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稅制轉型，不妨看看英國經驗

近日，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在某研討會上說，應該進行稅制轉型，轉型的基本方向從間接稅為主到以直接稅為主。簡單地說，在企業生產的前端稅負水平要盡量少，在財富的取得和消費環節增加稅收。

前些時期，也有學者提出將企業稅轉型為個人稅的主張。這些說法的大致要點，就是將現在的間接稅轉型為直接稅，將企業負擔的稅收轉為個人負擔。這些建議的大方向是不錯的。關於從間接稅到直接稅的稅制轉型，竊以為應該看看英國走過的道路，因為英國是稅制轉型最早、最成功的國家，他們的轉型道路，有很多值得我們參考借鑒。

中世紀的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遵守「國王靠自己生活」的信條，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財政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王室財政，而王室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就是國王私人的領地收入，包括王室的地產收入和王室司法服務收入等。只有在遇到外敵入侵需要保家衛國時才能向全體公民徵收臨時稅收。因此，財政史家熊比特把這樣的國家叫作領地國家 。隨著社會變遷，王室承擔的公共事務不斷增加，尤其保衛國家安全責任的增加，單靠王室領地收入，是不能滿足需要了。因此，向社會徵收經常性的賦稅就逐漸成為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從都鐸王朝開始，稅收在財政收入中的佔比逐漸增大，英國也由領地國家轉變為熊比特所說的稅收國家，即國家財政收入依靠的是社會公眾的稅收，不再是王室的私人領地收入。

作為稅收國家，英國早期的直接稅佔比相對較大，詹姆斯一世時期直接稅的佔比差不多達到總稅收的六成，1692年由國會授權徵收的土地稅，成為那時的主體稅種，斯圖亞特王朝末期土地稅的收入要佔到政府總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 。當然，當時的土地稅不僅包括對土地徵收的稅 ，還包括對房屋、窗戶、僕人、馬車 ,甚至化妝撲粉、紙牌等的稅收，顯然，當時的土地稅是比較原始簡單的稅種。

但隨著工商經濟的發展，消費稅、關稅和印花稅等間接稅的份額越來越大，逐漸成為主體稅。最大宗的消費稅是酒類消費稅 ，在 18世紀 30年代的 450萬英鎊年稅收中 ,有三分之一來源於酒類消費稅。另外，茶葉、咖啡、可可、磚頭、澱粉、玻璃、鹽、紙張、肥皂、蠟燭、皮革、煤、糖、煙草、木材、絲綢、鐵條乃至於糧食等都被徵稅消費稅。英國財政收入由直接稅為主逆轉為間接稅為主，其原因大概有兩點，一是徵收直接稅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在征管技術上困難也較多，而徵收關稅和消費稅遇到的阻力則相對較小，徵收成本也較低。第二點，關稅和消費稅等間接稅佔比的不斷增加，顯然與英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飛速發展有關。

到了拿破崙戰爭時期，英國國家安全面臨嚴重威脅，危機情勢下，1799年，首相小威廉·皮特說服英國議會開徵了所得稅。這是歷史上第一次開徵的現代意義上的所得稅。不過在戰爭結束后的1816年，所得稅即被議會廢除，為彌補收入缺口，議會又開徵了肥皂消費稅。此舉雖然受到農場主和工廠主的歡迎，但把稅負轉移到了窮苦人身上。在 1840~1841 年度英國財政收入的 5.16 億英鎊中，關稅和消費稅便佔了約 75%， 達3. 83 億英鎊。當時英國普通法法官布萊克斯通就宣稱 ，徵收大量的任意的消費稅是與自由國家的精神背道而馳的。對稅制進行改革，為貿易自由創造條件，為窮苦人減輕稅負，將間接稅為主改革為直接稅為主的呼聲日高。 1842 年的財政預算案中，首相羅伯特·皮爾恢復了原先作為戰時臨時稅收的所得稅。為得到議會支持，他還建議減少 700 種商品的關稅，實際上減少了普通消費者的稅收負擔。經過不斷辯論，議會最終同意了這個建議。那時的所得稅是一種少數富人負擔的稅，絕大部分公民在納稅人的範圍以外， 1871 年人口普查時， 英國 3150 萬人口中只有 46. 8 萬即不到總人口 1. 5% 的納稅人繳納 D 類所得稅。後來英國又開徵了遺產稅，並對所得稅進行改革，實行累進所得稅。同時，還大力縮減了消費稅徵收範圍，僅對酒精飲料、煙草和茶葉等為數不多的商品徵收消費稅。到了二十世紀初，直接稅的佔比超過了間接稅，同時英國稅制也大為簡化，主要稅種只有所得稅、 遺產稅、少量印花稅等。

十九世紀英國的稅制改革和轉型，降低了窮人的稅負，緩解了社會矛盾，提高稅收公平，同時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英國稅制改革轉型的歷程，對於的稅制轉型改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歷史上直接稅與間接稅的消長變化，也呈現曲折的歷史。從唐朝中後期兩稅法取代租庸調製之前的稅制，無論租庸調製還是徭役制，本質上都是人頭稅，屬於直接稅。這種人頭稅最為簡單卻最不公平。兩稅法后的田賦和徭役制度，相當於是財產稅加人頭稅，也是直接稅，這種歷史一直持續到清朝初期的攤丁入畝。攤丁入畝制度后，到清朝結束之前，基本是以田賦為主，鹽稅和其他商稅為輔，田賦作為直接稅仍然佔主要地位。而在太平天國戰亂各地徵收厘金后，間接稅的佔比迅速上升，到了民國時期 ，關稅、鹽稅和統稅成為財政收入的主體，而田賦收入的佔比大為下降。間接稅的逆襲，是工商經濟和中外貿易快速發展的體現。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格局，雖然不比歷史上的人頭稅更不公平，但是比起現代直接稅來，公平性嚴重不足。

從宏觀歷史觀察，目前的稅制仍然處於清末民初開始的以間接稅為主的百年歷史的一個階段。雖然在多年前實行了個人所得稅，直接稅的佔比也逐漸增加，但並未改變間接稅為主的總格局。這種由企業負擔各種稅收，最終通過價格轉嫁給消費者的間接稅制度，由於其嚴重的累退性，使得窮人最終承擔了與其經濟地位不相稱的稅負，同時也戕害了工商業的快速發展，因此，進行稅制改革，實現由間接稅為主到直接稅為主的稅制轉型，應該是大方向。

全世界發達國家都實現了間接稅向直接稅的轉型，自然不應例外。但我們的轉型需要借鑒英國的至少兩個做法，首先，相關改革必須要有納稅人代表在議會進行充分的辯論陳說，討價還價，這樣才有充分的合法性。其次，直接稅的增加必以間接稅的縮減為前提。英國重征所得稅時，作為交換條件，降低了關稅和消費稅的稅率，縮減了稅目，通過一減一增，最終完成轉型。另外，直接稅的增加必然刺激稅收痛感因而強化納稅人意識，必然引發納稅人對於稅收使用等問題的積極監督。這一點，我們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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