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千里]法國民俗學的史前史

法國民俗學學科通史是中外學界較少涉及的一個領域。事實上在法國國內，由於歷史上某些政治和學科理念的因素，作為學科名稱的「民俗學」(folklore)在二戰後已逐漸被「法國民族學」(ethnologie française)所取代，對該領域學術史的研究也並非熱點。儘管如此，法國民俗學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興起、發展、困頓與堅持是歐洲民俗學學科史的有機構成，至少對早期的德國民俗學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區的民俗學研究產生了一定影響。一般認為，現代法國民俗學的雛形可以追溯到法蘭西第一帝國時期(1804—1815)凱爾特學會(Académie celtique)的民俗調查活動。以下通過探尋凱爾特學會成立的思想和政治背景，勾勒學會的主要活動並著重介紹其民間傳統調查問卷，進而探討學會活動的學術意義及其對早期法國和德國民俗學的影響。

一、凱爾特學會的若干源頭

與德國、芬蘭等其他歐洲國家的民俗學相似，法國民俗學源於18世紀中葉以來的民族主義思潮。一直以來居於統治地位的本民族文化古希臘羅馬起源觀在英國、德國和法國開始受到強烈挑戰，法國和英國開始將古凱爾特文化視為某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內核與民族文化源頭，將其與古希臘羅馬起源觀相抗衡。在法國，民族主義思潮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龍沙(Ronsard)創作的史詩《法蘭西亞德》(La Franciade)。這部作品有著明顯模仿古羅馬文人史詩《埃涅阿斯記》(Aeneis)的痕迹，描繪了主人公赫克托耳(Hector)之子弗朗庫斯(Francus)這一虛構人物歷經艱險開創法蘭西民族國家的故事。儘管《法蘭西亞德》並未達到龍沙代表作的水平，在文學創作上的影響相當有限，但它作為一部以寫實筆法創作虛構情節的文人史詩，響應了法國文藝復興期間構建法蘭西民族認同的需要，並且作為第一部用法語創作的文人民族史詩被當時七星詩社(La Pléiade)的另一位代表性詩人杜貝萊(Du Bellay)認為是一部「使得法語高昂頭顱」之作。1760年，莪相(Ossian，三世紀蘇格蘭詩人，被稱為凱爾特人的維吉爾)的詩作被翻譯成英語，為當時的文化和政治領袖提供了有別於歐洲古希臘羅馬起源觀的詩性觀點。而作為拿破崙喜愛的詩人，莪相在法蘭西第一帝國同樣有著巨大的影響，被用來製造法蘭西民族文化的凱爾特文明起源論這一新的文明觀。

另一方面，法蘭西第一帝國為了加強國家權力，構造「學術國家」(Etat scientifique)的形象，鞏固大革命的成果，開始構思建立一個大範圍的政治和組織機制，使得學術活動也積极參与到國家層面的規劃中去。而通過統計學的方法分地區進行大規模的調查來證明法蘭西民族文化的凱爾特文明起源論，以打破法蘭西民族文化的古希臘羅馬起源觀則成為法國民俗研究機構的雛形——凱爾特學會的主要政治目的。(Jean-François，2000)

凱爾特學會的活動宗旨在其常設秘書埃洛瓦·若阿諾(Eloi Johanneau)在學會成立大會上的發言中有著明確的體現：

學會提出的雙重目的既是重要的，又是有用和明確的;這就是對凱爾特語言和古物的研究……因此我們的目的應當是，首先從古代文獻和古代遺存中來恢復凱爾特語;現存的凱爾特方言有兩種，即布列塔尼語和威爾士語。此外所有法蘭西帝國範圍內的民間方言、土語和隱語，以及從上述語言衍生出來的語言、神名、記憶和習俗的初始形式都需要恢復，需要在這些語言形式徹底消亡前抓緊時間對其進行登記造冊，並為其編寫詞典和語法。第二，對所有的古物、記憶、習俗和傳統進行採集、記錄、比較和解釋;一句話，就是對古代高盧進行數據統計並用現代來解釋古代。

事實上，學會的會員們認為只要重建凱爾特語言和文化就有可能解釋法國18世紀到19世紀初的方言，也能解釋存留下來的令人不解的奇異建築和看上去不再變化的信俗，例如農村裡的那些令人無法理解的風俗。這種文化退化觀成為凱爾特學會的基本學術理念。而作為法國歷史上第一次民俗研究的學科化建設的嘗試，凱爾特學會的活動與語文學直接相關。當時的一些學者如拉圖爾·都外涅-科雷(La Tour d』Auvergne-Corret)就在凱爾特諸語言是印歐語祖先的預設前提下去試圖找到所有歐洲現代語言的凱爾特詞源。

法蘭西第一帝國對學會所主張的凱爾特文明起源觀的支持可以從學會的研究對象及其解釋中找到答案，即「在法蘭西帝國境內曾經有過或者依然存在的實踐活動。而法蘭西帝國通過一系列偉大的軍事勝利恢復並超過了古代高盧的勢力範圍。」在這裡，研究的地域被限定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的疆域，並且隱含著以古代高盧的凱爾特人以內核來構建當代法蘭西民族國家認同的傾向。其實早在18世紀，布蘭維利耶(Boulainvilliers)就提出，當時的貴族作為特權等級(l』ordre privilégié)是古代法蘭克人的後代;而從大革命的視角來看，法蘭西民族是由被法蘭克人征服的民族即凱爾特人的後代構成的。這一觀點成為凱爾特文明起源觀的重要思想來源，並在19世紀被普遍接受。在上述排他性的民族觀和對抗性的階級觀的影響下，作為法國民俗學前身的凱爾特語言文化研究已經參與到新時代精神下的法蘭西民族定義的進程之中。

凱爾特學會的成立除了與其政治和民族理念直接相關外，也與法國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檔案編製的理念有關。檔案編製的理念在大革命期間由執政府(1799—1804)落實，並在第一帝國期間推廣到全國，以在全國範圍內分省建立統計數據檔案。但編製這些檔案基本上只是為了統治者了解法國的鄉村地區，包括鄉村的習俗和方言，以便改進國家治理的方式，真正學科意義上的對本國民俗資料的調查研究還是從凱爾特學會開始。

二、凱爾特學會的主要活動

凱爾特學會由三位凱爾特語言文化方面的博學之士在1804年創建。這三名創始人分別是植物學家、語文學家埃洛瓦·若阿諾(Eloi Johanneau, 1770-1851)，地方行政官員、作家雅克·康布利(Jacques Cambry, 1749-1807)和外交官、革命派期刊《民族的埃羅省》(Le Héraut de la nation)的創刊者米開朗基羅-博納赫·芒古里(Michel-Ange-Bernard Mangourit, 1752-1829)。1805年2月，學會在盧浮宮選舉康布利為會長，若阿諾為常設秘書，芒古里為臨時秘書，從而正式確定了學會的領導機構。學會正式的成立大會則在共和曆8年芽月9日，即1805年3月30日召開。1807年，康布利去世，由法國古建築博物館的創始人和主要管理者亞歷山大·勒努瓦(Alexandre Lenoir, 1761-1839)接任會長一職。

這一時期的法國基本還處在古物研究的階段，尚未關注民俗事象的調查與採集，因而凱爾特學會的成立對於民俗調查和研究而言具有開拓意義。正如上文引用的埃洛瓦的發言，學會不僅要對「所有的古物、記憶、習俗和傳統進行採集和記錄」，同時也要對其進行「比較和解釋」，而比較和解釋的目的在於重建和恢復古代凱爾特人的高盧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凱爾特學會的基本學術理念與幾個歐洲國家早期民俗學的立場大致一致，都體現出「遺留物」為內核的退化主義觀點。學會文件中常見的」monumens」一詞的詞義就與其拉丁語詞源」Monumentum」相一致，就是不僅包括建築或建築遺址，還涵蓋信仰、習俗、傳統和語言，即一切能夠證明「祖先的榮耀」(Gloriae Maiorum)的物質與非物質形式的殘留。「祖先的榮耀」也正是學會徽章上的銘言。

為了重構古代凱爾特人的高盧文明，學會組建了一個專門的工作組來編製一份調查問卷，調查當時存留在法國境內的民間習俗、信仰、建築和語言。工作組由五人組成，擁有歷史學、文學、語文學、工程學、地理學、繪圖學、植物學等多學科背景。調查問卷包括51個問題，主要由芒古里和雅克·安托萬·杜洛赫(Jacques Antoine Dulaure，1731-1813)設計，但將這些問題按順序進行排列、分類和編寫是由杜羅赫一人完成的。調查問卷完成於1805年7月，從1807年開始向每個省「最為見多識廣的人士」發放，並由這些人將自己的答覆寄給學會的常設秘書。收到的答覆將在學會的會議上宣讀，然後發表在學會的年鑒上。從共時的角度看，編寫這份詳細的調查問捲成為學會的基本學術活動之一;從歷時的角度來看，該調查問捲成為凱爾特學會對後來的法國民俗學最大的貢獻。

事實上，凱爾特學會編製調查問卷是為了回應第一帝國內政部長呂西安·波拿巴(Lucien Bonaparte)的指令。指令要求對大革命以來法國城鄉生活方式的變化進行記錄。盧西安的繼任者科代(Cretet)一方面領導相關部門(凱爾特學會)繼續搜集所有鄉村的代表性風俗，一方面通過翻譯寓言來記錄所有法國的方言(如布列塔尼語)。

調查問卷的51個問題共分為四大類，分別涉及不同的調查領域，每個大類都有明確的標題，分別為：

1. 歲時節日(如春秋分、夏至冬至、聖誕、元旦、五月節，聖人日和收穫節等);

2. 人生禮儀和習俗(如誕生、成人、絕育、死亡和葬禮等);

3. 古建築、古迹和現存的古風遺俗(如墓葬和有關信仰);

4. 其他信仰和遺存(superstitions)(如遊戲、歌曲、舞蹈、樂器、童話、巫術、民間星相術、謎語和習俗等)。

這四個大類中每一類又分為若干個大問題，每個大問題又包括少則一個，多則十餘個小的具體問題。例如第一大類歲時節日中的第14個大問題是關於收割節慶的，包括兩個小問題，即收割時節結束時有什麼節日與實踐以及在收割大麥時怎樣慶祝。值得一提的是，第四類中的「superstitions」表示的並不是該詞的今義「迷信」，而是其詞源的詞義，即「已消亡的事物中遺存下來的部分」，也就是民俗學中「遺留物」的意思。這種退化論的民俗觀在問卷的問題中也時有體現，如屬於第一類的第15個問題中的最後一個小問題，即「(葡萄採摘時節結束的時候)是否有榨葡萄節和酒神節的遺存?」又如屬於第四類的第28個問題中的第3個小問題，即「(當地)有沒有一些聽上去源自遙遠古代的歌謠?」

作為見證了當時法國學術界民俗認識水平的珍貴文件，這份調查問捲髮表在學會1807年度年鑒的第一卷上。年鑒在學會會員的集會上被分發和討論。儘管學會的活動建立在信息提供者基層網路運行的基礎上，但正如學會的一份建議書中規定的那樣，學會也通過 「詢問有關的人物、地點、事物和詞語等」來進行直接調查。

在後來的法國民俗學家亨利·蓋道茲(Henri Gaidoz, 1842-1932)看來，這份調查問卷「近乎是一份民俗學論文，標誌著法國民族志的創建」。「過渡禮儀」(Rites de passage)理論的提倡者阿爾諾·范·熱耐(Arnold Van Gennep, 1873-1957)則認為，「這份調查問卷確實構建了一個如此傑出的框架，以至於至今它還有使用的價值，只要在物質生活、房屋類型和民間藝術方面添加若干問題即可。至於(問卷提出的)與儀式和我們所稱的傳統有關的問題，真的是無可指摘。」

隨著1814年兵敗滑鐵盧后拿破崙的失勢，學會也失去了國家的支持。早在帝國解體之前的1811年，學會就已面臨危機，已經有人批評學會的工作，例如詞源學的研究有誇大和帶有偏見之嫌，同時那些熱心的凱爾特民族主義的提倡者們自己也遠離了民間傳統。最關鍵的是，由於在詞源解釋上出現了過度闡釋，有的解釋也缺乏歷史證據，學會沒能說服公眾接受現有的遺存起源於凱爾特文明這一觀點。總之，由於研究的理論基礎中主觀的成分過多，同時又由於波旁王朝復辟所造成的政治風向轉變，凱爾特學會沒有完成構建法蘭西民族國家認同的目的。1812年，學會出版了最後一卷，也是第六卷的年鑒，此後學會逐漸停止了活動。

1814年，原凱爾特學會的會員組建了法國古物學會(la 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古物學會主要研究語言、地理、年表、歷史和凱爾特、希臘和羅馬文學與文物，以及中世紀文學與文物，重點研究的是高盧人和16世紀以來的法蘭西民族。作為凱爾特學會的繼承者，法國古物學會除了研究凱爾特遺存物之外，還研究希臘和羅馬文物，並延續了中世紀研究，而名為研究「現代遺留物」，實為對法國民俗資料進行的第一次系統的搜集和研究則幾乎完全被放棄了。1827年，學會的常設秘書長辭職，此後直到差不多半個世紀以後，即法蘭西第二帝國的路易·波拿巴執政期間才有調查民間詩歌的調查問卷被發放。

三、凱爾特學會活動的學術意義和影響

儘管存在著過度闡釋的現象，凱爾特學會還是取得了一些成果，併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學會摒棄了僅僅出於獵奇目的的民俗研究理念，在法國開啟了系統化的民族志研究，突出了用於研究民俗事象的方法論的建構。作為學會的主要學術成果之一，民間傳統調查問卷以其內容的全面性不僅得到後來的民俗學者的讚譽，為半個世紀后真正成型的法國民俗學打下基本研究框架，還在一個世紀以後被范·熱耐在其著作《當代法國民俗學教程》(Manuel de folklore français contemporain)中引用。范·熱耐將其視為第一個建立在形式和細節(形態學)基礎上的調查表，他本人和保羅·塞比奧(Paul Sébillot)後來都運用過。范·熱耐特別借用了其中的時令概念和主要的人生儀禮概念，但他拓展了研究的視域，探尋民間傳統創造和傳承所特有的心理動機和組織邏輯，以尋求民間傳統的動因和功能。

除了塞比奧以外，凱爾特學會對其他以描述民俗事象為主要方法的民俗學者如Luzel和Rolland的民俗搜集工作都有所啟發。後來研究儀式和功能的學者如皮埃爾·山狄夫(Pierre Saintyves)和范·熱耐的研究理念也可以追溯到該學會。這一派關注的領域從古代流傳下來的「遺留物」轉變為有象徵意義的活態傳統。

值得一提的是，凱爾特學會的學術影響並不限於法國，學會還通過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對德國語文學和民間文學研究產生了一定影響。雅各布·格林曾經到巴黎學習中世紀文學和詩歌，同時利用這一機會搜集有關古代日耳曼人的習俗、法律和文學的資料。他在接觸古代希臘—羅馬時期以前的凱爾特人、羅曼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文學的材料時，通過日耳曼語言和神話接觸並開始研究凱爾特文化。他在自傳中提到，這一研究將其帶入凱爾特學會，並因此對其未來的學術轉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雅各布·格林於1811年成為學會的外籍通訊會員，併產生了在德國建立一個類似學會的想法。當然這一設想沒能實現。但正是在凱爾特學會一定程度的影響下，格林兄弟開始試圖找到塑造所有日耳曼民族語言的原始詞源。在他們看來，這些原始詞源通過日耳曼民族的法律和習俗體現出來。眾所周知的是，格林兄弟對語言學研究成果的重視帶有增強德意志民族意識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目的，這一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受到了法國凱爾特學會的啟發。正是從以上的學術和政治理念出發，格林兄弟在德國最終開闢出了語文學(philologie)這門匯聚了比較語法學、語言學、文學史、神話學和傳說學的綜合學科。而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發展水平已經超過法國的德國語文學又通過在德國留學的法國青年學者反過來從根本上促成了法國語文學派的民俗學的形成。

餘論

作為開啟法國民俗調查研究的學術組織，凱爾特學會的成立一方面源於來自官方的打破法蘭西民族文化古希臘-羅馬起源觀，構建以凱爾特文明為內核的當代法蘭西民族國家認同的政治需求，一方面又與法國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在各省編製檔案用於鄉村治理的理念有關。儘管學會成員的知識背景較為龐雜，但其編製的民俗調查問卷內容較為詳盡，分類較為清晰，體現出較高的對民俗事象的認知、分類和歸納水平，對後來法國和德國的民俗學研究的方法、對象和目的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客觀地說，凱爾特學會為半個世紀后法國民俗學的真正成型作了部分方法論和研究資料的準備，但尚未產生較為學術化的研究成果，因而可以被視為法國民俗學的籌備階段或史前史階段。

一般而言，歐洲國家早期的民俗學(在某些國家又被稱為「自我民族學」，即auto-ethnologie)都有像歷史學一樣構建本民族「神話」(mythe national)的作用，都像歷史學一樣把過去作為研究對象，當前存留的材料被用於重構對過去的認識。這也是凱爾特學會和後來的塞比奧、山狄夫等民俗學家的研究目的。通過民俗資料的搜集和研究，學者為本民族認同的構建提供合理性，並「自然」地形成「民族學的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e)。歐洲無論在19世紀末還是20世紀末都不斷出現這類學術-政治建設。不過與19世紀初的凱爾特學會不同，後來的民俗學對於法國的影響更多地在於對地方主義(régionalisme)而不是民族主義的推動上，對地方認同的促進超過了對法蘭西民族國家認同的促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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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émie celtique,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celtique, tome I, 1807.

(文章來源於《民間文化論壇》2017年第2期，引證以刊物為準，註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