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老了，將面臨這樣的人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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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人口會怎樣？

人口老齡化比例是26.31%，意味著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老年人。

的人口撫養比將近0.9，現在是0.5左右，意味著每個勞動力人口需要撫養將近一個人，是當前人口撫養壓力的兩倍。

到2050年，這些都已經成為既定事實，人口不能在短期之內迅速成長起來，所以我們需要根據預測制定應對措施：

鼓勵生育，生育率在2左右可以保持代際傳承且不過度增加人口負擔。

延遲退休，延遲到65歲可以有效減少撫養比壓力。

下面，我們將從頭說起。

分析人口是一件不複雜的事情，根據歷史規律可以發現人口發展的既定路線，與此同時，人是社會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組成家庭、家庭組成國家，所以研究人口的意義大到國家層面上的經濟建設，小到個人層面上的投資理財，對我們解讀未來世界都有重要的作用。

一般預測人口的方法有三種：

第一種是外推法，這是最簡單的方法，根據以往的數據（出生率、死亡率）推測到未來，最常見的有線性外推法和指數外推法，最常用的logistic預測人口就是指數外推法的一種。

第二種是增長成分法，用增長人口減去死亡人口加上凈移民人口就是總人口，這種方法多適用於短期預測，長期的出生、死亡和移民影響因素較多，不易估計。

第三種就是同期群構成法（同期群構成模型，conhort component model）。從基年的人口年齡和性別分佈的絕對值開始預測，分年齡段（群）按照死亡率、生育率和移民率等進行人口預測，世界上很多國家或地區都是採用同期群構成法來預測人口的，比如倫敦、紐約、東京、新加坡等，在人口結構變動較大的情況下，這種方法更為精確，本文主要採用同期群構成法。

過去的人口決定現在的人口，現在的人口決定未來的人口，所以人口分析需要從過去開始。

1、過去：2010年前新的人口變遷

目前共進行六次人口普查，巧合的是這六次人口普查大部分是人口變遷的重要節點，總體上來看，2010年前的人口變遷主要經過四個階段：1949-1952年的提倡生育階段，1953到1963的節育思想萌芽和政策反覆階段，1964-1982，全國計劃生育思想穩固階段，1982-2010，計劃生育地方落實階段。這四個階段計劃生育政策從討論、到確定再到強制執行，是逐漸「由松變緊」的過程。

1.1、1949-1952年提倡生育階段

49年以後新成立，毛澤東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提出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這時的經歷了近代以來大大小小無數戰爭，尤其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后，的人口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人口經歷了重大的打擊。

此後為了休養生息、發展人口，提出一系列政策保障，其中包括禁止打胎（《機關部隊婦女幹部打胎限制的辦法》），限制節育（《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查避孕藥和用具與國家政策不符，應禁止進口」）等。

因此，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的總人口是6.02億人，4年間人口增長1.27億，年均增速6%。

由於此時的普查條件所限，人口的年齡結構數據不詳，為了獲知此時的人口分布基本情況，我們不考慮死亡率，用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做粗略的倒推，具體方法是2000年50-54歲的人在1950年是0-4歲，所以得到人口年齡構成情況如圖【1】，低齡兒童較多，是最具成長性的「金字塔型結構」。由於沒有考慮死亡率（開國初的死亡率較高），所以這個數據被低估，尤其是高齡人口。

1.2、1953-1963年節育思想萌芽和政策反覆階段

第一階段的人口增加了1.27億，所以第一次人口普查后的3個月，周恩來提出了「人口過多」的擔憂，此後周恩來和毛澤東都在不同場合都反覆提出「提倡有節制的生育」的觀點。

1957年馬寅初在最高國務院會議上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張，此後以《新人口論》為題，作為一項提案，正式提交全國人大一屆會議，並且在《人民日報》上全文發表，分析了人口增長過快同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主張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當年十月，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提出「計劃生育」這個詞。

但是此後的1958年，風向轉變，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文章中寫道「人多幹勁大」。

1962年周恩來再次提出「節制生育」，1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正式將「計劃生育」上升為政策，這年開始第二次人口普查。

1.3、1964-1982年全國計劃生育政策加強階段

鑒於開國以來的交通和信息不暢通，1962年的人口普查數據1964年才公布，此時全國擁有7.23億口人，比上一次普查增加1.21億人，增速20.12%。

我們依然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推測，1960年人口的年齡結構如圖【2】，可以看到此時的新出生人口數已經趨於減少，人口增長略有放緩。

正是在這一年，國務院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各省和地級市也開始組建計劃生育機構。

1971年7月，國務院明確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革委會認真抓好計劃生育工作。「有計劃地增長人口」被確定為既定的人口政策。

1978年，全國五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新《憲法》，第一次把「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寫入憲法。1980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控制人口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號召「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至此，標誌一孩政策正式出台，但注意此時的措辭還是「號召」，並沒有強制執行。

這是計劃生育探索和穩定階段，人口的政策經歷了「只生兩個——只生一個，最多兩個，間隔三年以上」的變化，直至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人口已經達到10億3千萬，與上次人口普查間隔20年，每10年的平均複合增長率為19.46%。

倒推198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如圖【3】，可以發現，在計劃生育加強階段，尤其是1970年以後的出生率已經呈現明顯下降的趨勢，此時人口是初現「橄欖型結構」。

1.4、1982-2010年，計劃生育地方落實階段

第三次人口普查后，中央再次認識到人口問題的艱巨性，1984年首次對生育政策明確規定，這次相對前階段的「提倡、鼓勵、最多」等明確了「禁止」條件， 「經過批准農村可生二胎，嚴禁生育超計劃的二胎和多胎，對徇私舞弊要處分。」

1986廣東、青海、寧夏、陝西率先頒布了地方計劃生育條例，此後，全國各地相繼出台了地方計劃生育條例，將政策落實到基層，此後開始了將近三十年的嚴格計劃生育時期。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顯示人口11.6億，雖然這次普查時間間隔短於10年，但是這個12.42%的增速已經相對20%左右有了明顯回落。並且根據推測的人口結構（圖【4】），人口開始呈現出「三層塔型結構」，1980年-1990年出生的人口（0-4歲，5-9歲年齡段）又開始呈現增加的趨勢。

此後，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別顯示人口12.4億和13.3億，增速分別是7.12%和7.25%，人口進入了穩定低速增長階段。

觀察2010年人口結構圖，1950年、1960年和1980年附近人口出生率出現明顯的高峰，這就是的三次「嬰兒潮」，巧合的是1953年、1962年和1982年正是人口普查和生育政策變動的重要時點（圖【6】），這說明過去的生育極易受政策影響。

1953和1962年是政策支持生育，出現嬰兒潮容易理解，但是1982年開始嚴格落實計劃生育，為什麼出生率還是有明顯增長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代際關係，1962年第二波「嬰兒潮」到了生育年齡，生出了第三波「嬰兒潮」。

從上述過程可以看出人口結構變遷從1950年的「金字塔型」，1960年的「平底金字塔型」，到1980年的「橄欖型」再到1990年的「雙層塔型」，雖然改革開放以後人口在持續增長，但是從1960前後開始人口的結構已經從高增長性的「金字塔型」轉變，增速已呈現放緩的趨勢。

2、現在：用生育率和死亡率預見未來

上一個階段的人口倒推是比較粗略的，截至2010年，人口的結構基本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結構，其中55-59歲，35-45歲和20-24歲三波「嬰兒潮」人口呈現明顯凸起。

此時，60歲以上人口佔13.32%，65歲以上人口佔8.92%，已經超過世界老齡化標準的10%和7%。此後，根據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抽樣統計預測，老齡化持續加劇，2016年65歲以上人口已經達到10.8%。

結合圖【7】上半部分的陰影三角顯示，2010年大於40歲的人是呈現金字塔型結構的，這說明隨著時間的推進，進入老齡的人口逐漸增加，老齡化會呈現急劇上漲的態勢。

具體是多少？接下來我們將進行人口預測。假如國家是一個大水池，所有的人都是水池中的水，水有進有出，新進的主要包括新出生和移民移入，出的主要包括死亡和移民移出。

是個凈移出國家，但是移民數量佔總人口的比重在0.2%以下，所以我們的預測將不考慮移民情況。

新出生和死亡可以分為兩個部分討論，對現存人口按照一定死亡率預測未來剩餘人口。對未出生人口按照人口年齡結構中的育齡婦女數目和生育率預測未來將要出生的人口，如圖【8】：

2.1、預測已經出生人口的未來

計算期人口是基期人口除掉部分死亡的人口。人口普查以5年為一個年齡段，我們也先以5年為一個時期進行統計，所以計算期的人口數：

計算期人口=基期人口-基期到計算期的死亡人口=基期人口*（1-基期到計算期的死亡率）

基期：我們以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作為基期。

死亡率：為估計死亡人數，我們將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普查和抽樣調查人口數據進行橫向對比，比如2000年5~9歲人口到2005年10~14歲人口是同一批人，減少的人口數就是這階段的死亡人口，這階段的死亡率表示為：

基期到計算期的死亡率=（基期人口-計算期人口）/基期人口

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四個時點有三個階段（2000~2005,2005~2010,2010~2015），我們將三個階段的死亡率求平均得到跨期的平均死亡率。

去掉因為抽樣調查和普查統計口徑不對應導致的明顯偏差數據，我們取各年齡段死亡率的平均數進行計算。

因為抽樣調查只有每隔5年的人口數據，所以我們得到的跨時期死亡率是每5年的複合死亡率，平均到每一年的死亡率是：

1-基期到計算期的死亡率=（1-基期到計算期內每一年的死亡率）^5

基期到計算期內每一年的死亡率=1-（1-基期到計算期的死亡率）^（1/5）

所以就我們可以根據2010年每一年的人口數據計算下一年人口數量（沒有計算新增加的新生兒數量，下一部分計算），即：

2.2、預測未來將要出生的人口

「我們可以知道過去500年發生的事情，卻無法預知未來50年發生的事情」，預測未來總比回顧歷史要難，但是人口預測卻是有跡可循的。

預測未來的出生人口的方法主要是用當前育齡期婦女的數量乘以每個婦女的生育率，即：

當年出生的人口數=當年的育齡婦女人數*生育率

用總生育率計算很粗糙，不能表示出婦女年齡結構對生育率的影響，育齡婦女一般是指年齡是15~49周歲的婦女，但是20~29歲婦女是生育最旺盛的時期。從圖表【11】可以看到，20-29歲婦女的生育率在60%以上，30-40歲婦女生育率略低，在40%左右，儘管隨著時間的發展20~29歲婦女的生育率下降，30~39歲婦女的生育率有上升趨勢，說明育齡婦女生育年齡在延後，但是低齡期育齡婦女生育率依然佔據高位。

所以為了精確計算，我們用育齡期內每年齡婦女的人口數乘該年齡的生育率來表示每個年齡婦女的生育量，各年齡段加總就得到當年總的婦女生育量即新生兒總量，即：

圖【11】表示的近5年人口生育率相對平穩，所以我們取2011-2015年的平均生育率，根據圖【12】可以看到，婦女各年齡的生育率呈現略微右偏的正態分佈，高峰在24~26歲，是90‰。

到此為止我們還需要強調一個問題，就是計劃生育政策。根據歷史情況來看，人口生育受政策影響較為明顯，尤其在政策公布的前幾年會有一個明顯的「生育潮」，那2014年以來的「單獨二胎」和2016年以來的「全面二胎」后，生育率的政策反應如何？

從統計局公布的生育率來看，2014年到2015年生育率從37.33‰下降到30.93‰。

分胎次生育率來看，2014年後，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率確實有所上揚，二胎上漲21%，三胎及以上上漲52%，可是由於基數較小，對整體出生人口的增加效果不明顯。

分年份生育率來看，如圖【14】可以看到，2003年開始的二胎生育率就逐漸趨於平穩，2014年「單獨二胎」出台後，2014年當年20~30歲人口的二胎生育率有明顯上升，隨著年齡增大生育率下降，但是隔年2015年低齡育齡婦女的生育率下降，反而高齡婦女的生育率上升明顯，尤其是45~49歲，可見「二胎」政策對生育率存在一定的影響，對低齡期育齡婦女的影響較為直接，當年就能看到效果，對高齡期育齡婦女的影響會在隔年表現出來。

我們將生育率按照年份排列，分析不同的年份下生育率是否有顯著變化，採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年份對生育率沒有顯著影響，也就是2014年前後生育率沒有顯著提高或者降低，說明二胎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並不顯著。

我們將各年齡婦女的生育率加總，得到總和生育率如圖【15】，可以看出總和生育率2014年略有上升，2015年又下降，2015年平均一個婦女生育1個小孩。

但是我們發現，簡單加總得到的總和生育率從個人意義上考慮大於國家層面，因為從國家層面上看，它沒有考慮育齡婦女的年齡結構，這樣的計算方法會導致兩個國家若相同年齡段婦女生育率相同，但是年齡結構有差別的時候，計算出的生育率是一樣的。

比如，國家A有2個20~29歲的婦女，生育率是80，有1個40~49歲的婦女，生育率是40，B國家有1個20~29歲的婦女，有2個40~49歲的婦女，直接加總計算出兩個國家總和生育率是相同的，但是顯然國家A比國家B的生育能力更強。

所以我們結合育齡婦女人口計算加權總和生育率（通用的總和生育率稱做算數總和生育率），即：

根據第一步得出的人口年齡結構和每個年齡婦女的生育率，我們得到如圖【16】所示的加權總和生育率，的加權總和生育率在1.05上下波動，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國家每個年齡段的婦女保持2011~2015年的生育率，則一個婦女平均生育一個小孩，同時我們預測下一波生育率的波谷在2030年，高峰在2045年左右。

有了各年齡婦女人數和生育率，就可以得到每一年新生兒的數量，新生兒還有性別之分，性別比如圖【17】所示（將女孩標準化為100），發現新出生人口中男孩的佔比明顯下降，從2006年的120:100下降到2015年的105：100，這可能是由於社會觀念的變化，人為篩選男孩的情況有所緩解，所以我們用105:100的標準計算新生兒中男孩和女孩的數量。

到目前為止，我們得到了每個年齡的死亡率、育齡期婦女人數和生育率，以及新生兒性別比，就可以預測每年各年齡段人口數、人口總數、人口結構等各種情況。

2.3、整合出生和死亡，全面預測人口

以2010年普查數據為基期，得到人口規模如圖【18】所示：

3、未來：老齡化勢不可擋

預測的2015年的人口數是13.45億，與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3.75億相差3000萬，測算數據略被低估，這說明我們用的死亡率或者生育率存在一定的誤差，要麼死亡率被高估，要麼生育率被低估。

先看死亡率，人口死亡率總體呈現下降的趨勢，但是1980年後已經相對平穩，甚至2006年死亡率有所上升，所以以當前的死亡率來預測未來是相對合理的，但是統計局的數據沒有分年齡段死亡率，我們根據第一步得到的各年齡段死亡率加權平均求得的總死亡率是7與2010年統計局公布的7.1基本一致，這說明我們對各年齡段死亡率的估計是相對合理的。

再看出生率，我們採用的各年齡生育率是統計局2011-2015年的各年齡的算數，統計局的生育率是根據新生兒和育齡婦女人數計算得到的，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低齡的少兒人口被低估，以此為基礎的婦女生育率也被低估。

比如2005年公布的抽樣調查結果，0~4歲的人口有3765萬，這些人到2010年就是5~9歲了，但是2010年普查公布的5~9歲人口有4446萬，正常情況下人口不會憑空增多，只會減少，這說明統計口徑和系統誤差問題導致低齡人口（新出生人口）被低估，以低齡人口（新出生人口）計算的婦女生育率也被低估。

這其中的原因較為複雜，除了統計難度，出生與登記時差，還可能與二胎政策限制而瞞報新生兒有關，根據圖【5】2000年和2010年普查人口吻合分佈的左側部分也可以明顯看到低齡兒童的數目被低估，而且這種低估年齡越小的時候越明顯，直至40歲開始同一批人隨著年齡的增長才沒有增多，這種情況下，由每個年齡段生育率計算出的圖表【15】和圖表【16】的總和生育率也是被低估的。

所以以2015年人口數為標準對各年齡段生育率進行調整，因為我們無法準確判斷什麼年齡段更被低估，所以假設每個年齡段的婦女生育率都被低估了相同的幅度，對各年齡段加一個常數，以2015年人口總量為標準，得到為讓2015年人口達到13.7462億，需每個年齡段的生育率增加20‰（每一千個育齡期婦女生育的小孩中有20個沒有被登記統計）。

新的人口預測曲線如圖【20】所示，人口高峰期在2029年，人口最多達到14.4945億，與聯合國預測人口最高峰2030年（聯合國預測是以5年為單位）的14.4112億比較接近。

調整后的生育率計算出的加權總和生育率如圖【21】所示，在1.84上下波動，比調整前測算出的1.05高0.79，這說明婦女已經是每人生育2個小孩了，尤其是2011年到2020年是一個生育率小高峰，2016年達到1.92，這說明如果近年來的生育率有所上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更大比例的女性進入育齡期（第三波嬰兒潮的女性已經進入20~30歲生育最旺盛的時期），而非是放開二胎政策導致。

在這種情況下，未來的老齡人口是多少？如圖【22】所示，未來60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在2050年以前一直高速上升，佔26.31%，此時正好第三波嬰兒潮都已老去，對應著圖【7】上半部分的陰影三角，意味著每4個人中就有一個老年人。

圖【23】是2050年人口分布圖，可以看到，在2020年左右又有一波「小嬰兒潮」，我們稱之為「第四波嬰兒潮」，這波嬰兒潮主要是第三波「嬰兒潮」生出來的，第四波「嬰兒潮」后的人口逐漸穩定減少。

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口多，需要勞動力人口來撫養，那老齡化情況下勞動力撫養壓力會增加多少？

我們以60歲為節點，之前作為勞動力人口，之後作為老年人口劃分計算老年人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發現總體來看，如圖【24】少兒撫養比相對平穩，但是隨著老齡化的加劇，的老年人撫養比在一路走高，2017年撫養比是0.5，意味著每兩個勞動力合力撫養一個人，但是到2050年撫養比接近0.9，意味著一個勞動力就要撫養將近一個人。

所以，如果你是第三波嬰兒潮出生的，你兒子很大可能是第四波嬰兒潮，等到你老了（2050年），你的下一代撫養小孩和老人的壓力是你現在的兩倍。

到2050年，老齡化人口的比重26.31%，遠超10%的老齡化標準，勞動力人口的撫養比是0.84，這是個什麼水平，我們來對比一下國際標準。

老齡化是一個全球問題，從聯合國預測數據來看，到2050年，除印度以外，世界上主要國家除了亞洲的日本、新加坡、泰國、，歐洲的義大利、德國，甚至美國、英國、韓國、墨西哥等都將進入超過20%的老齡化階段。

然而老齡化人口最多，老齡化比例也位居前列。

所以，人口老齡化將是本世紀中我們國家乃至全球都將面臨的嚴峻挑戰，如何解決老齡化問題呢？

4、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

按照目前的趨勢，人口老齡化似乎勢不可擋，所以老齡化的社會中，勞動力不足是最大的問題，我們將根據國際普遍做法做一些假設和計算，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這都是純粹建立在數據基礎上的，不涉及任何感情和道德問題：

（一）鼓勵生育

既然老齡化人口過多，那鼓勵多生，等小孩長大就可以補充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所以鼓勵生育是解決老齡化的重要措施，老齡化嚴重的歐洲主要就是採取這種方式。

根據前文我們提到的單因素方差分析，2014年「單獨」二胎政策出台後，生育率沒有明顯變化的數據說明，截至目前為止，沒有較為官方的數據表示放開二胎能多大程度上促進的生育率，所以我們不能直接估計「二胎」、「三胎」政策出台後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長趨勢，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採取總和生育率來量化鼓勵生育的效果。

就是說，我們不確定放開「二胎」后的綜合生育率可以達到2，放開「三胎」后可以達到3，但是我們可以給出當總和生育率是2、2.5、3的時候，的人口規模情況如圖【26】。

依照目前生育率在1.84附近的情況，人口會持續下降，在國際公認平穩代際更替的2.1的時候，到2050年將有14.6億人，本世紀將穩定在13.7億左右，人口超過2，達到2.5或者3及以上就開始大規模增長，到2050年分別有16.74億和19.25億。

提倡生育這個措施存在幾個副作用：

一是，帶來生育的短期性波動。根據第一部分中對歷史政策和人口出生情況的匯總，我們發現政策鼓勵生育一定程度上會在政策剛出台的幾年，帶來一波「嬰兒潮」（第一和第二波「嬰兒潮」都是這種情況），所以目前完全放開二胎的情況下，很大可能也是在政策剛出台的5年或者10年有一波生育潮，並且根據生育率波動情況我們發現2020年附近進入育齡婦女的比重會增加，這是提倡生育的好時機。

然而政策性「嬰兒潮」是一種不穩定因素，比如「嬰兒潮」出生的孩子的教育、住房等社會資源爭奪會更加激烈，形成與上一代和下一代銜接不適的 「人口斷層」。

二是，鼓勵生育需要在早期犧牲一定的「撫養比」。小孩成為勞動力之前需要社會的撫養，增加撫養比，當他們成人才可以大大緩解沉重的撫養比壓力，所以鼓勵生育是個「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方法，如圖【27】所示，在2050年以前，如果提高生育率到2以上，2050年以後撫養比就會得到明顯的改善，而且從長遠來看，這也是性價比最高的選擇。所以，從決策層的人口政策應該是令社會加權總和生育率保持在2附近。

所以這個問題就成為關鍵：放開幾胎才能保障加權總和生育率在2附近？

三是、鼓勵生育會帶來人口過多的壓力。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醫療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女孩的教育），生育率的降低也是大勢所趨，所以，假設即使政策真的能促進生育率的上升，我們還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總人口規模是否能適應經濟和環境的承載力，從圖【26】可以看出，生育率在2.5或3的時候人口規模將不受控制，尤其是2050年以後，所以為了緩解眼前的老齡化壓力而大力提倡生育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除了鼓勵生育，國際上還有其他增加勞動力人口的方法，那就是吸收移民。

（二）移民

世界「反全球化浪潮」中，移民逐漸暴露出一些文化融合的問題，而且吸收移民一般是美國這種包容性國家的做法，亞洲國家對移民的接受度沒有歐美國家高，不太可能成為未來解決勞動力人口匱乏的主要措施。

（三）產業溢出

鼓勵生育要付出撫養的成本，吸收移民將面臨文化的衝突，那還有什麼辦法可以增加勞動力人口呢？

還有一條路就是產業轉移，將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勞動力充裕的國家，緩解人口壓力的同時也能提高其他發展家的就業率。

近年來，隨著進入老齡化和「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成本增加的趨勢也逐漸明顯，以最低工資計，四川和廣東等已經高出東南亞各國。

這種情況下，已經逐漸出現產業外溢的現象，尤其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以製鞋業為例，來自台灣的寶成鞋業是耐克、阿迪達斯等運動鞋品牌的主要代工廠，原在廣東等地有大量的生產基地，從2001年起，寶成鞋業逐漸加大對東南亞的投資比例，2010年起越南的產量已經超過。

5、推遲退休

無論是鼓勵生育、移民還是產業轉移，都是長期工程，如果只是因為老年人口過多，勞動力人口撫養比太高，讓老年人延遲退休是不是也是一種方法？再次申明我們不考慮情感、道德等因素，單純從數據角度進行分析。

目前我們對老年人的界定是60歲以上（找前面），如果延遲退休，我們分別假設延遲到65歲、70歲和75歲（單純從數據計算上看），未來的老齡化比重（圖【30】）和撫養比情況（圖【31】）。

從老齡化上看，每延遲退休5年，到2050年老齡化的壓力就減少5%左右，同時延遲退休的作用存在邊際遞減的現象，延遲到65歲退休就可以大大緩解的老齡化壓力，讓老齡化比重保持在15%~20%之間，是性價比較高也較為可行的方法。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是將所有老年人口都計入內，當新政開始實行的時候，符合舊的退休年齡卻沒達到新退休年齡的人一般不會再重新進入勞動（比如將退休年齡延遲到65歲，去年退休今年61歲的人不會重新開始工作），所以實際老齡化的比重會比圖【30】所示的略高。

延遲退休不僅可以減少老年人人口，也能增加勞動力人口，對撫養比的緩解起到「雙向推進」的作用，從圖【31】可以看出，延遲退休到65歲，可以降低近30%的撫養比，使總撫養比長期穩定在50%~60%之間。

6、發展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可以適當替代人力已經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但是技術進步很多是呈現躍進式、指數式的「爆發」趨勢，所以人工智慧的發展能多大程度上緩解的老齡化壓力難以估計，但相關產業是老齡化過程中（尤其是2050年以前）是較有潛力的增長板塊。

綜合來看，人口壓力峰值在2050年附近，在2050之前老齡化和撫養比都持續高速上升，2050年後開始下降，到2070年逐漸趨於平穩，這意味著，當前的勞動力人口需要篳路藍縷地挺過2050，下一代篳路藍縷地挺過2070，的人口壓力才會趨於平穩。

所以，未來半個世紀人口壓力都會較大，放開生育到生育率在2附近或者延遲退休到65歲，輔助以產業外移、人工智慧和移民是解決老齡化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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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姜超宏觀債券研究（ID：jiangchao8848），歡迎您關注他們。

文丨姜超團隊

近兩年，在城市環境、房價等問題的壓力下，關於「逃離北上廣」的討論越來越多。那麼當今人口分布和遷移呈現著怎樣的特徵，人們是如何「用腳投票」？本文將進行分析。

姜超團隊認為，近年來，人口從三四線城市向一二線城市集中的趨勢仍然沒有變化。

但同級城市人口增速出現分化、三四線城市常住人口增速回升，以及部分外出務工省市人口迴流，說明人口遷徙的趨勢出現了放緩和分化。

2015年，出現流動人口的拐點，主要是由於經濟增速放緩對應就業機會減少，導致新增外出農民工數量下降。

一線人口增幅放緩主要源於人口控制政策收緊，但熱門二線城市的寬鬆政策和較好資源以及中部地區對東部產業的承接則促使了人口的流入。

儘管人口流動放緩，但大型城市無論常住人口增長，還是外來人口佔比，都遠高於三四線。因此，人口仍在向一二線城市以及部分區位、經濟或政策優勢明顯的強三線城市集中，大部分三四線城市人口增速仍低。

趨勢集中，增幅分化

發達地區的吸引力

人口的統計指標包括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戶籍人口是以戶口作為標準；而常住人口則是指居住在當地半年及以上的戶籍和非戶籍人口，更能代表當地多數時間真實的人口情況，因而我們首先考察的是常住人口。

從省級層面來看，2010年以來的全國常住人口增長呈現了南高北低、西部略高的特徵。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來，全國人口增加了3.1%，天津、北京的常住人口增幅分別高達20%和10%，新疆、西藏、寧夏、重慶、青海等中西部省區人口增幅也超過5%。整體上北方省份增幅大多低於南方，而東北人口增長最慢，其中吉林和黑龍江這六年常住人口甚至負增，遼寧常住人口也僅增加了0.1%。

同一省內部的不同城市發展千差萬別，因而常住人口分布也不是均勻的，並且人們會「用腳投票」，選擇遷移，此時更多考慮的其實是城市而非省區，因此從城市層面去考察人口變化能獲得更多信息。（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口徑，一線城市有北京、上海、廣州、深圳4個，二線城市32個，包括除一線城市外的省會城市、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而其他地級及以上城市我們稱為三四線城市。）

從城市層面看，2010年以來的常住人口依然呈現向一、二線城市所轄地區集中的特徵。截至16年，4個一線城市聚集了全國5%以上的常住人口，二線城市常住人口佔比也超過16%，而其他城市常住人口佔比近80%。形成對比的是，最近6年總人口增加了4180萬，其中約15%的新增常住人口分布在一線城市，逾40%分佈在二線城市，因而人口整體依然是向較發達的大中型城市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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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級城市增幅分化

同級城市的人口近年也呈現了不同的增長特徵。我們選取了全部4個一線城市以及2010年至2016年有完整常住人口數據的29個二線城市和160個三四線城市作為樣本，將2010年以來的時間分為最近三年（2013-2016年）和之前三年（2010-2013年）進行對比。

一線城市，京滬放緩、廣深加速。北京、上海最近三年常住人口的累計增幅僅為2.7%和0.2%，均比10-13年低了5%左右；而深圳和廣州近三年的常住人口增幅分別接近9%和12%，較之前三年大幅提高。

二線城市，中部地區人口增長較強。天津、長沙、鄭州、武漢、銀川、廈門最近三年的常住人口累計增幅在5%以上。近三年二線城市常住人口增長大多都超過了全國人口增幅，僅瀋陽、大連、南京和太原人口增長慢於全國平均。而比較來看，近三年長沙、杭州、成都（不含簡陽，下同）、寧波和西安的常住人口增幅較之前三年提高了1.5%以上，人口加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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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以來，三四線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速有了小幅回升。我們統計的160個三四線城市13-16年的人口累計增幅為1.33%，低於全國平均的1.62%，但較之前三年的1.20%略有改善。13年以來常住人口增長低於1%的三四線城市較之前三年明顯減少，而增幅在1-1.5%的城市增加了1/3。

具體來看，人口增長加快的三四線城市，可以大致分為三類：其一，是克拉瑪依、珠海、嘉峪關這類人口基數不大的移民城市，這些城市的產業發展需要和開放的政策持續吸引著外來人口；

其二，是徐州、三明、許昌等區域經濟較強的三線城市，它們雖不是省會，但或自身經濟基礎在周邊區域居前、或毗鄰區域經濟中心，因而成為務工人員在一二線城市以外的選擇；

其三，是安徽、四川等省的人口流出城市，它們常住人口近年的提高，與人口流出放緩以及二胎放開後生育意願高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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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整體來看，大多數三四線城市的人口增速仍低。一二線城市的人口增速整體高於全國平均，其實就意味著三四線城市人口增長緩慢。雖然一些具備競爭優勢的三四線城市近年人口增長加快，但這並非整體現象。在我們統計的160個三四線城市樣本中，最近三年的人口增長超過全國人口累計增速的僅有不到60個，大多數三四線城市的人口增速仍低。

同級城市增幅分化

三四線向一二線聚集

戶口在的各級城市中與醫療、教育、購房、社會服務等多項權利聯繫在一起，若假設各地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穩定，那麼戶籍人口大幅的波動就往往與戶口的遷入、遷出有關。

從戶籍變化看，過去三年依然呈現了人口從東北和中西部往東南沿海發達地區遷入的趨勢。最近三年廣東省的戶籍人口增加最多，較發達的二線城市廈門和成都戶籍人口增速也分別超過了10%和5%，廣州、杭州、天津戶籍人口增幅超過4%，均在全國居前列；而戶籍人口遷出最多的主要是黑龍江、吉林等東北地區和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的三四線城市。

進一步將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對比，可以比較不同城市外來人口的相對多少。我們選取了2010-2016年有完整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數據的110個城市，並用「（常住人口-戶籍人口）/常住人口」計算總人口中非戶籍人口佔比，正值說明外來人口凈流入，而負值表示本地人口凈流出。

從非戶籍人口比重來看，人口凈流入最多的城市均為全國或區域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大多位於珠三角和長三角，包括4個一線城市，8個二線城市和8個三四城市。其中，廣東有5個，分別是廣州、深圳以及毗鄰的東莞、中山、惠州，並且東莞外來人口佔比高達75%，深圳、中山也都超過50%，江蘇有4個，為蘇南的蘇州、無錫、常州和省會南京。

而人口凈流出最多的城市，則解釋了上述凈流入城市中的非戶籍人口從哪裡來。廣東和江蘇均有三個城市人口凈流出居前，共同的特點是位於經濟大省的欠發達地區，此外同樣凈流出嚴重的還包括四川、河南、安徽等傳統的外出務工人員的來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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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部往中西部迴流？

近幾年一些中西部城市的確出現了非戶籍人口佔比的回升。比較各城市最近三年與之前三年非戶籍人口比重的變化可以發現，佔比提高最多的城市中，僅廣州和武漢是人口大幅凈流入的一二線城市，而其餘18個城市均為中西部三四線城市，其中宜昌和淮北非戶籍人口比重略高於0，剩餘16個城市截至16年底仍是人口凈流出。

相反，廣東和江蘇的一些三四線城市的非戶籍人口佔比在較快下降。這類城市中有一部分是傳統的人口凈流入城市，如東莞、深圳、廈門、蘇州等，另一部分則是原本人口凈流出的城市，例如廣東的梅州、茂名和江蘇的宿遷、徐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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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不是就說明人口正從東南沿海城市大規模迴流向三四線城市呢？

我們認為從數據來看，答案並非如此絕對，準確地說，部分地區人口迴流和戶籍外遷正同時發生。導致非戶籍人口佔比提高的原因可以分為常住人口增加和戶籍人口減少兩種，前者意味著外來人口流入或者外出人口迴流，而後者則與本地戶籍人口遷出相關。

外來人口佔比提高的城市，除了廣州、武漢、重慶戶籍人口增速超過1%，其他城市的戶籍人口均表現為低增甚至大幅負增，說明一些常住人口少於戶籍人口的城市，人口確有迴流，但相當多的戶籍非常住人口也遷出了當地。而外來人口佔比持續下降的東南沿海三四線城市，常住人口的低增說明外來人口流入有所放緩，但同時一些東南沿海三四線城市戶籍人口較快增加也是外來人口佔比下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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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戶籍制度改革，隨後各省在14-15年陸續開始推行放開中小城市的落戶限制。這促使部分長期外出務工的非戶籍流動人口，為了子女入學或者社會保障等需求，選擇在工作地落戶。近三年戶籍人口遷入加快或遷出放緩的城市包括了深圳、武漢、廈門等一二線城市和廣東、安徽等地的中小城市，但戶籍人口加速遷出的城市仍集中在東北地區和中西部三四線。

遷移背後的原因

經濟增速下行，人口流動趨緩

同級城市人口增速分化，部分三四線城市常住人口增速回升，而一些外出務工省市人口迴流，均意味著人口遷移的趨勢較之前幾年出現了放緩和分化。

整體上，的流動人口規模在15年迎來拐點。14年全國流動人口總數達2.53億，15年開始下降，16年流動人口已降至2.21億，流動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比重也從14年的18.5%下降到16年的16.5%，印證了全國人口流動在趨勢放緩。

人口流動放緩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新增外出農民工數量大降。的外出農民工人數佔了全國流動人口的近七成，2010年外出農民工人數1.53億，較上一年增加了800萬人，增幅達5.5%，但自此之後新增外出農民工人數便逐年減少，到16年新增外出農民工僅50萬人，增幅大降至0.3%。

而經濟增速下降，是人口流動特別是農民工外出務工減少的重要原因。近年經濟增長中樞從10%下降到7%左右，而經濟增速的放緩對應著就業機會的減少，因此也導致對農民工的用工需求顯著下降。

一線政策控人口，中部二線承接產業

具體到城市層面，部分一線城市的人口增幅放緩主要源於政策變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北京和上海分別表示2020年常住人口將被控制在2300萬和2500萬人。通過收緊大城市的落戶條件和拆除群租房等措施，而同時一線城市房價飆漲，北京和上海流動人口的湧入確實大為減緩，但在控制政策較為緩和的廣州和深圳，人口則繼續加速增長。

近三年，部分二線城市的人口增長規模甚至超過了一線城市，成為人們繼一線城市之後的選擇。一方面，部分二線城市也能提供較好的機會和資源。一些熱門二線城市如天津、重慶、鄭州、武漢等作為區域的經濟中心，往往也具備不錯的就業、教育和醫療等資源，加之當地政府出台了寬鬆的落戶條件和招才納賢的政策，更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被一線城市拒之門外的外來人口遷入。

另一方面，二線城市，特別是一些中西部城市，由於承接了一線和東南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也帶來了就業人口的增加。近年中低端製造業逐步從一線城市和東南沿海地區遷往中部二線城市，產業的轉移帶來了就業人口的遷移。2010年以來，天津、成都、重慶、長沙的工業增加值累計增幅均超過150%，而它們也是近年人口規模增長最快的幾個二線城市。

用腳投票的選擇

總結來說，人口遷移實際上相當於一次用腳投票的選擇。人口集聚的背後其實是產業和資源的集聚，驅動人口流動最主要的因素是追求更好的生活，具體而言包括工作、收入、環境、社會資源等等，在這些方面大城市無疑具有明顯的優勢。

從國際經驗來看，城市化進程中，人口都是持續向大都市圈集聚。美國雖然二戰後第一大人口城市人口佔總人口比重小幅回落，但超過100萬的城市群人口佔比持續上升，人口呈現向大城市群持續集聚的趨勢。日本的人口遷移也十分類似，東京、大阪、名古屋作為日本的三大都市圈，人口長期保持大規模凈遷入。雖然2010年前後日本人口見頂，相對較小的大阪和名古屋都市圈人口凈遷入降到0，但最大的都市圈東京圈仍保持著人口凈流入。

而從國內來看，儘管人口流動放緩，但一二線城市無論是常住人口增長，還是外來人口佔比，都仍遠高於絕大多數三四線。一二線城市能夠提供遠超三四線城市的就業機會和工資水平。例如，世界500強企業在大陸的總部位於一線城市的有75家，位於二線城市的有14家，而位於三四線城市的僅9家。而一線城市及多數二線城市的年平均工資也高於全國水平。

因此，在一線城市政策嚴控人口的背景下，常住人口正在往控制政策較松的一線城市以及區域經濟發達的二線城市集中。同時，隨著全國流動人口拐點的出現，部分三四線城市人口流出減緩、甚至迴流，但迴流並不太可能逆轉人口凈流出的狀態。整體而言，大多數三四線城市的人口增長依然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加速流入僅發生在部分區位、經濟或政策優勢明顯的強三線城市。這正是人們用腳投票做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