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麵館慘案真相（《瘋癲與文明》）兼談舒曼

騰訊新聞（http://news.qq.com/a/20170219/001608.htm）報道：據武漢市公安局的警情通報：今天（2月18日）中午12時25分，武昌區武南一村發生一起惡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胡某因口角糾紛，在一麵館門口持麵館菜刀，將麵館業主姚某砍死。民警快速出警，現場將犯罪嫌疑人抓獲，目前案件正在審查中。

據知情人士透露，食客到麵館要了3碗面后，因每碗面一元錢的差價食客與老闆發生爭執，繼而兩人出現身體接觸，發生了慘劇。

據目擊者78歲的曹秋彥婆婆介紹，當時聽到打鬥聲后跑出來一看，只見一男子正在砍殺麵館老闆。她連勸了半天也沒起到效果，只能眼睜睜看著麵館老闆被砍傷致死。

「死者5年前離婚后獨自帶著13歲的兒子生活。」死者的一位朋友說，死者姚某老實本分，麵價都是明碼實價的，沒想到遭此毒手。

事件發生后，民警快速出警，現場將犯罪嫌疑人抓獲，目前案件正在審查中。在這裡也希望廣大網友不要傳播血腥圖片，避免觀者不適，也請體諒受害者家屬感受。

據警方通報悉，死者姓姚，湖北鄖西人，今年42歲。犯罪嫌疑人姓胡，22歲，四川宣漢人，已被警方刑拘。

網傳情況是面每碗標價4元，店主因春節期間要收5元，於是產生爭執。

網上各種雞湯文開始散播，什麼「」人需要兩種能力「什麼「掌控你自己的情緒」云云。

實際真相是什麼呢？

胡某是精神殘疾人，請看：

胡某殘疾證複印件顯示：2010年10月25日宣漢縣殘疾人聯合會向胡某頒發了殘疾人證，其殘疾類別為「精神」，殘疾等極為「二級」。有效期為十年，也就是現在胡某仍舊是精神殘疾人。

如此暴力血腥的事件在文明社會出現本就匪夷所思，只有精神殘疾是相對合理的解釋。

是否承擔刑罰

據紅星新聞武漢「砍頭事件」犯罪嫌疑人胡某，雖持有二級精神殘疾證，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可以免於刑罰的追究。

據介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實施犯罪行為後，包括偵查機關、家屬、辯護人在內的任何一方都可以申請對其進行精神鑒定及刑事責任能力鑒定。

鑒定專家會根據案發時的精神狀況、犯罪行為及精神病史等綜合因素，作出一個針對案發當時的精神狀態和行為能力的鑒定。

那人類歷史上精神病是怎麼出現的？

看福柯的解釋：

（摘自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9739523/）

福柯的《瘋癲與文明》研究的是精神病的史前史，它採用結構主義人類學的研究模式，其話語分析方法是對西方話語霸權的挑戰，並且是對自身文化採取的陌生化立場。該書的副標題是《理性時代的瘋癲史》。這表明福柯同時要對理性進行批判。在該書中，福柯力圖闡明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是精神病的現在？即瘋癲現象是如何成為一種精神疾病的？在回答這一問題的過程中，福柯所要重構的是話語產生的歷史——精神病的概念史。

中世紀：

在中世紀時，瘋癲並沒有遭到排斥，它只是作為個別經驗和平庸現象而出現，作為「精神病」這一詞語的前身「瘋癲」只是稀疏平常，引不起人們的注意，人們採取的方式也只是漠視與放任。

文藝復興時期：

中世紀結束后的文藝復興時期，瘋癲成為歐洲文化的一個重大現象，瘋癲的角色發生了明顯的轉換。瘋癲在故事和道德寓言、在學術作品中、在造型藝術中、在文學中、在哲學中逐漸向世人展示其特點。「瘋癲變成了誘惑：它體現了不可能之事，不可思議之事，非人之事，以及一切暗示著大地表面上的某種非自然的，令人不安的荒誕存在的東西」。 瘋癲成為一種知識，一種智慧的預示，它所揭示的是「一個秘密，一個無法接近的真理」。 與此同時，瘋癲被看作人類最大的惡習和弱點，是某些慾望，但它仍被認為是普通的現象，也是浪漫的。在文藝復興時期，瘋癲並沒有被作為異質者而被排擠出歐洲文化，而是很自由的存在。

古典時代：

對瘋人的認識發生根本性變化始於古典時代，瘋癲被看作反常而具有破壞性。社會對待瘋人的態度也出現了一些根本變化。在勞動過程中，瘋人顯露出自身的不同，無工作能力和跟不上集體生活的節奏，瘋人在禁閉場所中與貧民、罪犯和遊手好閒者進行比較，在同一性和差異性的認識活動中被識別，從而瘋癲確立了其本性和必然性，瘋癲是反勞動的。「人們第一次通過對遊手好閒的譴責和在一種由勞動社會所擔保的社會內涵中來認識瘋癲。」 在此，瘋癲不再和無拘無束的想象相關，它的玄學和藝術氣質也蕩然無存。人們對待瘋人的態度也與其他禁閉者不同，當時，瘋癲者不是作為病人出場，而是被人當作動物和公開娛樂的他者，瘋癲沾染了獸性的特點，被認為是人類墮落使然，因而又具有非道德性。於是，瘋癲成為禁閉的唯一理由。在這個過程中，瘋癲被一步步整合為在資產階級道德和合理性的異化領域中的「他者」，也為對瘋狂的現代認識提供了基礎。

18世紀末、19世紀初

瘋癲可以從理性者中間產生。「理性是不牢靠的，任何時候都會受到損害，尤其是受到瘋癲的損害。」那麼我們必須了解瘋癲是如何產生的，以瘋癲者為研究對象來怎樣預防瘋癲，及其治癒方法。對付非理性的「新理性」隨之誕生。把瘋癲納入到機構中，予以制度上的保障，形成完整的結構、體系，醫生被賦予陳述瘋癲的權利，是勢在必行的。

在18、19世紀之交，新的精神病院單獨收留了瘋子。圖克和皮內爾建立了瘋人院，而瘋人院成為道德教育場所，瘋癲是道德教育的對象，它變成了美德特定的治癒對象，因為它是罪惡而無道德的。圖克和皮內爾的精神病院共通的結構即對醫務人員的神化。這種結構決定了整個現代瘋癲體驗因而具有重要的意義。

當時，瘋人院內的醫生佔據著主導地位，並非由於他所特有的醫學知識，也非作為一個科學家，相反，他是作為一個司法和道德保證，「作為家庭、權威、懲罰和愛情的秘密的威信」，而不是作為一個醫學知識權威來發揮作用的。因而，醫生憑藉的不是知識，而是所謂的人格，是借用了科學面具的人格，這種人格力量屬於道德和社會範疇，而與現代醫療方法無關。

隨後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則消除了瘋人院內的緘默、鏡像認識和審判結構，但醫生的功能卻進一步被誇大了。和皮內爾、圖克一樣，精神分析依然停留在理性的診斷中，根本無法聽到非理性的聲音，無法進入非理性領域。從18世紀末起，福柯下結論說，非理性的存在幾乎沒有表達，只是在荷爾德林、奈瓦爾、尼采和阿爾托等的作品中，非理性憑著自己的力量抗拒著巨大的道德桎梏。

理性的評估原則在不同時期，依據不同的語境而不斷發生改變。理性的評估有時依據的是美學原則(文藝復興時期)，有時依據的是經濟原則(17世紀中期)，有時依據的道德原則(19世紀初)，有時依據的是醫學原則(弗洛伊德)，理性評估原則的可變性和多樣性無法保證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且，重要的是，所有的這些理性評估都是一種排斥方式，即將瘋癲排斥在自身之外。如果說理性在此有一種普遍性的話，那就是排斥的普遍性，即瘋癲永遠是理性的排斥對象這樣一種普遍性。這樣，理性與其說具有一種普遍有效性，不如說它存在著普遍的暴力性，它的評估、它的界定、它的闡釋和建構永遠是有視角的、有語境的、而決非不偏不倚的。

精神病概念史就是這樣形成的，當初的瘋癲這一詞語替換成了精神病。然而我們可以說如今的精神病不等同於每一個時期的瘋癲，它的概念特點隨著時代變遷而發生改變，每一個時代人們對於它的認識和態度形成其不同以往的特點。福柯從未給瘋癲下一個確切的意義。

《瘋癲與文明》是反覆激發瘋癲的詞義演變。瘋癲在此不是單義的，不是有確切所指的，它並沒有科學上的涵義，福柯從未給瘋癲確定一個醫學身份。在此，瘋癲沒有「本質」，只有現象，只有表徵，只有多種多樣的符號形式。瘋癲更接近一個能指，它在不同的時期，可以注入不同的內容。

死在精神病院的音樂大師——舒曼

1840年舒曼結婚後，他過了將近十年的幸福生活。這種生活是愛情給於的。這種生活讓舒曼大展才華創作出了大量的優秀作品，也讓他陷入了事業的狂熱。

他不停的創作活動讓身體不堪重負。他開始神經衰弱並表現出了嚴重的抑鬱症狀。在醫生和妻子克拉克的要求下，他遠離音樂搬到了德累斯頓療養。

克拉克讓他慢慢的恢復了元氣，他把興趣轉向了歌劇創作，寫下了歌劇《格諾非娃》和《第三交響曲》，《第四交響曲》。

但是抑鬱症還在折磨著他，和他同歲的肖邦的死去讓他悲痛欲絕。而門德爾松的英年早逝更是給了他重重一擊。他又一次瀕臨崩潰。

1854年，在克拉克還在懷著他的孩子的時候，舒曼忽然精神失控，跳進了萊茵河，雖然被人救了出來，但偉大的音樂家，作家和評論家已經開始步入了生命的最後關頭。

舒曼被送進了精神病院，每天都陷在精神恍惚的狀態之中。克拉克要照顧他們的幾個孩子，所以沒有辦法去照顧他。而精神病院的醫生都是不通情理的，這些情況加劇了他的病情。兩年以後舒曼死在了波恩的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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