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從巴黎到紐約,一本雜誌的成長曆程

蓋伊·特立斯是美國著名作家、記者，「新新聞主義」代表人物，曾任職《紐約時報》十年，長期為《紐約客》《時尚先生》等雜誌撰稿。他不僅將文學技巧引入紀實書寫，更對美國社會作了切片般的精準分析。該書由《紐約：一位獵奇者的足跡》《大橋》和《走向深處》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描繪了紐約城中不太為人所知的人物和事件。第二部分講述的是建設紐約韋拉扎諾大橋給當地居民生活帶來的影響及流動修橋工的生活。第三部分由十一篇美國社會知名人物的小傳構成，這些人物基本上涵蓋了當時美國社會生活的各個主要方面。

《巴黎評論》誕生之初便樹立起一種浪漫主義的風格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旅居巴黎的新一代年輕美國人都長到了二十六歲，然而，他們不屬於「感傷的青年」一代，也不屬於「迷惘的一代」。他們生長於那個戰無不勝的國度，充滿智慧，放蕩不羈；儘管出身於富貴之家並且畢業於哈佛或耶魯，但他們似乎都熱衷於裝扮成窮困潦倒的乞丐，為逃避各種收賬人而東躲西藏。也許對他們而言，這種生活更刺激驚險，使他們有別於來巴黎旅遊的美國遊客，他們對那幫人總是嗤之以鼻的。他們這樣做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想嘲弄一下那些輕視他們的法國人。無論如何，他們在塞納河左岸度過了兩三年夜夜笙歌、花花公子式的生活。

作家歐文·肖與他們在一起時很開心，稱他們為「高個子的青年」。他們當中最高的就是喬治·埃姆斯·普林頓。他打網球時身手敏捷，動作優雅。1952年，普林頓來到巴黎，他那時剛滿二十六歲。有幾位高大的美國青年———當然還有幾個個子矮小但桀驁不馴的年輕人———正準備出版一本叫作《巴黎評論》的文學季刊。普林頓擔任了這本季刊的主編。《巴黎評論》的編輯們就是在路邊的咖啡館里喝咖啡、打彈子球的時候，完成了大部分的編輯任務。儘管如此，雜誌依然辦得有聲有色，因為他們個個都才華橫溢，出手闊綽，又都極有品位；對於小雜誌中常見的「時代精神」、「二分律」等時髦辭彙，他們絕不濫用，也不會隨便對梅爾維爾或卡夫卡的作品發表粗淺的評論。他們發表的都是那些頗有才華卻還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作家的詩歌或小說；他們還刊登精彩的知名作家訪談錄———這些知名作家請他們吃飯，為他們引見女演員、劇作家及出版商。所有的人都樂於邀請其他人參加聚會，即使十年過去了，這種聚會卻從未停止過。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早期的巴黎，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是歐文·肖，因為借用《巴黎評論》執行主編金茲伯格的話來說：「肖這個作家，是個硬漢子，喜歡打網球，酗酒，而且妻子也很標緻———過著和海明威最相似的生活。」當然，總編普林頓在經營著這份雜誌，他把這個群體聚攏在一起，並且樹立起一種浪漫主義的風格，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同樣具有感染力。

《巴黎評論》的總部1952年時位於伽杭塞爾街8號，那兒只有一間辦公室，裡面有張寫字檯，四把椅子，一瓶白蘭地，還有幾個雙腿修長的活潑女孩。這幾個女孩都是史密斯或拉德克利夫學院的學生，她們都急於想上刊頭，目的是讓家中父母確信她們在國外生活清正。如此多的年輕女子來來往往，使總部好不熱鬧。普林頓的業務經理是位個子不高、言辭尖銳的哈佛才俊，名叫特雷恩。這位經理覺得要記住所有女生的名字簡直荒唐可笑，於是他宣布應該用「埃普泰克」這個簡單名字稱呼她們。曾在《巴黎評論》干過的「埃普泰克」包括簡·方達等人。

由於《巴黎評論》的那間辦公室明顯太小，不能滿足職員們邊玩樂邊工作的需求，而且能在咖啡館消磨的時間也很有限，所以，通常到下午五點，他們就聚在佩瑟瓦爾大街14號彼得與帕特茜·馬西森夫婦家裡，這個時間那裡一定有聚會。

彼得·馬西森是《巴黎評論》的小說編輯，身材高高瘦瘦，是耶魯大學的畢業生。

公寓的屋頂很高，有露台，陽光充足。一面牆上是一幅藤田嗣治的巨大貓頭畫像，另一面牆全是玻璃，高大的樹木抵著玻璃牆，一些野生植物攀爬著。到這裡的客人們總覺得自己是在一個巨大的魚缸里，特別是在下午六點鐘，房間內飄著荷蘭杜松子酒和苦艾酒的香味，此時貓頭似乎顯得更大了。從這裡也可以看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紐約的普林頓寓所里將要盛行的那種氛圍。

哈羅德·休姆斯幾乎從不錯過任何到這裡來的機會。休姆斯身材矮小但很結實，性情衝動，工作起來不知疲倦。平日他蓄著鬍鬚，戴頂貝雷帽，還總愛拿著把銀柄的雨傘。這位先生因為帶著一個拉德克利夫學院的女孩在歸寢時間過後駕遊艇兜風，被麻省理工學院開除了。後來他加入了海軍，生活一直很不如意。最終，哈羅德·休姆斯離開美國，到巴黎去闖天下了。

休姆斯在咖啡館擺國際象棋騙局，每晚賺上幾百法郎。就是在這裡，他碰到了彼得·馬西森，兩人不謀而合，都想辦一家小雜誌，這便是日後的《巴黎評論》。

當雜誌社最終組建時，被選為總編輯的是喬治·普林頓而不是休姆斯。後來休姆斯感到有些失望，他拒絕為雜誌去拉廣告或和法國印刷商洽談。1952年夏天，他斷然離開巴黎。

《巴黎評論》社的其他成員，尤其是特雷恩對於休姆斯的離去大為惱火，決定將休姆斯的名字從刊頭的創辦者名單中去掉，放到刊底的廣告與發行人員一欄中。

1953年春，《巴黎評論》第一期出版。休姆斯當時正在美國。當聽說了他們對自己做的一切后，他暴跳如雷，決計報復。當載著幾千本欲在美國發行的《巴黎評論》的輪船到達哈德遜河碼頭時，休姆斯頭戴他那頂貝雷帽，嘴裡喊著：「《巴黎評論》是我的!」站在碼頭上，恭候著它們的到來。船一靠岸，他就迅速上船，撕開紙板箱，用一個刻有他名字的橡皮圖章蓋在每一本期刊的刊頭上，圖章上的紅字比刊頭上印的編輯人員的名字都大。為成就這一豐功偉績，他花了幾個小時，自己也累得精疲力竭。

「可是……可是……你怎———么———會做這樣的事？」喬治·普林頓後來見到休姆斯時問道。此時，休姆斯很難過，幾乎流下眼淚來。然而，復仇的火焰在他的眼裡迅速閃過，他說：「我他媽的不想再被你們呼來喚去了!」

成熟的《巴黎評論》透射出一種魅力、才智、優美和冒險

在《巴黎評論》社，諸如此類的事情很常見。一個法國印刷商不小心將一首詩的版與另一首詩的版混在了一起，結果兩首詩出現在雜誌上時變成了一首詩。兩個詩人同時叫囂要將特雷恩大卸八塊。然而特雷恩卻漫不經心地說，事實上印刷商的粗心大意卻提高了這兩位詩人作品的質量。

另一個造成混亂的原因是巴黎的警察，他們似乎一直在追尋夜間張貼海報的特雷恩的飛毛腿小分隊。小分隊由一群耶魯的學生和阿拉伯青年組成，他們夜間穿梭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將《巴黎評論》的大幅廣告海報張貼在他們能找到的每一個路燈柱、公共汽車和公共廁所上。小分隊的核心人物是一個高大的耶魯畢業生，名叫弗蘭克·穆辛斯基，特雷恩對他印象非常深刻，決定將其他那些年輕人都命名為「穆辛斯基」———就如同他先前把那些女孩都叫作「埃普泰克」一樣———穆辛斯基為此倍感榮耀。

儘管那些「穆辛斯基」們和「埃普泰克」們來來去去，《巴黎評論》的業績還不錯，常刊登一些像菲利普·羅斯這樣年輕作家的優秀小說。當然，最獨樹一幟的是名為「小說的藝術」的名家訪談錄欄目，尤其是對威廉·福克納和歐內斯特·海明威的專訪。

1956年，彼得·杜欽搬到巴黎，住在塞納河上的一艘駁船上，《巴黎評論》的很多人都將這兒作為他們的新總部。然而，這時人們已無法再尋找快樂的時光了，因為，這個時候，大部分舊成員都已離去。就像斯泰因所說，巴黎是二十六歲年輕人的天下，但現在他們大多數都已三十歲了。於是他們回到了紐約。很快，整個紐約都知道了他們的到來。《巴黎評論》在紐約的辦公地轉到了異常安靜的皇後區。在大中央車道和公墓間的一所大房子里。普林頓對稿件進行終審，然後決定是否採用。如果被採用了，作者通常會收到一張小額支票，並可在普林頓家的下一次聚會上喝個痛快。

普林頓家的聚會總是在舉行前的幾個小時內才開始籌備。普林頓打電話通知幾個人，這幾個人再依次通知其他的人。不一會兒，普林頓家的樓梯上就響起了雷鳴般的腳步聲。聚會的由頭可能是普林頓那天早晨在網球俱樂部贏得了一場比賽，或者是《巴黎評論》社的一個成員有本新書出版(在這種情況下，出版者會被邀請來分擔這次聚會的花銷)，又或者是一個成員旅行歸來回到曼哈頓———這種旅行也許是金融投機家特雷恩的非洲之旅，或彼得·馬西森的新幾內亞之行，或哈羅德·休姆斯為停車罰單上法庭打官司的布朗克斯之行。

多次張羅聚會、把家門鑰匙分發給同事、老朋友們不在《巴黎評論》工作后的很長時間內還在刊頭上保留他們的名字……通過這些方式，普林頓多年來成功地把這個群體團結在一起，並且在他周圍創造了一塊浪漫的、不受約束的盡情歡樂的小天地，在這裡，他和他們都能暫時地逃離走向三十六歲這個不可避免的命運。

這塊小天地透射出一種魅力、才智、優美和冒險。這群人中有些仍是單身漢，另一些人娶了喜歡參加聚會的女人———或者又離了婚；還有一些很明智，認為如果妻子厭倦這種場合，丈夫就只好單獨行動了。這裡差不多是個男人的世界，對巴黎和共同經歷的偉大冒險的回憶將他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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