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問陳凱先之問（七）丨呵護今天就是塑造未來 ——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院士田剛談「陳凱先之問」

田剛，理學博士，教授、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副校長，兼任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院長、北京國際數學研究中心主任。解決了一系列幾何及數學物理中的重大問題，特別是在Kahler-Einstein度量研究中作出了開創性工作，完全解決了復曲面情形，並發現該度量與幾何穩定性的緊密聯繫。首次證明了量子上同調的可結合性，解決了辛幾何Arnold猜想的非退化情形。在高維規範場數學理論研究中作出傑出貢獻，建立了自對偶Yang-Mills聯絡與標度幾何間深刻聯繫。1994年獲得由美國國家基金會頒發的沃特曼獎。1996年獲得美國數學會的韋伯倫獎。

營造鼓勵科學研究的氛圍

記者：陳凱先院士去年提出的疑慮，今年依然存在。您作為數學家，怎麼看待這個現象？

田剛：我認為，科學家尤其是做基礎研究的科學家，不會一帆風順，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安心坐冷板凳才能有所成就。科學家與大眾有一定的距離。科學家尤其是搞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科學家，不可能像其他界別一樣接觸社會那麼多。科學家也不應該過多關注自己的公眾形象，而是把關注點更多投入到研究的深度、廣度上來，關心自己學科的最新進展、成就等等。這是這個群體的特點決定的。

但從社會、國家角度講，陳凱先院士的擔憂是有道理的。我們不要過多關注科學家，以免干擾他們做研究。但要關心科學家成長的環境，對最新科學成就有一定的介紹、宣傳，讓更多年輕人了解，激發他們去從事對社會、對國家、對人類發展能產生重大影響的工作。無論是人文科學、自然科學都是如此，都應得到一樣的重視，因為它們對人類同等重要。只有自然科學，沒有社會科學的繁榮，也很無趣。

從國際比較來看，在歐洲比如法國，傳統上對基礎研究就比較重視。美國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就對數學提高了重視。1957年，前蘇聯成功發射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后，美國一下子就感到落後了。當時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科學顧問的建議下，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強調數學和科學教育，並成立了國家航天局，負責美國航天事業。繼任的肯尼迪總統雖然在位時間很短，也延續了這個政策。一直到現在，美國的數學研究都很強。美國科技的發達，與數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有很大關係。

在我上大學時，國家和社會也很重視數理化，當時有句說法叫「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徐遲先生寫的《哥德巴赫猜想》掀起了全社會關注數學家的熱潮。當然，最近幾十年間，中間確實有一段時間，更多的青少年願意選擇商科或者金融，有的一流大學數學系生源質量出現了下降的趨勢。但最近十幾年，情況又變好了。隨著經濟變好，一些年輕人更願意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來做。

記者：2月12日，「航天四老」最後一位任新民逝世。這則新聞一出來，我們在緬懷任老的同時，也發現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對其報道甚少。人講究「死後哀榮」，黨和國家給了任老充分肯定，但在社會層面的影響卻與他的貢獻不匹配。

田剛：微信上或者新媒體上，大部分年輕人可能對老一輩的人和事了解不多，也就沒辦法產生興趣去追蹤、傳播。但傳統媒體不一樣，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發揮一定的引導作用。通過一些方式，比如宣傳任老一生的奮鬥經歷，能夠激勵年輕人對科學研究、科學傳播產生興趣，並且願意投身其中，這對國家、民族來講，都是大好事。

數學是一座有圍牆的花園

記者：在很多人看來，數學是很枯燥的，每天都與數字打交道。您是受什麼影響選擇了數學作為專業方向呢？很多人都說受了徐遲先生那篇文章的影響。您是否也是如此？

田剛：徐遲先生的那篇文章確實影響很大，但對我個人影響並不大。我主要是受父母親的影響，還有一些朋友。我母親從事的就是數學專業。我上中學時有一些自由時間，看了很多數學方面的東西，父母也會幫著找一些。因為從小就喜歡數學、物理，後來搞數學專業也就順理成章了。

記者：在家有時說話的方式都很「數學式」的？

田剛：是有一些。這是潛移默化的影響。從我個人的成長經歷而言，有了了解才可能產生興趣。如果都沒接觸過，以後從事這項專業研究的可能性就降低很多。

營造一定的氛圍，對年輕人成長非常重要。特別是對於貧困地區而言，尤其如此。幾年前我就去做過調研，發現廣西一些邊遠地區的國小生、中學生接觸科學前沿知識的機會，比大城市的孩子少很多。這對他們進一步發展一定會有影響。

當然，對於教育而言，辦好學校的義務教育非常關鍵，國家也下了大力氣，提供了足夠的保障。但從孩子的成長角度看，我們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比如舉辦夏令營、人才計劃，鼓勵一些院士、知識界和科技界老師去邊遠地區作科普報告、開一些講座，都是激發孩子探索興趣的好方式。

有一次，科學技術協會就中學生英才計劃召開了一次座談。有一位院士就講到，有一次在貴州開講座，聽講的學生竟然有3000人。因為對當地的中國小生來講，這樣的著名科學家親身來講課，機會太少了，因此都很珍惜。

記者：從理性來說，數學中的對稱性、均衡性，都體現了美學原則。但從感性來說，如何能讓更多的人，包括中國小生感受到數學的美感？您在研究的過程中，有沒有這種體驗？

田剛：這種體驗還是很多的，真的有很享受的感覺。不過，數學作為科學之母，它的抽象性，也決定了需要有一些基礎才能真正理解、感受它的魅力。打個比方，數學是一座百花齊放的美麗花園，但它的周圍有牆擋著，外邊的人不能一下子就領略到它的美麗。如果只是站在外面看，只能看到牆。

還有一點是重視的問題。數學就在我們身邊。有些人說數學沒有用，實際上數學隨時都有用。從早期的商貿流通、土地測繪、編製曆法，到現代財政稅收、建築和航空航天，都離不開數學。即便孩子喜歡玩的腦筋急轉彎，也是一種思辨的樂趣，它能幫助思考。這也是數學的好處之一。

科學研究忌急功近利

記者：1883年美國物理學家羅蘭曾在演講中，把傳統上滿足於科學應用、漠視對原理的追求作為反面例子。您如何評價傳統數學的地位？

田剛：傳統上出過一些好的數學成果，比如勾股定理。但由於科舉體制、重文輕理輕工的文化氛圍，這些數學上的探索顯得不系統，也缺少經典文獻記載。西方走了另外一條路，從古希臘就有一些文獻記載流傳，歐幾里得的巨著《幾何原本》就是代表作，據說它的發行量僅次於《聖經》，可見影響之廣。我上國小時就看過很多次這本書。據傳柏拉圖甚至說：上帝就是幾何學家。

記者：現在數學研究在國際上處於什麼地位？

田剛：我們現在的數學體系來自於西方，直到近代我們還沒有現代數學的研究。我們雖然起步比較晚，發展還是很快。特別是近20年，有一大批優秀年輕人投身數學，出現了一些一流成果。當然，因為缺少系統性和領軍人物，數學研究在國際上還處於追趕階段。只要我們保持現在這股勢頭，我相信8至10年一定會有重大突破。

記者：有一種說法拿與俄羅斯比較，說人的思維方式是具象的，俄羅斯人善於抽象。因此得出結論，的數學研究能力要弱於俄羅斯。您怎麼看？

田剛：這種以人種、族群為依據的判斷是有問題的。我們的思維方式可能與文化傳統習慣有關係。如果一個少年特別想學數學，周圍的人一直說數學沒有用，他會學嗎？讓一個孩子對周圍的判斷產生免疫力，這是很難做到的。

文化引導、環境影響至關重要。教學中，我一直強調學生要建立自信。當領軍人物，必須有承擔風險的能力，跟著人做科研是風險小，也很難出大成果。環境上，需要社會寬鬆一些，信任這些年輕人，他們會有一個光輝的未來。

記者：最後一個問題：數學競賽近幾年似乎在自媒體上出現了一種「妖魔化」的趨勢，同時，各種數學競賽又方興未艾。您怎麼看待這個現象？它對數學研究能起多大作用？

田剛：大家關注數學競賽，當然對營造良好的數學研究環境有一定好處。我的觀點是不能妖魔化，也不能抬高它的作用。競賽有思維訓練的功能，競賽不等於死做題，不能搞熟能生巧，而要舉一反三。

北京國際數學研究中心有幾個80后的副教授，比如葛顥，很有才華，他們從小就接觸一些數學競賽，收益頗多。葛顥到了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以後，結識了幾位數學競賽中的佼佼者，其中還有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金牌得主。現在，他們當中有四位已經是美國一流大學數學系的年輕教授。

因此，競賽只是一個接觸、展示的機會，不能把競賽當成一鎚子買賣。畢竟，競賽不等於數學研究本身，後邊的引導、培養至關重要。

還有一點，我認為從事數學研究，能否從中收穫幸福感至關重要。不要一開始就想成為天才式大人物，數學是一門需要積累的學科，堅持總會有收穫，做出別人沒做的就是進步，走好每一步，水到自然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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