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速遞 | 奧祖夫《小說鑒史》：后革命時代的法國政治文化

從對抗走向和解
后革命時代的法國政治文化

學界通常認為英美在近代發展出了一套妥協的政治文化，而法國大革命開創的左右對抗的激進政治文化則延續至今。的確，在19世紀很長的時間內，大革命遠沒有窮盡其動力，舊制度復辟的危險隨時存在，大革命與舊制度時常劍拔弩張、兵刃相見。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在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結束革命動蕩，使現代民主共和政體紮下根來，是自熱月黨人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歷屆政府和明智之士追求的目標。為此，需要彌補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斷裂，把法蘭西民族兩種對立的歷史拼接起來。這就要求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實現和解，在極端保王黨人與波拿巴主義者之間實現和解，在封建貴族與資產階級之間實現和解，在右翼與左翼之間實現和解，在舊制度的法國與大革命的法國之間實現和解。

在19世紀，各種和解方案爭相出台，有的失敗，有的成功，有的毀譽參半，愛情、婦女、宗教、歷史充當了和解的說客。總之，從拿破崙簽訂《教務專約》，到路易十八接受《1814年憲章》，到七月王朝走中庸派路線，再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建立，妥協精神經歷了一個由弱到強的變化過程，和解成為時代的主旋律。法國著名歷史學家莫娜·奧祖夫的《小說鑒史》，選取法國19世紀9位作家的13篇小說，從斯塔爾夫人的《黛爾菲娜》開始，以阿納托爾·法朗士的《榆蔭道》和《柳條籃》結束，中間邀請巴爾扎克、司湯達、喬治·桑、雨果、巴爾貝·多爾維利和左拉的作品為伴，透過一個個典型人物闡釋了舊制度與大革命在19世紀經由衝突走向和解的過程。

▲斯塔爾夫人《黛爾菲娜》

巴爾扎克的《老姑娘》通過兩個既互相敵視又極其相似的人物，講述了復辟時期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鬥爭。德·瓦盧瓦騎士代表傳統的一方，他參加過舒昂黨叛亂，穿著過渡時期的裝束，懷揣著對王室的紀念，像是舊制度的活化石。杜·布斯基耶代表革新的一方，他穿著革命時期的服裝，平庸粗魯，唯利是圖。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競爭就體現在這兩個人物對富甲一方的老姑娘的爭奪上。騎士由於深受貴族的輕薄所害，在梳洗打扮上耽擱了時間，讓杜·布斯基耶搶先幾分鐘向老姑娘求了婚，大革命戰勝了舊制度。但杜·布斯基耶獲勝之後不忘和解。他與老姑娘結婚後，把科爾蒙府邸修繕一新，推動城市的現代化，讓「宣誓派教士」和「倔強派教士」握手言和，把科爾蒙的沙龍變成貴族和資產階級聚集的場所，邀請各界名流各抒己見。

▲巴爾扎克《老姑娘》1836年版扉畫

在巴爾扎克的另一篇小說《古物陳列室》中，新舊法國的衝突再次出現。德·埃斯格里尼翁老侯爵的兒子維克蒂尼安生性放蕩，他在巴黎花天酒地，偽造票據騙取金錢，最終面臨牢獄之災。是否應該對維克蒂尼安進行審判呢？這時出現了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貴族凌駕於法律之上，為了名門望族的榮譽，甚至是國王本人的榮譽，要求宣告維克蒂尼安無罪；另一種觀點認為訴訟牽涉的不是貴族階層的利益，而是法國本身的利益，應該遵循《1814年憲章》的精神，保證公民平等，消除等級特權。最終特權一派獲勝，維克蒂尼安在免於起訴的判決后重歸自由。但是他為了償還賬務，被迫與門第低的人結婚，這在另一種意義上也實現了貴族與資產階級的和解。

《悲慘世界》中的馬呂斯身上體現了法蘭西民族兩種不同版本歷史的衝突：他的外祖父是極端保王黨人，父親當過拿破崙的上校。外祖父把女婿當成強盜，剝奪了他對馬呂斯的撫養權。於是，馬呂斯從小跟著外祖父出入於極端保王黨人T夫人的沙龍，受到的是極端保王黨人的思想熏陶。直到父親病死後，他才知道父親曾經深深地愛著他，之所以把他的教育交給外祖父是因為受了要挾，因此他理解了父親的慷慨和英勇。於是，他貪婪地去了解父親跟隨拿破崙大軍馳騁歐洲的足跡，對拿破崙充滿了敬仰，皈依了波拿巴主義者，後來浸染了共和主義思想，投身到街壘戰中。但他不願意接受這場革命，不由自主地擁護七月王朝，他想中止革命，停下來歇歇腳，放棄政治衝突，追求個人幸福。讓馬呂斯困惑的是，誰才是這自相矛盾的法蘭西民族歷史的繼承人呢？法蘭西民族的這兩種傳統是否能拼接到一起呢？《悲慘世界》的結尾展現了這種願景：外祖父接受了民主時代，馬呂斯依照舊制度的儀式結婚，老街壘戰戰士遵守資產階級秩序。這個結尾恰恰反映了七月王朝的中庸之道。這個政體是半途而廢的革命的產物，是君主制與資產階級的妥協。它想徹底埋葬大革命，在歷史和未來之間尋求連接點，把法國歷史上的兩種傳統拼接到一起。

▲艾潘妮在馬呂斯懷中死去

在法朗士的《榆蔭道》和《柳條籃》里，沒有確定的空間，沒有顯眼的人物，沒有矚目的事件，劇中的角色像是一群人偶，他們沒有靈魂，命運沒有交織，時刻都在獨白。奧祖夫認為，沉默匿名的外省和平庸無聊的人物正是為了凸顯法朗士對19世紀法國社會的觀察，這就是「不變」：大革命與舊制度之間有連續性，甚至是等同的。1876年的軍事法則是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時期的法令彙編。在共和國的軍隊里，對上級動粗的士兵要處以死刑，這是源自舊制度時期軍官與士兵不出自同一個門第的觀念。共和黨人接受了舊制度下不平等的觀念，教權主義者坦言受到大革命的影響。因此，將共和體制穩定下來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並不是一項大刀闊斧的革新，相反，這是一個平庸寬厚、政績平平、軟弱無力的共和國。正是這樣一個共和國終結了舊制度和大革命的百年戰爭，完成了法蘭西兩部完全對立的民族歷史的對接。

▲法郎士(1844—1924)

總的說來，和解的結果利於資產階級，貴族社會的原則被逐漸拋棄。金錢成為溝通不同等級的橋樑，成為社會平等的基礎。金錢能征服最倔強的群體，《呂西安·婁萬》中的德·桑萊阿爾侯爵一得知燕麥漲價了，就放棄考慮君主制的原則。《古物陳列室》中的維克蒂尼安、《貝婭特麗克絲》中的馬克西姆·德·特拉耶和《悲慘世界》中的馬呂斯均與門第低的資產階級家庭聯姻。金錢能讓銀行家與國王平起平坐，能讓證券投機商和名門望族歡聚一堂。

但是奧祖夫還沒有來得及花費多少筆墨頌揚資產階級的勝利，就筆鋒一轉，批判起資產階級社會的拜金、庸俗、卑劣和無聊。她借用小說中那些迷戀18世紀生活的老貴族的眼光指出，要實現和解，人們必須放下成為英雄的夢想，放棄對舊制度舉止風尚的癖好，接受這個粗俗的時代，就像呂西安·婁萬一樣，為了融入七月王朝那個社會，他必須學會偽裝，做到口是心非，經過嚴格的「入會考驗」，把自己歷練成一個「無賴」。

▲司湯達《呂西安·婁萬》

然而，正是這種現實的力量、這種實用主義精神讓人們放棄空洞的自然權利，忘記僵硬的等級界限，接受靈活的處事態度。最終，復辟被避免了，革命被化解了，糾纏了整個19世紀的鬥爭緩和下來，共和民主制度終於找到了可以安全停泊的港灣。儘管這個體制並不完美，但它堅固得足以抵制後來德雷福斯事件帶來的震蕩，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衝擊。如果說現代民主政治的確立離不開妥協的話，法國並不是一個例外。19世紀法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善於對抗的民族只有學會協商和妥協，才能真正地從革命走向民主。

▲莫娜·奧祖夫

通過小說淋漓盡致地呈現舊制度與大革命從對抗走向和解的過程，精闢犀利地詮釋后革命時代的法國政治文化，這種研究方法正是奧祖夫近些年來倡導和實踐的小說鑒史。在學界，小說證史屬於文史互證的一種類別，具有深厚的學術淵源。奧祖夫的小說鑒史與學界的小說證史有不少相似之處，兩者都強調小說和歷史的相通性，都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小說家能比歷史學家更好地呈現和理解歷史。在《小說鑒史》的導論中，奧祖夫對19世紀法國小說的功用進行了深刻的論述，她認為這一時期的小說具有雙重特性，它既與舊法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又擔負著解釋新法國的任務，因此可以成為協調新與舊的一個場所，適宜於描寫新舊混合的現象。小說更易展現人物心靈的奧秘，小說在講述典型人物和故事的過程中更能呈現真實的社會，小說的敘述能快能慢，能進能退，能更好地把人物和家族置於歷史的中軸線上。

與學者不同的是，奧祖夫認為，小說不僅呈現歷史，而且親自促成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和解。小說反對固定不變，不相信人類幸福會永存下去，也不相信烏托邦式的公社生活。它總是把故事設置在帶有濃郁鄉土印記的地方，使家族世襲根植到歷史之中，賦予小說主人公一種頑強的個性，將他們態度曖昧甚至表裡不一的真實一面展現出來。這一方面使讀者加強了對真實世界的體驗，明白了事實與希望之間存有鴻溝，從而放棄對烏托邦的幻想，卸下改造靈魂的自負。另一方面，還使讀者認識到傳統沒有滅絕，過去仍然對現在施加淫威，促使人們尋找過去與現在的和解之路。因此可以說，19世紀法國的小說熄滅了激進革命的火焰，識破了烏托邦的虛幻，培育了后革命時代溫順恭良的國民精神，促成了具有和解精神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本文原載《讀書》2015年第10期，經作者和原刊授權轉發，文字略有改動。作者周立紅，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從事法國史研究，《小說鑒史》譯者之一】

《小說鑒史：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百年戰爭》

[法] 莫娜·奧祖夫 著
周立紅 焦靜姝 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7月出版

內容簡介：

在19世紀的法國，大革命遠沒有窮盡其動力，革命的激情和幻想縈繞在幾代人心中，而與此同時，舊制度復辟的危險時刻存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上演了一場百年戰爭。在《小說鑒史》中，作者奧祖夫通過分析法國19世紀9位作家的13篇小說，呈現了舊制度與大革命在19世紀的交鋒，考察了新舊原則走向和解的艱難歷程。奧祖夫想通過重新閱讀在19世紀具有界標作用的小說再次呈現那個世界。她從斯塔爾夫人的小說讀起，以阿納托爾·法朗士的小說結束，中間經過巴爾扎克、司湯達、喬治·桑、雨果、巴爾貝·多爾維利 、福樓拜和左拉的作品。在閱讀的過程中，她辨認舊制度遺留給現代法國的遺產，她講述舊制度繼續滋養的希望和幻想，她闡釋民主工作孕育的活力、承諾和個人成功，但同時也講述其隱匿的平庸俗氣、千篇一律，有時是幻想破滅。本書考察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間的漫長較量最終以妥協收尾，雖有德雷福斯事件的曲折，但人心所向，大勢已定。

作者簡介：

莫娜·奧祖夫(Mona Ozouf)是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她1931年生於布列塔尼，在巴黎高師讀哲學專業，獲得哲學教師資格，後任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曾出任該中心的學術主任。奧祖夫是法國大革命修正史學代表人物孚雷的摯友和同道。二人共同主編的《法國大革命批判詞典》(1988)在法國和世界史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奧祖夫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在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文學研究等多個領域享有國際聲譽。她因此先後獲得荷蘭皇家科學院的海尼根獎和法蘭西學院的戈貝爾獎。她的代表作有《革命節日》(1976)、《法國的經院哲學》(1984)以及與雅克·奧祖夫合著的《國小教師的共和國》(1992)。她新近出版的著作有《女性的話語》(1995)、《民主的繆斯》(1998)和《小說鑒史》(2001)。

目錄

導論 百年戰爭

第一章《黛爾菲娜》

文學新體制

第二章《老姑娘》《古物陳列室》

尋找妥協

第三章《貝婭特麗克絲》

不可能的和解

第四章《瓦朗蒂娜》《安托萬先生之罪》

貴族的法倫斯泰爾

第五章《呂西安·婁萬》

兩者都不是

第六章《悲慘世界》

共和國或被打發走的過去

第七章《已婚神甫》

被詛咒的革命

第八章《布瓦爾和佩庫歇》

微不足道的平等

第九章《普拉桑的征服》

被燒毀的世界

第十章《榆蔭道》《柳條籃》

憩潮期的共和國

結語 漫長的和解之路

譯者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