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輩子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名片！

兩個小故事。

第一個發生在去年冬天。

我在歐洲參加一個會議。一個與會議議題相關的創業公司老闆D博士帶著學習和建立人脈的目的前來參會。他知道我是人后，拿出一個名片，說這是一位教授給他的，看我認識不認識，後面加上一句：我這輩子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名片！（I have never seen a business card like this in my life）。我問：「為什麼？」

「看看這些頭銜！」D博士一臉懵懂的說。

我仔細看看，原來方寸大小的名片60%的篇幅都用在了羅列各種頭銜上：除了常見的教授，博導，還有一堆院長、主任、主任委員、編委、編輯等等，最有趣的是還加上了一個XX單位「原X長」。我笑笑說，「看來你遇見了一個大人物！」

D博士依然一臉懵懂，然後悠悠地、但一針見血地提出來他的疑問：「既然他有那麼多頭銜，還告訴我XX課題他們從十年前就開始做了，為什麼我從沒有讀過他的論文，他的名字讓我很陌生？」

我解釋說，在古代，名片遠比今天的作用大。今天名片的作用是為了方便人們聯繫，留下姓名、所屬機構和聯繫方式即可；但歷史上在東亞，名片上還常常寫上籍貫、家世、出身等等信息。這位教授顯然是為了盡量多的提供自己的信息。

強詞奪理完之後，我摸著自己一腦門的冷汗，不知道面子找回來沒有。但是我從心底里希望在對外交流的時候，大人物們能入鄉隨俗、化繁為簡，簡簡單單寫上「職務、單位、聯繫方式」這樣有用的信息。尤其在學術交流中，聲譽的建立完全不依靠所謂的頭銜。除非是世界知名的機構，對方也往往搞不清您所在的委員會、編委會、各種級別的重點實驗室等等聲譽如何、地位又怎麼樣。

在之前的博文里，我引述過英國歷史法學(comparative jurist, historian)創始人亨利·詹姆斯·薩姆那·梅(Henry J. S. Maine, 1822-1888)在《古代法(Ancient law)》里的那句話：「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The movement of the progressive societies has hitherto been a movement from Status to Contract.)」。我們的特色名片，說明身份還在起著比契約更為重要的作用。因為在契約社會裡，職業和身份，本身就具有較高的可信度，不需要額外的包裝。倘若實在需要這樣的名片，我出個主意，做兩個版本吧，對外交流，用那個簡化了的。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幾周前。

某處走廊的海報欄里突然貼出一個講座的海報。講座是學人（學生）團體組織的，演講人來自，看來是一位年輕的學術新星，根據簡介看成績不少。最後一段的最後一句最為有趣：已在國際刊物發表文章若干，累計影響因子21。對，21，我印象深刻。站在旁邊的一位同事像是自言自語的說，這是什麼意思（What does this mean）？它什麼也說明不了（It means nothing）。

IF的討論是個老話題，突兀的放在海報里，它的確什麼也不代表。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也許它代表你發表了一篇很高影響因子的文章，但也許未來5年沒有人關注或者引用；對於有些學科，也許它代表了你用幾篇文章的篇幅，已經足以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比如不少學科，2-3的影響因子的期刊已經是頂級了。這種評價在交叉學科里尤其模糊：舉個例子，倘若你是一位生物醫學工程師，發明了一種技術，用在兩個醫學領域，都解決了某個醫學問題，但發表的論文帶來的影響因子會懸殊很大：比如腫瘤學科，和口腔醫學。

我曾經在一個聚會上聽到兩個大學高管笑著討論數字化的評價機制。一個學術副校長，指著他身邊的副教務長說，這傢伙的H指數是我的10倍。當然，他是開玩笑，數字是真的，但什麼也不代表。副校長是人文地理的教授，早早就建立了學術地位，但是再拼，在影響因子和引用指數上也拼不過做基礎醫學研究的副教務長。

任何的評價機制都有可取之處，但也必定有短板。迷信某一種指標是很危險的。像著名數學家創立了分形幾何學的曼努瓦·曼德布洛特教授（Benoit Mandelbrot）說的：「如果像體育競賽一樣，把競爭（比較）放在一切之上，科學是會被毀掉的(Science [would be] ruined if-like sports-it were to put competition above everything e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