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呂日周：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

對話呂日周：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

文/圖：牡丹晚報新聞周刊記者 謝廣軒 京九晚報首席記者 宋亞威

2000年2月到2003年1月，呂日周在山西省長治市委書記任上，發動了一場「媒體治市」的變革實驗，輿論監督矛頭直指黨政機關領導幹部：在黨報《長治日報》上點名批評工作不力的黨政官員，並且破天荒地在頭條上批評長治市副市長。這位曾經的大學生、工人、「學大寨」的生產隊長、縣委書記、市長、省體改委主任、市委書記、省政協副主席，如今的職務是「山西省改革創新研究會名譽會長」。

前不久，《京九晚報》與《牡丹晚報.新聞周刊》記者趕赴山西，專訪了呂日周。

結識呂日周

3月6日，記者趕到呂日周家中時，他正躺在地板上休息，腰間纏著一條寬寬的理療帶。

呂家的客廳陳設很樸素，客廳一隅放了幾盆鮮花，牆上掛著一幅全家福。一面牆邊的書櫥里擺滿了書籍，辦公桌上除了一個檯燈外，也幾乎堆滿了書籍。

看到記者到來，他起身迎接，招呼記者坐到沙發上，記者才定睛細看眼前的呂日周：典型「黃土高原」式的漢子，幾筆粗線條就可以描畫他的面部輪廓——濃眉毛、大框眼鏡和一雙厚唇。呂日周不好意思地告訴記者，他最近剛動了一個小手術，傷口還沒癒合，醫生建議多卧床休息。最近一段時間，他就是在家看看書，多躺著休息，爭取儘快康復。

由於一直在山西生活的緣故，呂日周說的話山西口音較重，但認真聽還是能聽明白，他就將自己的故事一個接一個地娓娓道來，再加一些感悟，便引得現場歡笑不斷。沒有明顯的官腔，相對親和，有含蓄的幽默感。

呂日周，這位曾經不時見諸報端的改革人物，並未因職務的變化，改變他一向直言的個性。如今的他，還像從前那樣，對社會熱點保持著非同一般的敏銳觀察。

縱論改革

2014年11月9日上午，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峰會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習近平說，我們要不斷發掘經濟增長新動力。生活從不眷顧因循守舊、滿足現狀者，而將更多機遇留給勇於和敢於、善於改革創新的人們。在新一輪全球增長面前，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唯改革創新者勝。我們要拿出「敢為天下先」的勇氣，銳意改革，激勵創新，積極探索 適合自身發展需要的新道路、新模式，不斷尋求新增長點和驅動力。

呂日周談到，「其實我們有相當多的空間去改革。比如說，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下進行社會主義體制改革，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幹部體制、文化體制、教育體制，這就是我們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東西。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能變、共產黨領導不能變，民主集中制不能變。但是，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怎麼搞？共產黨要怎麼領導？民主集中制要怎麼實行？」

「我覺得我們改革到今天，有三個矛盾要解決。首先是解決黨與民的關係，就是我們黨和老百姓的關係。幹部在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人心方面問題不少。光解決幹部的作風還不行，還必須要帶動老百姓參與執政。執政是人民的執政，我們不能代替人民執政，一定要堅持代表、帶領、帶動人民參與執政和黨管幹部的原則，把某些地方代替人民執政和代替人民管理幹部的錯誤傾向扭轉過來。

第二是解決黨與官的關係，就是黨與幹部的關係。執政黨必須運用『自逼機制』使上來的幹部必須為民幹活，通過『追責機制』使不幹活的幹部不要停留在現在的崗位上。另外，要把表現好、老百姓認可的幹部通過創新的民主集中制提拔到各級領導幹部崗位上。我做市委書記時使用了『自逼機制』，我在工作崗位上就提出了幾句話，『誰不幹干誰、誰不吃苦苦誰、誰不打掃衛生打掃誰、誰不調整經濟架構就調整誰』。

第三是解決黨與廉的關係，這裡不僅要抓案例，更重要的是在體制上、制度上下深工夫、苦工夫。比如說對於廣大幹部的福利待遇貨幣化，又比如說我們幹部隊伍太龐大，要啟動『轉業幹部』的體制解決減少幹部后提高待遇問題，再比如說要明確因貪處分幹部的度量衡標準，並嚴格執行之。改革必須要搞，現在不搞今後會痛苦，這一輩子人痛苦，下一代人也會痛苦。改革不要怕吃苦，最終黨和人民會肯定你。」

呂日周認為，我們就應該按照習近平主席的指導，走改革創新的路子。他個人總結，要發展，就是進行四個方面的競爭。

第一是產品的競爭。通過產品競爭使企業得到發展，一些沒有創新的企業就會被淘汰，這樣必然使一部分人富裕起來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第二是單位和單位之間、地方和地方之間、系統和系統之間進行競爭，產生社會體制改革，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當今世界上地方之間的競爭有70多個標準。其中一個標準就是看抽煙人的多少，抽煙的人在這個縣多，這個地方就是落後的，抽煙人少的地方就是進步的。第三是文化的競爭，誰能獲得為全世界服務這樣的文化，誰就能最後勝利，否則就會失敗。人要積極主動地投入社會，積極主動地參與競爭，這樣才有出息。第四是黨政幹部之間的競爭，由過去出現的潛規則的負面競爭現象發展為客觀度量衡的正面競爭，讓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振興中華民族。

芝麻和西瓜的故事

聽到記者詢問在長治改革故事時，呂日周陷入深思，向記者回憶說，「我從長治市調走時，最後解決的是一件關於西瓜的問題。有位老百姓種了2畝半西瓜，鄉幹部把西瓜分了吃了。老百姓要錢，幹部說沒有錢，找理由一再推託，推了兩年都沒有給錢。結果老百姓說，種什麼都不能種西瓜。我在報紙上看到了這件事，於是找人處理。有人說，呂書記，你就快調走了，為什麼還要管這麼芝麻大的小事情呢。我說，為什麼是芝麻？本來就是西瓜！為什麼硬要把西瓜說成芝麻啊！」

「我找到相關責人說，鄉幹部如果沒有錢可以打報告申請，吃西瓜沒有錢，縣裡面給補助點也可以，不要佔老百姓的便宜啊。縣裡有錢就撥一些，如果沒有錢可以向市委市政府請示，市委沒錢向省委省政府請示，想吃西瓜有什麼問題嗎？大家最後一算，總共20多塊錢，湊了湊就齊了。把那位農民叫來，他滿臉流淚地說，『感謝黨、感謝黨，黨給我把錢要來了』。我說，我代表市委書記、縣委書記、鄉黨委書記、村支部書記，向農民鞠三個躬，說我們對不起你。結果這位農民哭了，我們一個人都沒有哭。後來我說，不光是西瓜，有沒有吃白菜的，有沒有吃豆腐的？不允許這種現象發生，要舉一反三，解決問題，還要追究責任。吃西瓜這件事，把錢交了就算了嗎？要弄清到底是誰的責任？為什麼不給人家錢？長治有一位賣豆腐的人，走到鄉政府門前不敢穿鞋，而是用手提著鞋走。我說你為什麼不穿鞋啊？他說鄉政府的人要是聽到我的聲音，就會向我要豆腐了。這樣做怎麼行？處理問題不能說完就完了，責任人必須接受處分。」之後沒幾天，呂日周就調走了，他說後來就不知道追究還是沒追究更多幹部沒給錢吃百姓東西的事了。

新媒體潛力大

記者採訪過程中，陪同採訪的山西改革創新研究會的小田不時用微信記錄下採訪短視頻，記者同呂日周的聊天的話題也轉移到了新媒體上。呂日周認為，現在，人們可以說是進入了一種「知識經濟時代」和「注意力經濟時代」，「數字化生存」的概念正在改變著人們的傳統價值觀念並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與傳統媒體相比，以微信、微博等為代表的新媒體在傳播的過程中都顯示出了很大的優勢。新媒體能滿足人們多樣的心理及實際需求。比如微信為人們提供了新的行為方式和溝通方式，使得人們在網路生活中的心理和行為與現實社會產生了極大的關聯和反差。這種關聯和反差既能讓人自由地遠離現實社會，又能讓人無界限地融入現實社會，它能最大化地滿足人們多樣的心理及實際需求。新媒體在信息傳播、接收、反饋的過程中，改變了人們旁觀者的身份，人們可以相對自由地在媒體上檢索、接收、分享、傳播信息，最大程度地滿足了人們參與信息傳播過程的需要。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人們的表達權、參與權等也就得到了更大的實現，互動的形式也更為多樣化。新媒體以強大的信息狂潮，不僅對信息傳播產生影響，同時對人類生活也產生了巨大影響，這正是新媒體受到重視的最重要原因。人們在網路媒體當中，可以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實現個性化閱讀、收聽和收看，既能接收信息又能發布信息，可以在網路上購物、社交、處理商務及公務事件，可以享受其它媒體所不能實現的諸多功能……人的生活對於網路一旦從需求轉向依賴，新媒體對人生活就能產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

人物簡介 呂日周

生於1945年的呂日周，是山西大同落陣營人，1969年畢業於山西大學中文系，現任山西省改革創新研究會名譽會長。

1975年，他開始做村生產隊長、在大隊當總支書記，是大學生村官。

1983年後,歷任中共原平縣委書記、忻州地委委員；中共山西省委第五屆候補委員；中共朔州市委副書記、市長；山西省體改委副主任、主任等職；2000年後，歷任中共長治市委書記、中共山西省委第八屆委員、黨的十六大代表。2003年初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

1969年大學畢業后曾在大同齒輪廠做過鍛工的他，敢想、敢說、敢做，是一個改革實踐者。他領導的原平改革經驗曾轟動一時，他當原平縣委書記期間，在全國率先推出了「政府搭台、群眾唱戲」的舉措；1989年，呂日周出任朔州市首任市長，「小政府、大服務」的模式再次轟動全國。1990年，呂日周調任山西省體改委，歷任副主任、主任和省政協常委，他開始了調查和研究工作，寫出了50多萬字的有關山西省情分析的系列文章；2000年2月，在沉寂十年後，呂日周重新出山，擔任長治市委書記，引髮長治「政治地震」並成為全國輿論的焦點。

呂日周著有《縣級綜合改革戰略》、《山西省國企改革指要》、《在生活的激流中》、《長治長治——一個市委書記的自述》、《呂日周自選集》(共五卷：省情卷《呂丁解晉》、太原卷《三晉觸懷》、晉北卷《雁北聽風》、長治卷《在天下脊》、附錄卷《我行我述》）等30部作品，共1000多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