實現「穿透式的監管」。避免制度和規則的大起大落,政策預期不應成為挑戰金融穩定的因素。

此外,金融科技對金融運行帶來了全新挑戰,從監管上說,既要有短期治理和應對危機的策略,也要有長期內在的穩定器建設。在新技術挑戰時代,出一些小危機、「小感冒」很正常,這能使「金融肌體」能及時排出毒素。如果一直不出問題,突然大病一場就可能是致命的。

編輯 魏宗 沈桓玉

來源 金融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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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起,研究所開始每年定期發布《人民幣國際化報告》,重點探討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面臨的重大理論與政策問題。報告還被譯成英文、日文、韓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並在北京、香港、紐約、法蘭克福、倫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圖等地發布,引起國內外理論與實務界的廣泛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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