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顧】國立交大在貴州平越的那些事

平越，今貴州省福泉市的古稱，1953年7月，經政務院批准，平越更名為福泉。1939年2月到1945年7月之間，國立交通大學（即聯合交通大學）遷徙到這裡，走過了一段篳路藍縷的辦學之路，平越百姓以極大的熱情歡迎這支遠道而來的「文軍」，交大與當地百姓齊心協力，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教育救國宏大篇章。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之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唐山、北平等地相繼淪陷。國立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被迫南遷，先到南昌，後到湖南湘鄉楊家灘。國立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師生得知唐山工程學院在湖南楊家灘複課的消息后，也遷到楊家灘和唐山工程學院合併複課。隨著日軍侵略的深入，國立上海交通大學在上海租界孤島難存，大部分學生亦赴湖南湘鄉楊家灘，與先期到達的兩所學院學生匯合，形成抗日戰爭時期三校合辦的交通大學，橋樑專家茅以升任聯合交通大學校長。

▲交大抗日宣傳隊在野雞坡留影

1938年10月，日軍侵佔武漢，直逼長沙，形勢十分緊急，學址被迫繼續內遷。學校派出兩組人員尋找安全校址。一組赴貴州、雲南，另一組赴廣西。赴貴州、雲南的又分兩路，一路由教授羅忠忱、顧宜蓀、黃鏡堂、李斐英赴昆明，一路由總務主任石莘農等到貴陽。石莘農等到達貴陽后，先到教育廳洽談遷校事宜，尚未落實，石莘農便到貴州省公路局找校友宋麟生（時任省公路局局長）洽談交大遷址貴州事宜。當時平越人譚權謙在省公路局工作，得知這一信息后，就找石莘農和宋麟生商談，表示非常歡迎交大遷往平越。時任貴州省教育廳主任秘書的黃俊昌（平越人），也積極支持交大遷到平越。譚、黃得到石、宋同意后，就約他們到平越看校址。到達平越黃絲（今福泉市黃絲鎮）時，途遇交大教授伍鏡湖正要去貴陽，就約伍教授一同到平越。石莘農一行到達平越后，受到地方人士方瑞麟、楊德三、李德超、劉子剛、楊海澄、劉志先等熱情接待，得知來意，方、楊等人當時就表態把中國小和福泉山場之地讓給交大，把中學搬到楊家祠堂和兩湖會館，國小搬到城隍廟。石莘農等到實地看到中國小和福泉山場地方很寬，足可作為交大教室和宿舍，同時平越離交通要道馬場坪（今福泉市馬場坪街道辦事處）很近，環境清幽，加之地方人士熱情，願意幫助解決教學場地和生活等方面的問題，於是將實地考察情況報告校方，建議將交大遷到平越。

▲茅以升院長

校方同意后，安排事務人員王孝蝽、楊靜之先期抵達平越，開始籌備辦學的一切。隨後，茅以升院長率楊家灘師生許元啟、朱階平、季汶、羅洪等及家眷從湖南湘鄉遷往平越，到馬場坪時，平越地方人士前往迎接。準備工作就緒后，交大登報通知，師生們跋山涉水，風餐露宿，從各地趕赴平越報到。1939年2月，學校正式複課。

戰火紛飛的年代，在黔中腹地能有如此安靜一隅供交大學子徜徉讀書，實屬不易。可惜好景不長，隨著湖南、廣西相繼淪陷，侵華日軍的獸蹄踏進貴州獨山，交大被迫於1945年7月再次遷往四川省璧山縣（今重慶市璧山區）。從此，國立交通大學（即聯合交通大學）離開了平越。歷史上把交通大學在平越時期通稱為「平越交大」。

國立交通大學雖離開平越至今已有半個多世紀，可交大學子，始終留著他們這群流亡學子在平越這座小山城裡，在萊油燈下的陋室中，和朝夕相處的平越人民，互相慰藉，互相支援，結下的深厚情誼。

「我是1936年考入國立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的……1938年11月12日長沙大火后，學校繼續內遷。1939年春遷到貴州省平越縣，平越人民熱情地接待我們，並把平越中學、國小、福泉山、孔廟以及不少民房騰給交大做教室和師生宿舎。複課后，又為辦學陸續修建起課室、圖書館、操場和師生宿舍。茅以升校長還為學生宿舍起名，『天佑齋』為男生宿舎，『木蘭齋』為女生宿舍。當時，平越縣的經濟條件很差，縣城無電、無劇院，民眾很窮，但民情純樸、熱情、厚道。交大到平越后，師生和平越人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感情。」這段回憶是後來廣州暨南大學教授徐大德發表在《福泉文史資料》上的。

四十多年後，從中共上海市委顧問委員會委員離休下來的劉志誠同志這樣回憶：「1939年農曆元宵節，也是平越苗民的重大節日，我們以學生會宣傳隊的名義，去苗族聚居的邊遠苗寨野雞坡演出抗日話劇和歌詠活動。我記得，是元宵節前一天出發，到野雞坡要走七十多里山路，翻山越嶺，大雪初霽，積雪未消，每人都滾了一身泥巴，歌聲笑聲不絕，大家也不覺得累，有些同學還邊走邊學習日常必用的苗語。到達目的地后，同學們分住在簡陋的苗民家裡，利用和苗民一起吃住時宣傳抗日救亡，並和苗民一起聯歡，看苗民跳月、鬥牛，有些女同學還穿起苗胞的衣裙，和他們一起翩翩起舞。這次聯歡演出，激發了苗族同胞的愛國熱情，也使同學們了解到苗胞的習俗，加深了民族之間的情誼。」（《福泉文史資料》）

「學校有土木、礦冶、管理三個系，教授二三十人。學生十二個班，約四五百人。平越人民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我記得，當年的龍師傅給我們一批又一批到達的同學煮飯，熱菜炒仮的忙碌情景，至今如在眼前。平越人民把孔廟、福泉山、中國小、老考場讓給了我們，還騰出不少民房作教室和宿舍。

學校安定下來后，1940年，在我們學生自發辦民眾夜校的同時，學校為平越辦起了『中山中學』（也稱交大唐院附中）和『東亞體專平越分校』，由教授、講師和部分高材生任教，促進了平越山城文化的發展。」（尚澍，《福泉文史資料》）

筆者就交大中山中學採訪了如今健在的汪金品（曾任貴定縣政協副主席），他介紹說，抗日戰爭時期，交大遷到平越複課，受地方委託附設高中班。1941年夏，他考入平越交大中山中學高中班。1944年夏高中畢業，又有幸考入國立交大鐵道管理系。同年冬，黔南事變發生，交大遷往四川璧山，他因家庭羈絆，未能隨行，至今引為憾事。

國立交通大學兼辦平越中山中學高中班，創辦於1940年8月，校址在縣城東南隅倉坡街川會廟（今市糧食局職工宿舍）。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交大教授李斐英兼任主任，原貴陽師範學校校長邵正祥任副主任，平越知名人士劉儆予任總務主任,國民黨上校軍官黃可群任軍訓教官。有教員十餘人，大多數是交大的教授和講師。

汪金品說：「我記得起一部分教師，李斐英教授教語文，李汶剛副教授、羅河講師教數學，邵正祥教國文，曾廣證講師教生物，趙榮慶講師教地理，劉儆予教歷史，徐家增教體育，郭安萬教公民，茅以升曾教過物理。一個普通的高中班，有這樣多學識豐富的教授任課，在全國也是少有的。」這個特殊的優越條件，使交大平越中山中學高中班以成績優異、升學率高而成為貴州省的名牌中學之一。

▲茅以升院長辦公室及交大總務處

中山班以古廟作校舍和宿舍，古老簡陋，又很窄小，只有一殿兩廂，正殿樓下前面有柱無壁，開會當禮堂，平時作食堂，樓上隔成三間，左邊為女生宿舍，中間作儲藏室，右邊為男生宿舍。兩側樓下作教室，樓上是辦公室和宿舍，校門門頭上懸挂「國立交通大學平越中山中學高中班」牌子。1942年暑假，將廟的正堂改為教室，並在右側和後面興建平房和樓房各一棟，平房作女生宿舍，樓房樓下為兩個教室，樓上作會議室和實驗室等。

中山中學高中班，於1943年元月由交大和地方合辦，改名為「貴州省立平越高級中學」。這個班前後辦了4年，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人才，歷屆畢業生多數考入交大或其他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在平越辦學6年，在此期間，平越山城逐步形成了從國小、國中、高中到大學較為完整的教育體系。大、中、國小師生以及各界知識分子約佔平越縣城人口半數左右。因此，人們讚譽平越為「學校之城」。那時，大街小巷，學生熙來攘往，川流不息。幾家茶館，學生滿座，三五學友，一杯清茶，或賦詩抒杯，或促膝論文，或切磋學問……與其他地方「品茶聊天，呷茶聽書」的茶館迥異。

▲平中及交大的教室

平越山水名勝頗多，風光秀麗。福泉山、潮音閣和犀牛灘，成為交大學生早晚讀書、散步、休息、談心的好去處；城郊的凝真觀、金雞山、三江口、葛境橋和仙人洞，到處都留下有交大師生們的足跡。

交大在平越6年間，熱情支援地方辦教育，贏得了平越人民的信賴和支持，與之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真可謂水乳交融，不是親人勝似親人。交大教師的家屬和當地群眾認姊妹、結兄弟為數不鮮。

汪金品回憶：「南街『平榮和』客棧主人，知道我是交大學生，不僅對我關懷備至，連我父親來交大看望我，也熱情地免費接待，並與我父親認作兄弟。我還記得，當年交大師生離開平越時，成百上千的民眾幫助搬運行李，含淚相送，依依惜別，直到不見汽車蹤影，方悻悻回城。時至今日，每一憶及當年交大在平越之往事，猶津津樂道，懷念之情，溢於言表。」

國立交通大學，雖已遷離福泉70餘年，但在平越辦學的6年間，培育了大批交大學子，先後畢業的學生遍及全國乃至全世界。凡在平越交大讀過書的學子，對平越都有著深厚的感情。那種情結，歷久彌新，難以忘懷。改革開放后，不少昔日學子回到今日福泉，回到他們的平越母校尋夢觀光。

茅以升之女茅玉麟在福泉參加茅以升塑像揭幕儀式上說，福泉不僅見證了交大在抗日戰爭艱苦環境中堅持辦學的信念和執著，更是見證了交大師生與福泉人民結下的深厚情誼。這種情誼，交大學子不會忘記，福泉的父老鄉親更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