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鄉情深：戰俘們的拳拳赤子心

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行為和行動受到限制，人就會自然而然地對家人產生思念之情，被關押在樟宜戰俘營的戰俘們也不例外。在樟宜，戰俘們非常不確定自己的家人或愛人是否了解新加坡戰事。更確切點說，戰俘們想知道家人是不是收到了關於自己生或死的消息。

儘管樟宜戰俘營的條件還算過得去，但與家人失去聯繫成為戰俘們在整個被關押期間最憂心的事。阿歷克·霍奇森記得3月2日是妻子的生日，他在這一天浮想聯翩。「我想知道她是不是知道我還活著。」最終他意識到：「缺乏外界的消息是一種糟糕透頂的感覺。」楊中尉與霍奇森有同樣的感覺。「現在，幾乎每個人都在渴望能給家裡寫幾個字，或者收到家裡來的消息。」

從另外的角度來看，戰俘們這種思念家人的情緒既折射了樟宜戰俘營相對寬鬆的囚禁條件（比如戰俘們還有時間和精力想家），也反映出與家人之間建立相對規律的通信對戰俘們熬過戰俘營生活來說是何等重要。德國戰俘營已經為營中戰俘建立了規律而有效的郵件聯繫，但日本人並沒有將這一模式複製過來。

1942年3月，倫敦就此問題進行了激烈爭論，人們對各種可能的通信途徑進行了考慮，英國郵政總局（GPO）甚至試圖與東京建立郵政往來。但最終，樟宜收到的郵件仍寥寥無幾，日本人最後的讓步只是允許戰俘們在五種情形下向外寄送郵件。

到3月底，戰俘們已經被關押進樟宜戰俘營整整一個月了。日本人此時宣布，已經把在新加坡投降並關進戰俘營的盟軍俘虜姓名信息羅列成清單，分別遞交給他們各自的母國，但戰俘們希望能夠親自給家人寫信的請求繼續遭到拒絕。1942年8月底，英國外交辦公室的人員稱日本人從未向他們傳遞過戰俘姓名等具體信息。為確認此事，外交辦公室特別向他們駐紮在洛倫索－馬貴斯（Lourenco Marques，莫三比克首都，當時交戰雙方進行外交接觸的第三地，現稱馬普托）的代表詢問：「是否有來自遠東地區的俘虜卡片或其他英國郵件通過美國船隻運送而來？」回答依然是「沒收到任何東西」。

事實證明，日本人聲稱的家人已經知道戰俘們一切安好的消息是靠不住的。到4月，霍奇森仍在擔心家人是否收到關於自己的訊息。在戰俘中，他算是比較幸運的，因為他收到的妻子的最後一封信是三個月前，即1月17日，得到的家裡的信息遠比其他人「新鮮」。不過霍奇森還是認為：「要是我們知道家裡一切都好，家裡也知道我們過得還湊合，戰俘營里的日子就更好熬了。但現在的情況是，人們對自己關心的事一無所知，這真是糟糕透了！」馬利特上尉在同一時期的日記里也流露出類似的情緒。他在1942年4月25日寫道：

今天是我們可愛的布魯（Prue）的生日，她15歲了。一想到我再見到她時，她可能已經長大成人了，我的心情就很不好。一旦有機會離開這個鬼地方，我要第一時間回家。我們在飯堂里以茶代酒，遙祝布魯生日快樂。要是她們知道我們現在很安全該多好呀！但現在，一切都是不確定的，即使我知道該怎麼關心她，也不能出現在她眼前表現出來。上帝呀，請求你讓日本人快點允許我們通過中立國給家裡人寫封信，或者向我們的家裡人通報一下我們的傷亡情況吧！

隨著時間的推移，戰俘們與家裡人建立聯繫的渴望越來越強烈。萊丁厄姆（Ledingham）上尉寫道：

這三個月的生活單調而令人沮喪。日本人還未將我們的名單向我們的家人通報簡直是個醜聞！對家人和安妮來說，遇到這樣的事情糟透了。我只是希望安妮不會放棄希望。如果能有點消息就太好了……

當月晚些時候，貝利斯中尉在日記中寫道：

我們聽說，只要英國政府不承認馬來亞是日本的地盤，日本人就不會允許紅十字會向戰俘轉交任何信件或包裹。就是這麼回事。唯一能讓人高興一點的是，兩名日本軍官說已經把我們的名單傳遞出去了。

遠在英格蘭的情況如何不得而知。對列兵A. C. 迪恩的家人來說，等待官方確認兒子命運的過程漫長而令人心焦。1942年4月2日，迪恩的父母收到一封來自步兵檔案辦公室（Infantry Record Office）的信。信以冰冷的「先生/女士」開頭，毫無感情地寫道：

根據本辦公室編號5933220的記錄記載，1942年2月15日馬來亞戰役失敗時，「劍橋團」士兵A. C. 迪恩曾在那裡服役。我們已盡最大努力通過外交和其他渠道尋取迪恩的消息，但仍一無所獲。儘管我們希望他平安無事或被日軍俘虜，但在獲得確切消息前，我們不得不將他列為失蹤人員。一旦有更進一步的消息，我們會立即通知你們。

1942年4月3日，迪恩的家人收到了正式的「人員失蹤通知」。通知中這樣寫著：

這份失蹤通知並不意味著他已經犧牲，他或許已經被日軍俘虜，或許只是與自己的團隊失散。

一個月後，即5月27日，迪恩的家人又收到了一封信，這次是「團薪餉發配主任」寄來的。這封信錯誤地將迪恩列為「薩福克團」成員，聲稱「目前向你支付的『志願人員養家費』將持續到1942年8月2日，每周14鎊」。信中還寫道：

我不得不通知你，如果該名士兵17周后仍處於失蹤狀態，戰爭部會向你寄送另一份通知，通知你們是否能夠再獲得一段時間的津貼。­

大約一年後，即1943年4月22日，迪恩一家最終收到了編號為104－83A的「陸軍B表格」，隨附的信中寫道：

茲向你做出通知，戰爭部剛剛收到報告，確認檔案編號5933220的列兵A. C. 迪恩在馬來亞被俘。101

經過14個月的猜想后，迪恩一家終於能確定兒子的命運了。我們不清楚這種延誤狀況出現的原因，也不知道這是當時的普遍現象，還是發生在迪恩身上的特殊個例。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家人在收到通知時，自己的兒子或丈夫已經因傷病或過度勞累在戰俘營或鐵路修建工地死去了。

整個戰爭期間，國際紅十字會察看日軍戰俘營的嘗試通常都未能成功。1942年4月，澳大利亞紅十字會駐樟宜代表羅伯茲（Roberts）先生設法與山下（Yamashita）將軍會面，並得到了很快遞交「戰俘名冊」（被日本俘虜的盟軍士兵名單）的承諾。同時，羅伯茲還得到日方另外一個承諾，即戰俘們即將獲得與外界建立通信聯繫的許可。102日本人還給這位紅十字會代表配了一部汽車，併發放了前往新加坡的通行證。但幾天後，即4月14日，羅伯茲獲得的這些承諾和特權都被撤銷了。103

更多的關於新加坡戰俘營的消息完全是猜測。1942年6月4日的《泰晤士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日本對待戰俘的方式》的文章。文章中寫道：

戰爭部稱尚未收到日本人如何對待英國戰俘的正式報告。然而本報從其他渠道獲知的消息透露，日本戰俘營的條件已經得到了改善。據稱，在新加坡的戰俘們都住進了條件不錯的營房。飲水供應重新得到保證，食物也很充足。管理戰俘營的日本軍官據稱是一名基督教信徒，在英國受過教育，對戰俘們持同情態度。

沒有任何確鑿證據表明這篇報道中提到的戰俘營管理者、日本軍官岡崎（Okasaki）中尉有過英國教育背景，也沒有證據證明他的宗教信仰。

實事求是地說，英國和其他同盟國家對馬來亞和新加坡戰俘營的情況知之甚少。紅十字會在申請探訪日本戰俘營時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通常被允許探訪的只有設在日本本土或非佔領區的戰俘營。1051944年，在英國紅十字會就遠東戰俘及被拘押的平民舉行的會議上，代表們對國際紅十字會人員不能獲得探訪任何一處設在新加坡的戰俘營感到不滿，聲稱「我們甚至不知道新加坡或馬來亞還有沒有戰俘」。106與紅十字會很難獲得戰俘消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滿天飛的緬泰鐵路修築以及大批戰俘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參與修建這條鐵路的消息，不過這些消息不是羅伯茲先生傳遞出來的，這位在樟宜的紅十字會代表已經和其他平民關押在一起，與外界失去了聯繫。

到1942年6月，情況突然有了好轉的跡象。樟宜戰俘營的戰俘們欣喜地聽說日本人將給每人發放一張明信片，為的是讓他們能給近親屬寫幾個字。107雖然這張明信片上傳遞的信息不能超過24個詞，但戰俘們與家裡建立聯繫的渴望總算得到了部分滿足。日本人在發放明信片的同時還對寫什麼和怎麼寫做出了詳細限制，同時明確了哪些內容嚴禁出現在明信片上。（季我努學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