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蘊嶺：中日關係45年的思考

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建立外交關係，今年是45周年紀念。中日建立外交關係被稱之為「兩國邦交正常化」，標誌兩國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這裡的用語很特別——中日邦交。邦即鄰，邦交便是鄰國間的關係，但有很多鄰國，為何唯獨中日稱之為邦交？我問了一些人，包括日本人，答案都不一樣，不過大多認為，可能是由於中日有著特殊交往歷史的緣故。

在歷史長河中，日本與有著割不斷的思想文化情結，本應是友邦，但近代卻成了惡鄰，日本崛起后侵略，讓兩國關係陷入了極不正常的狀態。歷史地看，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一個大的轉折。建交45年來，兩國關係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但是，一路走來，並不順暢。特別是近些年，出現了「政冷、經涼、民怨」的局面，似乎陷入新的「不正常」狀態，鑒於此，大家都在談，中日關係如何走向「正常化」。按中文意，「不正常」就是不好，但不好與壞還是有區別的，「不正常」還是有「希望好起來」的含義。

另外，我認為對於新形勢下中日關係的定位也要與時俱進，理性客觀，符合實際。以往，我們總希望把中日關係定位為一種不同於其他國家的關係，為此，把「友好」、「世代友好」作為坐標，其實，這樣的定位可能就有問題，它容易讓人產生錯覺，造成誤導。放下「友好」的包袱，基於正常的國家間關係而坦然地應對和處理分歧、爭端，推進合作，可能更好。當今和今後一個時期，兩國間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構建新形勢下的新型中日關係。近年來，我發表了數篇關於中日關係的文章，提出一些可供思考與研究的看法。

第一，要從歷史發展進程的視角看中日關係。中日關係正經歷大的歷史性轉折。近代，中日綜合實力發生了日本超越的大轉折，無論對中日關係，還是對地區格局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如今，綜合實力又反超日本，且差距還在拉大，也必然對中日關係和地區格局產生重大影響。中日關係正處在這種力量轉變下的磨合期。我們生活在21世紀，上次轉折的悲劇不能、也不會重演。宣示「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但日本當政者、戰略家對此有疑慮，特別是近些年來，防似乎成為日本的既定政策。如何構建新形勢、新格局下的新型中日關係，這是個新課題，需要雙方做出大的努力，特別需要東方智慧的引領。

第二，要從大格局的視角看中日關係。中日關係不是單純的雙邊關係，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二戰以後，日本成為美國的盟國，與蘇聯為伍，中日之間很長一段時期沒有外交關係，是對抗關係；上世紀70年代國中美關係的改善推動了中日關係正常化，兩國曾有過一段蜜月期，特別是經濟關係得到快速發展。但是，冷戰結束后，東北亞地區的政治與安全格局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轉變：美國擴大了在這個地區的存在，軍事同盟加強，美朝對抗加劇，朝鮮決意發展核導，朝半島危機加深，美國把崛起的作為主要的競爭對手……在此情況下，日本更加依附與美國的同盟，在中美戰略競爭中站在了美國一邊，在與有糾葛的地方火上澆油……這不僅讓中日雙方、也讓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感到，中日總是相背而行。當前，由於朝核問題，東北亞又一次處在是戰還是和的十字路口，中日本應合力推動東北亞地區的新和平秩序的構建，這對兩國好，對地區也好，但如何建立戰略信任，能夠相向而行，還需政治家承擔起責任，民眾覺悟起來。

在我看來，中日關係有兩個基本的穩定器：一是互惠的經濟關係。儘管近年來市場份額在下降，特別是日本在的貿易與投資份額大幅下降，但這是結構性的調整，不是戰略性的轉變，雙方互惠的重要性和利益基礎仍然存在；二是共同的和平訴求。不僅中日不能再戰，而且也要阻止在「家門口」生戰，戰爭給人民的傷害太深，現代戰爭的危害性更難以想象。當然，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這兩個穩定器都需要加固，一則需要尋求新形勢下新經濟關係的加固點，二則需要在構建長久和平上增進共識，從戰略認識和功能設計上避免發生戰爭或者捲入戰爭。

在面臨「政冷、經涼、民怨」的情況下，如何推動中日關係的發展，我認為要在努力穩定中日關係大局的基礎上，在加強人文交流與合作上多下功夫，讓教育、文化、人員的交流與合作動起來，熱起來，更開放，更便利。通過務實與有作為的努力，共同設計和啟動一些大項目，以人文促政治，讓政治不結冰。我們常說，中日關係的基礎在民間，如今民間基礎發生變化了，需要我們花氣力重新構建。

文章來源：《世界知識》2017年第18期；作者：張蘊嶺，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