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賈康：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為何不妥

最近，作為國際主要評級機構之一的穆迪下調了主權信用評級，此舉引起多方面關注，並有可能對今後一段時期需要在海外市場發債融資的中資機構帶來一些不利影響。

穆迪是全球評級市場中已在客觀上形成寡頭壟斷地位的三大評級機構之一，雖然其具有信息收集、整理方面的多年積澱和值得標榜的專業特長，但此次下調的主權信用評級，卻暴露出其缺乏對經濟成長性的深刻理解、缺少對深化供給側改革中潛力釋放的趨勢估量，以及對管理當局相關政策的認知不足。

作為經濟社會正在轉軌中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處於2011年以來的經濟發展階段轉換中，正有望由逐年增速下行轉而達到一個探底企穩的新的轉折點。穆迪對當下的情況分析與基本結論的引出，在不少方面套用對一般經濟體的處理方法，其實是十分不適宜的。穆迪此次下調的主權信用評級的做法頗值得商榷。

債務餘額增速預判失之於危言聳聽

穆迪在報告中指出，2018年政府直接債務餘額將達GDP的40%，而2020年將達45%，這個結論對於實際情況的估算和未來預測是量值偏高的。

2016年末，這一指標的實際情況是中央國債餘額和地方政府債務餘額分別為12.01萬億元和15.32萬億元，合計27.33萬億元，相當於GDP初步核算數74.41萬億元的36.7%。在今後2年到4年內，雖不排除這一指標水平可能有所上升，但只要清楚了解了管理當局在公債（國債、地方債）管理方面的基本政策取向，便可知政府舉債將受到嚴格控制。很難想象，未來4年內政府債務餘額能一路上升到GDP的45%——假設未來4年GDP年均增長率為6.5%（這是為兌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所倒算出的「保證速度」），2020年GDP規模將達95.7萬億元以上，而其中45%部分的絕對額為43萬億元，這將比2016年的總數高出15.7萬億元。穆迪的這個假設圖景，顯得太走極端而失之於輕率和危言聳聽了。

忽視經濟基本面與成長性

評級預測應以「前瞻性」引導市場行為，結合經濟基本面的走勢作出相關預測和判斷，是十分關鍵的評級要領。

我們不否認在引領經濟新常態和全面深化改革方面還面臨種種挑戰與困難，但2015年末以來的國民經濟運行基本態勢已出現了自2011年經濟下行后絕無僅有的連續6個季度增速在6.7%以上，且近兩個季度還略有上升的「小平台」狀況，各項經濟指標亮點紛呈，經濟運行總體上有望在「穩中求進」中迎來「新常態」由「新」入「常」的轉換點。這是由市場的巨大潛力和經濟社會的巨大成長性給予支撐的。

如看到這個很可能發生在2017年至2018年的大概率事件，便絕無充分理由在當下看低政府管理當局控制政府債務規模的底氣與定力。目前，穆迪在這個至少應保持「觀望期」姿態的「節骨眼上」，卻以下調主權信用評級給出「看空」的明確指向，這絕對不是其應有的公允態度和前瞻水平了。

不了解法律制度規定，且罔顧基本的國際對比

穆迪的預測和判斷，與其報告所稱的政府或有債務在地方融資平台、國有企業方面「將持續增長」這一認識有密切關聯，但這恰恰表現出了穆迪對近年來相關法制建設情況缺乏了解。已修訂的《預演算法》和與其配合的官方文件，非常明確地規定了地方政府債務只能陽光化地經過預算程序發行，原地方融資平台不得再發生任何地方政府的變相舉債；加之有《擔保法》等法律的配套，地方政府及所屬部門不得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因此，在除地方政府為使用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的擔保債務外，已不存在一般意義的其他「或有債務」。穆迪的前述判斷，放在積極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圖景中，顯得十分突兀而難以成立。

退一萬步講，即使2020年政府債務餘額真的達到相當於GDP45%的水平，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仍屬較低水平，明顯低於歐盟60%的預警線，更與美國的近100%、日本的近250%不可同日而語。再考慮到巨大的市場潛力、經濟的成長性，結合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給出的前景表現，以及經濟調控體系綜合的風險防控能力，穆迪此次調低主權信用評級的做法實為不妥。

賈 康 介 紹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財政學會顧問，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朱鎔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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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於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願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並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雲，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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