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小琬：我所知道的賀子珍

賀子珍

文/祝小琬

1966年1月，我擔任上海市委招待處副處長，處長王健把接待賀子珍的任務交給我，我抱著崇敬的心情，隨他到湖南路262號一棟小別墅去見這位被大家稱作「姨媽」的重要客人。進入二樓書房，我看到了一位眉清目秀慈祥和藹的老人。儘管當時她還不到60歲且面色紅潤，但已略顯蒼老。

此後，我就經常去看望她，直到她去世。通過她平時和我交談，以及她的小輩親人向我陸陸續續講述的「姨媽」的經歷，我深深感到這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賀子珍1909年生於江西省永興縣。毛澤東上了井岡山不久，就和17歲的賀子珍結婚，從此她隨毛澤東南征北戰，打游擊，參加了艱難困苦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毛澤東與賀子珍

賀子珍告訴我：她和毛澤東結婚十年，共孕育了六個孩子，然而由於環境惡劣，戰爭激烈，有的孩子剛生下就不幸夭折，有的生下二十多天被送到老鄉家，不久就被告知去世。兒子小毛在他們身邊長到近三歲，由於部隊任務，托賀子珍妹妹賀怡寄養。賀怡犧牲后，孩子也沒有了下落。唯一給他們留下的，就是1936年紅軍到達陝北根據地不久他們生下的女兒嬌嬌（李敏）。1938年，她將嬌嬌託付給保育院，隻身一人離開延安到達莫斯科。

進入蘇聯東方學院不久，她就生下一個兒子。但不到八個月因肺炎而夭折，給她精神打擊很大。1941年，蘇聯衛國戰爭進入最艱苦的年代。是年，毛澤東把六歲的嬌嬌送到賀子珍身邊，賀子珍邊學習邊打工，還要照顧岸英、岸青和嬌嬌，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一年寒冬，還不到十歲的嬌嬌感冒發燒，病情嚴重，賀子珍告訴自己不能再失去這唯一的女兒，決定親自護理。但蘇方有關人員不同意，強行把她們母女分離，賀子珍怒不可遏，卻被蘇方人員認為是患了精神病，將她關入精神病院，這一關就是兩年多。

賀自珍與李敏在上海

1947年，東北解放，王稼祥夫婦到莫斯科打聽到賀子珍母女的下落，將她們帶回哈爾濱。1949年，全國解放，嬌嬌和毛岸青回到他們的父親身邊。賀子珍被告知，她不能前往北平，除此之外其他地方都可以去。於是她先南下到浙江，任省婦聯主任，後到上海虹口區掛職，住在溧陽路。她當時幫妹妹賀怡撫養孤兒。哥哥賀敏學和嫂子李立英來上海工作，住淮海中路時，賀子珍曾和兄嫂一起生活。賀敏學調至福建工作，她和嫂子帶著賀怡的女兒賀海峰，還有侄女賀小平住到泰安路。她的戶籍和糧油關係一直在泰安路，供給關係在市委組織部。

1954年，賀子珍在收音機里聽到毛澤東向全國人民宣布新成立后第一部憲法頒布的消息。毛澤東洪亮而熟悉的聲音使她不能平靜，她抱著收音機一直聽，直到第二天早上嫂子李立英見她還抱著收音機，發現情況不對，立即將她送到了華東醫院。當時上海市市長陳毅決定將湖南路262號別墅撥給她作為療養的家，並配備了一套服務班子。毛澤東派衛生部長錢信忠帶了信，要她聽專家意見，積極治療。精神病總院和華東醫院分別派了醫生和護士駐湖南路別墅。賀子珍在此平靜生活了24年。

賀自珍（右一）與李敏同賀敏

賀子珍在湖南路別墅居住期間，生活很有規律，她關心國家大事，每天都要看報。她還在花園牆邊開出一片小園地，種上些時令蔬菜，以及棗樹和橘子樹。外出休養時，醫生護士全程陪同，嬌嬌有空也會趕來陪伴，給了她莫大的慰藉。

賀子珍生活很簡樸，平時穿白襯衫，淺灰色的外套和褲子，一雙有搭扣的布鞋，從不穿綾羅綢緞和高級毛料。親友及醫護人員的伙食費、屋子取暖的煤費，她都堅持自己付。她是12級幹部，月收入只有兩百多元，每月所剩無幾。嬌嬌來上海，她就把布票和剩餘的錢給她買些給孩子用的布料。她不吃零食，只吃些水果。

賀子珍向來隱忍其病情，鮮少聽到她因病痛而呻吟。多年來，我只聽到她一次對我講她身體不適，身上彷彿爬滿了螞蟻，有時覺得全身凍成冰，又化成水。長征路上她身受重傷，體內嵌入不少彈片，經常作怪。

1972年，陳毅同志逝世，毛澤東參加追悼會。我們向賀子珍隱瞞了這個消息。但她還是知道了。當時她十分震驚，躺在床上大喊：「我不行了，嚴醫生快來、快來！」我當時嚇壞了，忙派司機去接醫生。事後，嚴醫生告訴我，賀子珍患的是癔病，不能受刺激，所幸這次發病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1976年是的多事之秋，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先後逝世，這些國家大事我們無法向賀子珍隱瞞。其間，賀子珍相當冷靜，在收看毛主席的追悼會時，她只問了一句主持人是什麼人，在我們回答是王洪文后，她便再沒說話。我們在湖南路別墅設了靈堂，在毛主席像前放了一瓶工作人員連夜趕製的塑料絲臘梅花，賀子珍表示沒有任何意見。不久，李敏夫婦來滬陪送賀子珍到福州，住進福州軍區招待所。

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傳到福州，賀子珍長期壓抑在胸中的怒火也像火山那樣噴發了。她不肯回上海，因為上海是「四人幫」發家的地方。沒有辦法，只能強行將她送回上海治療。

賀子珍一到湖南路，見人就大罵「四人幫」，甚至把自己的鞋脫下來朝別人扔。我和工作人員都嚇壞了。她上樓不進卧房，疲倦了就睡在書房窗檯邊的沙發上。11月上海天氣已經很冷了，雖然供有暖氣，但窗邊依舊有寒意。第二天清晨，賀子珍被發現中風，華東醫院立即派醫生搶救，然而當她蘇醒過來時，說話已含糊不清，半身不遂。精神病院派了專業護士小徐護理她，賀子珍情緒逐漸平穩。這時，中央派高登榜同志率領解放軍總院301醫院院長為首的專家小組到上海調閱了賀子珍的病歷卡和治療方案，聽取了主治醫生的彙報，得出「上海對賀子珍同志的治療是積極的，正確的，負責任的」結論。

經過一年多的精心治療，賀子珍逐漸康復。她能夠坐在輪椅上，到花園裡去晒晒太陽。令她特別欣慰的是，1979年6月全國政協六屆二次會議上，她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她高興地由我推著輪椅拍了一張照片。

賀自珍與李敏、外孫及朋友

1979年秋，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為了了卻賀子珍去北京的心愿，中央派專機由李敏夫婦專程來上海迎接。組織上決定由我和嚴醫生、護士小徐護送賀子珍抵京。當天風和日麗，我推著坐在輪椅上的賀子珍進入莊嚴肅穆的毛主席紀念堂。賀子珍深情瞻仰了主席遺容，又被推著在天安門廣場和中山公園轉了一圈。在整個過程中，賀子珍都很平靜，也沒有與大家交談。

賀子珍被安排在301醫院，住了近一年後才回到上海。由於她的健康狀況再也經不起折騰，便直接將她接到華東醫院。1984年4月16日下午5時左右，經搶救無效，賀子珍走完了她不平靜的一生，享年75歲。

賀子珍是一個真正的無產者，在清理她的遺物時，除了她平時穿的衣服、護士替她保留的一大沓發票以及一張銀行活期存摺外，只有一隻破舊的小皮箱，裡面沒有金銀首飾，只有一條從蘇聯帶回來的「布拉吉」，一條毛澤東送給她的手帕，以及一副平光銅框的眼鏡。服務員告訴我：「姨媽只剩下這些東西了。」而在大殮前夕，還是友誼商店成衣部師傅連夜為她趕製了一套西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