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貴！文物中的文物！蒲松齡《聊齋志異》手稿僅半部留存

蒲松齡《聊齋志異》影響深遠，6月12日，遼寧省圖書館「冊府菁華」館藏珍貴古籍展開幕，作為遼圖「鎮館之寶」的半部蒲松齡《聊齋志異》手稿是其中重要展品，手稿為《聊齋志異》定稿本，系海內孤本，得自蒲松齡後人。「澎湃新聞·古代藝術」同時還刊發蒲松齡墓曾出土過的自用印「留仙」「柳泉」（圖形印）等。

6月12日，蒲松齡《聊齋志異》手稿在遼寧省圖書館展出。 圖片來源：新聞網

據中新社此前報道，遼寧省圖書館「冊府菁華」館藏珍貴古籍展上展出的蒲松齡《聊齋志異》手稿，因年代久遠紙張泛黃，但墨跡依然清晰，字體工整，經宣紙加襯裝裱。

「澎湃新聞」獲悉，現藏遼寧省圖書館的《聊齋志異》手稿，以竹紙抄寫，共收237篇，其中206篇為蒲松齡手抄，31篇為他人代抄。蒲松齡後人將手稿本捐贈給國家之後，由於紙質變色、發脆，由瀋陽故宮博物院的周福成老師傅重新裝裱，以宣紙加襯，並作成今天看到的金鑲玉裝。

半部《聊齋志異》系蒲松齡生前手定的清稿本

《聊齋志異》大約成書於康熙前期，蒲松齡一邊給村人講故事，一邊撰寫，最後再進行修改，直到康熙中期定稿，前後歷時40餘年。《聊齋志異》成書之後，蒲松齡卻因為家境貧寒而無力刊行刻本，因此僅有抄本流傳民間。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古典文學名著中目前惟一發現了作者手稿的作品，遼寧省圖書館收藏的《聊齋志異》手稿就是蒲松齡生前手定的清稿本。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館長陳紅彥介紹說：「蒲松齡子孫對《聊齋志異》手稿十分看重，大約在咸豐年間，蒲氏七世孫蒲介人因與家族發生爭執，便攜帶《聊齋志異》和《雜著》等幾種手稿遠走東北定居瀋陽。隨後傳給其子蒲英灝。」

位於山東省淄博市的蒲松齡故居

另半部，至今下落不明

蒲英灝當時在奉天駐防大臣——盛京將軍依克唐阿的手下擔任鑲藍旗統領。依克唐阿知道蒲英灝是蒲松齡的後人，便向他借閱《聊齋志異》手稿。無奈之下，蒲英灝先借出了半部手稿，在依克唐阿歸還后又借出了另一半。沒想到的是，依克唐阿隨即進京參戰，得病死在了北京，後來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掠奪了大量的財物，依克唐阿所借的半部手稿從此杳無音訊。

關於依克唐阿所借的半部《聊齋志異》手稿的下落，1934年《北平晨報》曾報道說：「蘇聯科學院遠東分院圖書館藏有蒲留仙《聊齋志異》原稿四十六卷。」1941年偽滿報紙《盛京時報》也曾援引德國的一則消息：「《聊齋志異》部分原稿48卷現存柏林博物館。」但也有說法認為這半部手稿於「文革」中遺失，至今下落不明。

蒲松齡《聊齋志異》手稿

「先祖遺墨，僅此稿倖存，雖有欲購者，但貧不賣書」

蒲家後人則於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遷往遼寧鐵嶺，並將保存的半部《聊齋志異》手稿攜帶身邊。

蒲英灝去世后又將剩下的半部手稿傳第五子蒲文珊。據研究爬梳蒲家保存的《聊齋志異》手稿在上世紀的流傳情況，可知1931年，奉天省圖書館館長袁金鎧得知手稿之事，遂商借選印，手稿便存入奉天銀行保管。由於「九一八」事變，到1933年夏，共選出有王士禎評語的14篇，刻印本未收入的10篇共24篇，題為《選印聊齋志異原稿》刊印。此時，已任偽滿洲國參議的袁金鎧與偽滿奉天中央銀行行長陳漱六提出欲購買手稿。此前即有日本駐偽滿洲國的領事官員也曾以威脅利誘手法欲得到手稿。

蒲文珊嚴尊祖訓，不為利害所動。在給袁金鎧的信中他寫道：「先祖遺墨，僅此稿倖存，雖有欲購者，但貧不賣書，古訓昭然，又何忍負先世保存之苦心也。」以此向袁金鎧表明了自己決不出賣手稿的態度，從而將手稿取回。

從燒炕取暖的舊書堆里救出來的海內孤本

蒲文珊為確保手稿安全，於居室北炕西牆開一小門，門前置一大衣櫃，櫃內設活板通此室。手稿則盛於漆木匣內秘藏其中，家人不得擅入其內。甭說局外人無法知道手稿的情況，就連其子女也不知詳情。

1947年冬，遼寧西豐縣開展土地改革運動，農會幹部到蒲文珊家中挖浮財，半部《聊齋》手稿也與挖到的浮財一起被拉到農會辦公室，扔到舊書堆里準備用來燒炕取暖。恰巧遼寧省西豐縣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劉伯濤到元寶溝村檢查工作，在農會舊書堆中發現一函兩冊褪了色的藍布皮線裝書。他翻開書頁，《聊齋志異》四個字映入眼帘。后經調查劉伯濤得知，住在本縣、過去曾任西豐縣圖書館館長的蒲文珊是蒲松齡的第九世後人。1948年6月，劉伯濤將蒲文珊請到縣政府，經過蒲文珊辨認，這果然是蒲松齡的手稿。

此時，蒲文珊原藏的兩函四冊手稿，找回了一半，還差一函兩冊下落不明。劉伯濤不僅之後打聽到有部分手稿被一位叫王慎之的女同志帶到了哈爾濱，於是給哈爾濱當地政府寫求援信請求幫忙查找王慎之的工作單位要回原書。此後，終於收回了一函兩冊從哈爾濱寄還回來的《聊齋志異》原稿。

蒲文珊將《聊齋志異》手稿捐贈給國家之後，1951年春，西豐縣政府將兩函四冊《聊齋》原稿送到東北人民政府文化處，最終入藏遼寧省圖書館。當時，經專家鑒定，兩函四冊是四函八冊原稿中的一、三、四、七冊。

遼圖鎮館之寶還有宋版書

除《聊齋志異》手稿，「冊府菁華」館藏珍貴古籍展上，還展出了宋版書《抱朴子·內篇》《揚子法言》和入藏清宮鈐蓋「天祿琳琅」的《周髀算經》等50部古籍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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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齡紀念館所藏蒲松齡自用印等相關文物

費濱海

山東淄博的淄川區蒲家莊是清代著名文學家蒲松齡（1640-1715年）出生地。上世紀50年代初，政府開始出資整修蒲松齡故居（后更名為蒲松齡紀念館），收集整理與蒲松齡相關的各種資料。2006年，蒲松齡紀念館被正式批准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或許是因為蒲松齡《聊齋志異》影響久遠，或許是由於蒲松齡紀念館員工勵精圖治的精神深深感動了人們，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蒲松齡紀念館除了徵集到一批蒲松齡珍貴的手稿和與《聊齋志異》有關的抄本、各種文字版本外，還收藏了近千件現當代文學家、史學家、書畫家、學者的題辭、詩文、對聯和書畫作品，這其中就有郭沫若、茅盾、葉聖陶、老舍、田漢、胡厥文、梁漱溟、王崑崙、顧頡剛、趙朴初、聶紺弩、臧克家、俞平伯、周汝昌、端木蕻良、劉海粟、豐子愷、李苦禪、俞劍華、吳作人、陸儼少、許麟廬、劉繼卣、林散之、啟功、黃胄和孫其峰等眾多名家。

1962年郭沫若除親題「蒲松齡故居」匾額外，還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楹聯：「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茅盾則題寫了「柳泉」和「蒲松齡柳泉先生之墓」。

蒲松齡紀念館還藏有5件國家一級文物，分別是清初畫家朱湘鱗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所繪蒲松齡畫像立軸和四方出自墓葬的蒲松齡自用印。畫像中蒲松齡身穿清朝生員衣頂，拈鬚端坐。畫軸上方有其親筆題跋兩則：一曰「爾貌則寢，爾軀則修，行年七十有四，此兩萬伍千餘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頭，奕世對爾孫子，亦孔之羞。康熙癸巳自題」。二曰「癸巳九月，筠囑江南朱湘鱗為余肖此像，作世俗裝實非本意，恐為百世后所怪笑也。松齡又志」。四方印分別為「蒲氏松齡」、「松齡留仙」、「留仙」和「柳泉」風景圖形章。

蒲松齡自用印「柳泉」（圖形印）與「留仙」

上海自1840年開埠通商之後，西風日盛，漸漸成為的經濟中心之一。與此同時，文人學者和藝術家也開始向上海集聚，並最終形成著名的「海派藝術」。1956年，在周恩來總理主持下，分別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北京畫院」和「上海畫院」。一時間，上海畫院幾乎雲集了當時上海所有著名的書畫名家。上海作為書畫藝術重鎮，蒲松齡紀念館自然將其列為重點，有系統地向上海書畫名家和學者徵集書畫作品，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劉海粟1983年參觀蒲松齡紀念館后留書「聊齋聲名震四海，一代文宗昭遺愛。」顏文梁1983年春題詩：「說鬼談狐寄意深，等身巨作著書林。柳泉一水清如許，猶見先生諷老心。」朱復戡1980年夏題詩：「才華傑出蒲留仙，椽筆麗辭宗史遷。滿腹經綸用不得，托將鬼怪寫時賢。」學者、雜文家何滿子題詩：「漫撿仙妖狐鬼事，投將人世寫胸懷。於今夜夜淄川天，曾照先生鑄鼎才。」中科院院士錢偉長、著名書法家趙冷月、任政、單曉天和周志高也慷慨贈詩題辭。

豐子愷繪《蒲松齡畫像》

上海畫院首任院長豐子愷1962年應約為蒲松齡紀念館作畫兩幅：一幅為一女子坐小凳換鞋準備外出，邊有一小黃貓，窗外是春天的景緻，桃花盛開，綠色的山脈隱約可見。左上方題：「閑院桃花取次開，昨日踏青小約未應乖，囑咐東鄰女伴，少待莫相催，著得鳳頭鞋子即當來。壬寅之秋病中讀聊齋病起取阿英詞為題子愷畫」。另一幅則為蒲松齡畫像。上方題：「留仙才高，聊齋名美，筆墨生花；文思如綺，磈磊滿胸；化作狐鬼，萬口流傳，猗哉偉矣。據康熙年江南朱湘鱗所繪像改作壬寅小春豐子愷畫並贊」。兩幅畫生動而有趣，是典型的豐氏漫畫風格。豐子愷的女兒豐一吟面對這兩幅畫回憶道：「父親作這兩幅畫時我未看到。這兩幅畫父親都題了詞，字也多。第一幅畫意境很美，像在講一個故事。父親的書法功底不錯，濃淡相宜，我臨摹他的書法，始終達不到這樣的境界。父親學習過西洋畫，因此素描造型基礎紮實。對於捐贈展示的繪畫作品父親畫得也往往一絲不苟。」黃幻吾則繪盛開的梅樹枝上佇立一隻小鳥，嶺南畫派風情躍然紙上。以山水著稱於世的陸儼少畫的是梅花和雲石，這也是他筆下常見的題材，上題：「雪後園林春常在，一枝梅花壓眾芳。」唐雲畫了竹子，上有兩個唐氏獨有的麻雀以及充滿勃勃生機的兩支竹筍，別有風味。戴敦邦的《荷花三娘子》作於1980年，其時他剛剛完成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合譯的三卷本英文版《紅樓夢》36幅插圖。畫中的三娘子嫵媚中透出清秀，荷花將她襯托得更見風韻。問起此畫，戴敦邦記憶猶新，「這是應友人之請畫贈蒲松齡紀念館的，四尺對開，還曾出過掛歷。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後來我畫了整整100張聊齋題材的畫。」戴敦邦一再謙虛地表示這幅《荷花三娘子》是在他藝術風格尚未定型之前的作品，尚顯稚嫩。1986年戴敦邦出版了白描《戴敦邦聊齋人物譜》。1994年齊魯書社出版但明倫《聊齋志異》評本就曾選用了戴敦邦10幅聊齋彩墨插圖。

「留仙」等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