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戰略研究》∣ 思想史、路徑依賴及其他

任何一個學科的發展，如同其他人、事、物一樣，都是在歷時傳承的軌跡上前行，都是時空交錯下的階段性呈現。

當然，創新甚至變革也是亘古恆有，但是大多數時候卻總是步履維艱，也總是無法脫離其本色。

——題記

本期「觀約談」將聚焦四本歷史-現代主題的著作，挖掘它們對於語言及語言學的啟示。

需要指出的是，下面的論述不獨這四本書專有，只不過是觀約近期恰好讀到這幾本，遂以此四種書中的例子來闡述罷了。

這四本書是（按出版時間排列）：

（1）錢穆 2012 《思想史》（新校本），北京：九州出版社。

（2）唐德剛 2015 《從晚清到民國》，北京：文史出版社。

（3）金耀基 2016 《文明的現代轉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4）張國剛 2016 《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北京：中華書局。

一點讀後感：語言學思想史是以思想史為背景的。現當代語言學界（當然也應該適用於其他許多學科）的種種表現，基本可以在思想史的傳統中找到源頭。比如（1）為何要直到20世紀，語法學才在興起；（2）為何功能主義（包括結構主義語言學、語言類型學、認知語言學等）要比形式語言學在得到更多關注，或者說形式語言學在為何研究者寥寥；（3）為何方法論、程序論證、量化分析等更具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性的方面，在發展緩慢；（4）為何Fishman式的語言社會學研究要比Labov式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在更為普及；（5）為何語言政策與規劃在近十年左右的時間迅速就成為了一支顯學；等等。

「人之歷史癖，務求其先後條貫，一向重化不重變。」（第146頁）

路徑依賴的作用之下，思想傳統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就規制著一個學科發展的大致路徑和方向，進而就決定了學科內部的哪些流派可以或者有可能「顯」起來。

孔子只是藏在人生中，所以是道德人生。莊子則藏在宇宙中，所以是藝術人生。

若說思想對世界思想史有貢獻，無疑的，其最大貢獻，多在人生界，不在宇宙界。人生界之積極方面，是道德人生，其消極方面，則為藝術人生。墨家思想衰落了，墨家精義，多為儒家所吸取而融化。於是將來的思想界，遇盛事積極，則講道德人生，都崇尚孔孟儒家。遇衰世消極，則轉講藝術人生，偏向庄老道家。因此以後的思想界，遂形成了孔孟與老莊遞興遞衰的局面。（第48頁）

金耀基轉述F. S. C. Northrop比較中西文化之性格之後的話說：「（東方）文化的特性是建立在『美藝的質素』（aesthetic component）上，而西方化的特性則建立在『觀解的質素』（theoretical component）上。」（第52頁）

與錢穆的論述異曲同工。

思想，自始即偏重在人生界，因此對政治問題，普遍異常重視。（第103頁）

佛學之化，亦有數理由：……六則中、印雙方語言文字不同，影響及於其思想方法之不同。印歐文字如演算草，人心思想常緊隨其文字之書寫而展開，文思相隨俱前，如見人行路。文字如記賬，先在心中想一節，乃在筆下寫一節，思想、文字交互停頓，文字往往只記下思想中逐節逐停之較渾括的結果。如見路上足跡，而不見行者。七，故印歐常由文字演生出理論，雖有奇妙高勝之趣，而不免遠於人事。思想則用踐履得觀念，由觀念成記載。就文字論，若簡單零散，不成片斷，而平易親切，話語著實。於是禪宗語錄遂為佛學論著最後之歸趨。（第147頁）

「語言相對論」總是會在不同領域、不同層面有所體現。記得在武漢大學求學時，聽鄧曉芒先生一次講座，題目就叫「讓哲學說漢語」，從漢語言句法、文體、傳統、與德語的對比等幾個方面闡述了漢語具備製造「世界級哲學思想」的條件。

當代語言學（也適用於其他許多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的理論大部是借鑒自西方，其研究更多的是基於語料（「踐履」）的分析（「得觀念」），比如結構語言學、類型學、認知語言學、語言規劃等，莫不如此。而能上升到理論層面的（尤其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則較罕見。錢先生的這段論述就為此現象作了一個視角的解讀。

思想以儒學為主。儒家可分先秦儒、漢唐儒、宋元明儒、清儒四期。漢唐儒、清儒都重經典，漢唐儒功在傳經，清儒功在釋經。（第168頁）

由個人修養轉入群道建立，這是晚明儒思想上一大轉變。東林學派是其先驅。惜乎晚明局面，糜爛腐敗，不可挽回。經歷滿洲入關之大變動，學術思想上更受急劇之刺激，更有急劇之轉向。一大批晚明遺老，他們成學著書，都已在清代，他們的精神意氣，實在想為此後學術思想界另闢一新天地。而清代的高壓政權，已使這些思想萌芽，不能舒展長成，而全歸夭折了。此後遂完全走入古經籍之考據訓詁中作逃避現實之畸形發展，這是最可惋惜的。（第239頁）

晚明儒，始正式要從個人心性轉移到身世事功。船山、習齋可作代表。然那時早已在滿洲部族政權高壓之下，此派思潮無法暢流，以下便轉入博古考據的道路。（第257頁）

但實齋當時，正是博古尊經，乾、嘉考據學極盛的時代。東原之受推崇，也在其考據，不在其思想。……故清代縱出了幾個思想家，但始終形不成風氣，創辟不出一條道路。這是政治壓力使然。許他們大家走的一條路，只是古經籍之考據與訓詁。（第272頁）

這幾段文字闡釋了乾嘉學派如此鼎盛的時空-社會緣由。當然，對於理解後來的考據訓詁之學的衰落，也是明朗的。①

廣西在人文和自然環境上還有一個有趣的特點.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於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說「粵語」（廣東話），而住於桂江兩岸的則說「桂林官話」。說這兩種不同語言的也難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觀念。（第29頁）

這一點，被唐先生認為是太平天國從廣西興起的條件之一。而洪秀全本人會說粵語的客家人身份，也使其在廣西有了更廣的群眾基礎。

但是林則徐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與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兒子咸豐皇帝，以及許多「中興名臣」，都屬於「望洋興嘆族」（且用一個新式台灣語詞）。（第96頁）

「××族」這類類詞綴是新時期新詞新語產生的重要途徑。時代在語言上的烙印，新詞新語是最佳體現領域之一。觀約一直在想，會不會有學者能將類似《新詞新語詞典》等收錄的詞作一個歷時考察，看看哪些詞是曇花一現、哪些則是大浪留金？其原因又何在？比如上面這一段文字的寫作年代是1994年，也就是說上世紀90年代是「××族」語詞在台灣地區興起的年代，那麼背景、原因為何？大陸的「××族」語詞是在何時興起，與台灣地區相比的先後順序如何，是否受到其影響？等等。

這個近代第一座海軍官校，第一期由學生約60人，於1867年2月（同治五年清歷十二月）正式開學。學生分為輪機與駕駛兩班。課程則由基本數理化、英法文與古典漢文開始。輪機術語用法文（當時歐洲大陸乃至國際法的標準語言），駕駛用語則英語也。蓋斯時英國掌海上霸權，英語歐美通用也。縱遲至今日，國際機場指揮塔（包括北京、上海、台北），公用語言仍為英語也。(第104頁）

從17世紀末開始，法語就取代拉丁語成為了國際上的外交語言。當時歐洲上流社會都以會說法語為榮，法語也成了各國的宮廷語言。清朝時包括康熙在內的許多貴族也都學習過法語。之後漫長的幾百年，基本上就是英語和法語的競爭史，直到20世紀中期才以英語的完勝告一段落。19世紀，正是英語和法語競爭激烈的時期，而福州船政學堂的教學語言設置也恰恰反映了這一競爭之勢。

劉家認為這頂帽子太貴不肯出，因此劉銘傳就變成「劉壯肅公」；肯花錢，他就會變成「劉庄肅公」。「壯肅」「庄肅」之別在哪裡，年輕讀者如不知其妙，去問問古漢語老師就明白了。（第119頁）

1889年亦誴死後，載濂襲爵為惇郡王；而載漪由於過繼給一位早死無後的叔叔瑞親王奕志，也於1894年慈禧六十壽誕時襲爵成為「瑞郡王」。不意「瑞」字被書胥在聖旨上誤寫為「端」字，將錯就錯，他就變成庚子年間權傾一時的「端王」了。（第232頁）

一字之差，不在內容，而在形式。當然，這兩例的形式也是迥異的。

須知此時洋人的消息，往往比局外的人更為靈通。因為洋人的交際圈可直達恭親王、文祥、翁同龢那一階層。一般文士，尚攀不到那麼高也。加之白話文尚未出爐，社會中尚無大眾媒體這個東西，而洋人在華已早有之。（第122頁）

「信息」，一直就是高低、勝負的決定手。「大眾媒體」，尤其是在當今時代，已經越來越成為塑造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影響因素。「語言」，往往會成為區隔的一種；比如有的國家在政策設置上會嚴格控制某些功能和價值更大的語言（比如英語）的學習範圍和規模，從而從中獲利（經濟的或社會地位的）。

丁汝昌不能實際指揮作戰，騎兵出身的漢納根原是炮台工程師，對海軍也是外行。指揮主力艦作戰的司令官原是一種最高級的「技術官員」，所用專業技術語言，在早期，全屬英語，日本亦然（此亦泰樂爾自覺神氣的主要原因）。（第143頁）

即使到了現在，許多裝備的「母語」依然是英語。語言的依附性在這裡是清晰的：誰掌握著核心科技/技術，誰的語言就更可能被他人所學習。

一戰至全軍盡墨，舉國惶惶之時，他們又把這戰敗責任，一古腦放在李鴻章頭上，把李鴻章罵成「漢奸」——「漢奸」一詞後來之流通全國，就是從罵李鴻章開始的——使鴻章百口莫辯。（第189頁）

一詞，一歷史。

在那官權高於一切的專制時代，老百姓對親民之管縣太爺，都要磕頭跪拜，尊稱「老爺」。老爺的妻子才許叫「太太」。哪兒像今天的台胞和華僑，動輒介紹自己的老伴為「我的太太」。今日大陸更不得了了，開口閉口「我的夫人」。「夫人」者，在那義和團時代，政府高官、三品以上「大人」的老婆，始可有此尊稱也。（第208頁）

那時眾師兄用以殺人的那種形狀奇特的「大刀」，其圖案後來被洋人擺成ABC字母，用為侮辱華人的象徵。誰知永久了竟變成一種「東方藝術字」，在今日海外華人社區的招牌上、廣告上、名片上，仍隨處可見，然使用者已不知其歷史根源矣。（第246頁）

時間，能改變一切。是好還是壞、是道德還是不道德、是褒還是貶，都是有無相生之間。看看「小姐」一詞的歷史，對比美語「碧池」的進化史；再看看近期社會生態的變化帶來的「同志」一詞的重新崛起、近日「朱日和閱兵」時「主席好」代替「首長好」以及「二馬」被稱呼時「馬雲同志」和「馬主席」的內涵信息。稱呼，從來就是社會生態的晴雨表之一。

旅美民族學家許烺光教授，曾以三個C字打頭的英文字母：clan（家族）、club（社交俱樂部）和caste（印度階級制），來概括、美國和印度三種迥然不同的社會結構。筆者久居聯合國之所在地紐約，亦嘗與役印度，再反觀祖國。涉獵許子之書，真是心有戚戚焉。（第308頁）

這也是上述《思想史》啟示的又一例證。三個C，經歷滄桑之後，改變了多少？

四、以漢語的「弱勢文化」，在海外對抗西語（英語）的「強勢文化」，老輩多不諳外語，為自尊自重乃堅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輩華僑較之國內人民，更為保守；而講「雙語」的小輩於自卑之餘，則趨向「全盤西化」。……處於我輩今日，「西化」與「現代化」固截然有別，然在孫公青少年期，則二者固為同義字也。（第356頁）

豈止華僑，此類現象在人類移民史上是常態。人類的遷徙，為人類的語言生活開闢了一塊塊新領域。

金耀基也曾論及「西化」與「現代化」的名詞轉換問題：「人有意識地用「現代化」一詞是不太久前的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候，知識分子所用的是「西化」而不是「現代化」。從「西化」一詞之揚棄到「現代化」一詞的採用，其間頗有深刻的文化意義。這主要的可以二點加以說明。第一，由於「西化」一詞本身含義之分歧與所指之不足……第二，…而是基於一種情緒的心理反應。…一種是歷史性的，另一種是種族性的。」（第48頁）

現代主義講同質性、一元論，後現代主義則講異質性、多元文化。（第79頁）

這也是當代強調語言多樣性、語言異質性的社會理論源頭之一。

現在，研究現代性的學者日益認識到，「『現代性』的流行定義是以一套主要是西方的、男人的、白人的、以個體為取向的、不管生態的價值觀為前提。」（第104頁）

「定義」，是話語權的最小單位。詞語的創造性和普及性正是一種文化的活力度的重要表徵。

據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的莫凱對香港一個主要工業區346家工廠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對於一個華人廠主來說，在每個車間安置一個他信任的管理人員維護他的利益，是相當慣常的做法。即使沒有直接的親族關係，一個人只要他是廠主的同鄉，說共同的方言，也許和廠主有某種遠房的關係，也能得到廠主的信賴和重用。」（第151頁）

方言的紐帶作用，在華夏大地尤為重要。地域性的特徵，並未隨著人口的流動而減弱多少。

誠然，如瑞典社會學者佘龐說，「全球化必須不能設想有任何全球的偉大的統一者。」儘管西方現代性在世界上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但正如布羅代爾所說，如果把單一文明的勝利看作其他文明的消亡是幼稚的。全球的現代化的結果，並沒有出現「單一的」現代文明秩序，恰恰相反，全球現代化經驗顯示的是文化的多元性及多元的現代性。（第202頁）

這段文字也是適用於世界語言版圖和狀態的分析的。

呂不韋的「奇貨可居」（第70頁）、項羽的「沐猴而冠」（第110頁）、韓信的「獨當一面」（第126頁）

一詞一世界。每個成語，都是一個故事、一段歷史。

這跟項羽的為人有關係，但更重要的，或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范增不注意處理跟領導說話的藝術。（第109頁）

（1）說話，在何時、在何地都是「一門藝術」；（2）「或」字的使用，標示出了作者對下述觀點的一絲不確定和猶豫。

唐太宗說過：「道以光大為功，術以神隱為妙。」（第177頁）

「道」「術」之分別，太宗瞭然。

歷史，是變與不變的合集。

變，是更具凸顯性的範疇，所以往往會吸引大多數人們的注意，故總會「熱點」迭出。但是也往往會製造一種「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的盲目感和漂浮感。

不變，往往因其歷時性和慣常性而為人所忽視。但是，它們卻也往往是解讀各類共時現象本質的鑰匙之所在。

當下的語言學研究，似乎，研究「變/新奇/熱點性論題」的，多；研究「不變/恆常/基礎性論題」的，少。可能，後者需要厚積薄發的時間付出而為當世時代所避諱吧。

最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諸領域，都是帶著強烈的社會歷史時代背景的探索。遵循歷史規律、把握住當世時代的脈搏（主動的或被動的），是引領學術前行的條件之一。

注 釋：

① 《從晚清到民國》第三章，六、「新學偽經」和「托古改制」亦有相對應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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