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道炯：關於當前世界能源安全形勢的分析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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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不僅對國家發展至關重要，同時也是人類生存、生活和出行的一種基礎性需求。在國際事務的研究中，能源作為安全狀態的參照點由來已久。地緣政治的視角一直主導著國際能源動態的研究，在這一視角下，能源成為一種主權性商品而被關注，並與國家安全密切關聯。在非傳統安全的視角下，脆弱性概念更適合於處理有關國際能源獲取的持續性焦慮，該視角指出能源是超越傳統所關注的國家間零和博弈的一個動力。當前的能源安全已不僅僅要從國家層面考慮供應的安全，同時還涉及到人的安全、糧食安全、環境影響或經濟社會發展等問題。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即使不考慮能源對於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它也是人類生存、生活舒適和出行的一種基礎性需求。然而，大多數人對能源可獲取的敏感性是不同的。對於許多生活在發達地區的人們來說，獲取像電能、汽油和其他的石油產品這些二次能源是基本生存條件。直接的關切點就是 這些能源產品和服務價格的波動會影響生活的便捷和舒適。而對於發展家和地區的人們，尤其是居住在農村地區的人們來說，像柴火、木炭、糞便、秸稈和煤這樣的傳統生物能源仍然是生存的必需品，主要被用來烹飪而不是交通運輸（Brew-Hammond,2010）。能源階梯反映了隨著國家和個人收入的提升及生活質量的提高，作為烹飪所需的能源供給也隨之變化。家庭收入由低到高，所使用的能源依次為：作物秸稈和動物糞便，柴火和木炭，煤，煤油、液化氣和沼氣，天然氣，電。

作為一種物品，能源能夠通過許多種渠道獲取。全世界最常用的能源是普遍能夠獲取的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尤其像石油和天然氣。有許多種能源被用來發電，包括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氣和煤）、水能、核能、有機物能、風能、太陽能和潮汐能等天然或人工能源。能源傳輸技術的提高，使電力的供應能夠從遙遠和人口稀少的電源地傳輸到人口和工業聚集的消費區（Schobert,2014:49-81）。能源供需平衡之間的頻繁變化引起全球能源貿易比例的變化。非貿易或者尚未進行貿易的地區和能源，蘊藏著解決能源挑戰的辦法和機會。再者，公眾以及學界對能源挑戰的關注，常與世界上能源產地所發生的價格波動或者戰爭等重大事件緊密相連而起伏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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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地緣戰略的能源安全分析

在國際事務的研究中，能源作為安全狀態的參照點由來已久。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能源安全的概念才與軍隊的能源供應緊密地聯繫起來。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印度尼西亞、中東、高加索和羅馬尼亞這些產油區的爭奪戰，凸顯了石油供應在軍事上的重要性（Yergin,1991;Kaldoretal.,2007）。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石油的重要性得到了各個國家的確認。發達國家對石油產品的依賴不斷增強，不僅軍事和交通而且食品生產、醫療、製造業、熱力和電力等行業都依賴於石油。對於一些國家來說，也意味著從國外獲取石油變得至關重要。然而，同時出現的去殖民化使得發達國家與他們之前所屬殖民地的能源貿易從根本上發生了改變。與此相應，許多發展家在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軍事實力上也越來越依賴於石油收益。

於是，在以主權為基礎的國際體系中，能源安全最突出的政治性問題就是保護石油的供應。而其中最主要的威脅來自於像石油輸出國家1973年禁止石油出口那樣的惡意行為。從地緣戰略分析來看，在冷戰幾十年的「長期和平」中，作為一個國家大戰略的一部分，「石油武器」時常被使用。用同樣的分析可以看到，后冷戰時代在全球能源版圖中的零和競爭也繼續上演，這一定程度上是由於隨著世界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對能源需求的預期所引起（Katusa,2014）。然而，隨著冷戰的結束，非傳統安全思維開始凸顯。這為思考如何保障能源安全帶來了新的視角，本文將要講述的就是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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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能源安全的學術視角

能源供應的每個階段，都可能會引起整個工業和商業鏈（涉及能源的提取、生產、運輸和使用等方面）的利益競爭，甚至時常導致衝突的發生，同時帶來環境和社會方面的影響。基於這樣的原因，關於能源供應所引起的全球性競爭、衝突和合作已經並將持續成為學術研究和政策審議的關注點。學術對話在兩大流派內廣泛地展開，一派採用地緣政治的視角，另一派則採用非傳統安全的視角。

地緣政治視角下的能源安全。石油、天然氣和其他的能源資源在全球的自然分佈狀態並不受民族國家和地緣政治邊界以及工業需求的影響。石油和天然氣因此對於生產出口國和進口國來說都成為了戰略性資源。理論上，出口國選擇依賴石油、天然氣或者是電力資源來換取有價值的外匯；而進口國則想要有一個可靠的和負擔得起的能源供應渠道以確保支撐他們的社會、軍隊正常運轉以及促進經濟增長。

考慮到石油和天然氣對出口和進口國所具有的價值，不管在公開的衝突或是和平的競爭中，這些能源資源往往都在政治博弈中被當作籌碼。生產者可以利用它們作為談判的籌碼，而消費者則試圖降低它們的價值。石油和天然氣的戰略價值還取決於各個國家尤其是強國，在他們與其他國家進行往來時，他們的目的絕不僅限於獲取這些資源。在測算影響國際事務發展方向的實力、威望和影響力時，石油和天然氣遠遠超出了它們自身作為資源的價值（Yergin,1991,2012）。

地緣政治的視角一直以來主導著國際能源動態的研究，再衍生到關涉軍事利益的研判，關於能源的地緣政治思維仍然非常具有吸引力。同時，從上個世紀以來，政府主導所建立起的生產和消費國的關係已逐步成為轉變所有國際關係的支柱（Wengeretal.,2009）。這樣的趨勢使得能源成為一種主權性商品而被關注，進而將其與國家安全關聯起來。

非傳統安全視角下的能源安全。隨著「人的安全」概念的逐漸深入，作為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能源問題也越來越引起學者的注意。目前 大家公認一個團體或是個人得到能源服務毫無疑義是「人的安全」中「免於匱乏的自由」維度中的一個方面，有一些學者甚至認為得到能源服務應該被看作是一項基本的人權（BradbrookandGardam,2006）。

在非傳統安全的視角下，脆弱性概念（指的是在將一個國家的能源安全進行概念化時，要將反對能源依賴和能源主導作為目標）更加適合於處理有關國際能源獲取的持續性焦慮。所有的國家，不管大小，在全球能源運動中都具有其脆弱性，區別只在於脆弱的程度和範圍不同（Zha,2013:7-8）。

以石油和天然氣為例。發生劇烈波動是這些工業固有的特徵，因為它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每一個地區都找到擴大需求和供應的策略及合適的價格（MitchellandMitchell,2014:42）。用於貿易的油氣通過兩種形式運出國境，一種是用桶子裝著未經加工或提煉的產品運出去，另一種是直接加工成工業產品運出去（Wagner,2010）。由於有些石油被出口到一個國家，然後又被加工成工業產品或原料出口到另一個國家，因此一個國家的石油進口不應該被看成另一個國家在石油進口可獲取性的凈減損。

國家間的競爭確實存在，然而，英明的政策不是要讓一個國家遠離包括能源在內的世界貿易波動性的影響。相反，要了解一個國家在世界能源體系中的地位，必須從了解社會動態開始（Caballero-Anthonyetal.,2012a,2012b）。通過關注與追尋能源供應相關的個人和團體的利益，就能找到使一個社會經受住來自能源市場所固有的周期性震動影響的路徑和方法。

簡而言之，非傳統安全路徑指出能源是超越傳統所關注的國家間零和博弈的一個動力。畢竟，研究國際事務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要通過將各種行為體從擔憂他者不良意圖所固有的憂慮中解放出來，從而為應對不確定性做出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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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安全的維度

能源安全概念在習慣和理解上的不同，反映了研究者們關於這個問題在機構及專業利益上的競爭。科學家和工程師將能源安全看成是能源研究與開發、創新與技術轉變系統的一項職能。相似地，發明者、大型能源公司、商人、消費者和其他的利益相關者將會從他們各自的利益出發來看待這個問題。同樣，作為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們在看待能源問題時，會將當下和將來可能的一系列更廣泛的因素納入考慮，這些因素包括可獲取性、可支付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能源安全至少有五個可確定的維度：供應的安全、需求的安全、可獲取的安全、可支付的安全和可持續的安全。非傳統安全路徑將會以可支付性和可持續性這兩個維度作為思考的切入點，因為這兩者都包含了尋求能源在生產和使用方面的安全，同時又沒有忽視其他相關方面。

供應的安全。從全球範圍看，進入國際市場的能源供應量是靈活的，這取決於經濟、財政和其他因素。能源工業，與其他滿足人的需求和工業需求所必須的商品一樣，都是逐利前行。就此而論，一個能源進口國只有當其從國外採購的能源被保證是足量和不間斷時，這個國家才會感到是安全的。從外交事務的總體視角來看，減少對外能源供應的依賴，尤其是在化石能源上，是提升能源安全和國家安全的良好路徑。古典安全學派認為，能源的依賴程度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指示器（Hakes,2008;Wengeretal.,2009）。

與供應安全相關的原則是「多樣化」，即通過在多個國家和油氣產區進行投資來拓展一個國家（或公司）的能源供應渠道。能源工廠在地緣上的分散性不僅提高了整體的可靠性，而且使得整個分佈網路在應對突發事件、系統損壞和國際衝擊時更安全和更易恢復。這個原則不僅適用於石油和天然氣的開發，同樣適用於其他能源資源的開發。

從非傳統安全的視角看，能源供應總量的增加和貿易與投資系統的穩定性，作為反對國家資助某些特定資源的供應，被認為是幫助在不可預期的供應短缺時減輕來自消費者福利方面的壓力。相似地，在跨國投資爭端中根據條約所做出的仲裁被強制符合一個更強大的公司或者國家的意願（Cameron,2010）。

需求的安全。與能源供應相比，能源需求相對來說更加固定。由於資源供應的多樣性，從政府依賴能源收益的角度看，一個穩定的出口市場被視為保障安全的重要途徑。例如，隨著亞洲在國際能源消費市場上地位的攀升，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一些中東石油出口國已經明顯地改變了原來的地緣戰略中立，來尋求與亞洲國家建立起相互依賴關係，尤其是與和日本（Davidson,2010:21-32）建立依賴關係。包括北美和歐洲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國際立法和常規協定被更有利於地區能源貿易的協定所取代。《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第六章中的能源特別條例和歐盟領導人在其成員國之間建立起共同能源市場就是例證（Bartonetal.,2004）。

從石油或天然氣公司層面看，包含「照付不議」條款的長期合同可以被視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在最大程度上將彼此固定在相互依賴的情形中（Namikawa,2003）。如此，尋求需求的安全便可不必與尋求供應的安全相互矛盾。

從非傳統安全的視角看，能源獲取正被考慮到一個國家總需求之中，通過家庭日常能源的可獲取性，尤其是那些城市貧困家庭和鄉村家庭的可獲取性來衡量（Hailu,2012）。能源獲取的評估包括尤其是當地在內的整個能源系統，通過減少電力供應網的花費來減少由於日常化石燃料的燃燒所帶來的污染，在保證能源需求的過程中保護環境（VanVlietetal.,2012）。

可獲取的安全。對全球範圍化石能源尤其是石油的可獲取性進行評估，是能源安全評估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在20世紀50年代，「石油峰值」的幽靈開始出現。這個理論預測世界石油產量將不可避免地從峰值一直下降，因為石油儲量正在逐漸衰竭。然而，對於我們是否已經消費掉全球所蘊含的石油的大部分這一觀點仍然是具有爭議的。此外 一些分析家相信，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會發現更多的石油，即便沒有，它也會有替代品（Smil,2010;Aleklett,2012）。

目前被探索到或者被開發利用的其他能源資源可以改變可獲取性預算這些能源資源包括水能、核能，以及太陽能、風能這樣的可再生能源。然而，在多大程度上採用哪種新能源資源是由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可行性來決定的（Simon,2007）。

從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的視角來看，即使違背了能源可獲取狀態的相對靜態的背景，提高在家庭、工業和交通方面消費的效能，也能夠提升能源的可獲取性（Mclean-Conner,2009）。事實上，效能在社區、國家和國際層面的能源政策中已經是一項重要的構成要素。

然而，可獲取性的概念不能被錯誤地理解為越多、越便宜就是越好的。能源生產、傳輸和使用中的安全應該被考慮進來，同時還需要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以應對氣候的變化。

可支付的安全。從傳統安全的路徑來看可支付性時，優先傾向於需要花費的能源進口而不是能帶來經濟效益的能源出口；然而非傳統安全的路徑則在應對花費變化時更多地考慮家庭和社區的福利。

從非傳統安全觀點的理想角度說，人人應該享有平等、能支付和穩定的能源服務。並且實際上有更多的家庭能夠支付超出他們最基本的能源需求。然而，「能源貧困」一直存在著，不管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家（Halffetal.,2014）。當能源價格迅速上漲時，貧困者獲取能源的途徑會受到更劇烈的影響。

在大多數發展家，不平等的獲取能源的途徑也是造成貧困的原因，也間接引起了社會和政治的不穩定。這對於國家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國家在確保獲取的平等上負有最基本的責任。國際社會能夠通過定向發展援助和實行最佳實踐模型來改善這種情況。

可持續的安全。可持續性的概念根植於「平衡當前的資源消費和後代的資源需求」的觀念中。正如世界著名的《布倫特蘭德報告》所述 只有當我們具備了「滿足當前需求的同時又不損害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方可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WorldCommissionon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1987:11）。

隨著數十年來國際社會致力於應對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化，可持續性已經成為資源消費和能源供應中的一個關鍵性觀念。然而有關具體責任的協議尚不明確。這個現象在氣候變化的談判中重複出現，發展家認為是發達國家在進行工業化的過程中污染了大氣，應該承擔更多責任，並為正處於追趕階段的國家提供財政援助（Dadwal,2009）。

從《布倫特蘭德報告》發表開始及其之前，追求可持續性已經獲得了廣泛的支持，有學術和商業倡議的形式還有國際條約、政府政策、公司、家庭和個人層面的行為方式的改變。然而，在追求能源安全時用可持續性作為一項指標也存在著爭議。例如，水力壓裂使得提取之前沒法獲取的石油和天然氣成為可能，但是它對環境的影響使這項新技術是否值得肯定有待商榷（Grooks,2014;Gold,2014）。

除了可持續性這個問題，傳統安全視角和非傳統安全視角的分歧稍有緩和。傳統安全路徑聚焦於民族國家在技術和服務上所處的相對競爭地位，然而非傳統安全路徑仍然將競爭看成是一個健康的方式，因為整個人類從可持續性能源消費的成就中獲益。

能源不安全對人的安全影響的考查價格的波動。從人的安全的視角看 能源價格的波動對群體和個體產生著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能源價格與個人滿足基本能源需求的能力相關聯，並且影響著他們的家庭收入和商品與服務的相對價格。石油價格的上漲直接影響著糧食的價格。當石油的價格上漲，肥料的價格也隨之上漲。更高的燃料和電力花費，對灌溉系統、農業設備（包括拖拉機、收割機和打穀機等此類農用機械）和漁船都產生了影響。商業運輸費用的上漲，引起農業產品配給的費用也隨之上漲，從而導致糧食價格的上漲（Songstadetal.,2014）。

能源貧困。能源貧困可從不同的層次顯現出來。為了減少能源上的花費，一些貧困者放棄煤油和液化氣改用煤和柴火，後者的高污染使他們的健康受到威脅（Caballero-Anthonyetal.,2012a）。同樣，在一些發展家，許多低收入家庭還沒能用上電。在農村地區，由於居住的分散和較低的能源需求將他們納入到電力供應網通常是不划算的。然而，一些發展家已經努力地在不通電或者電力供應易間斷和不穩定的農村部署採用太陽能和小水電系統這樣的可再生能源。

能源的開發。新的能源資源的開發同樣會對人的安全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例如，生物能源的出現伴隨著對穀物需求的增加，如果它需要建設小規模農場和僱用低技能的貧困農村工人，這可能會給農村地區的發展和脫貧提供一次機會（Guruswamy,2015）。但是，為了滿足生物能源對穀物的需求而進行農業擴張所引起的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消極後果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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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能源安全的政策回應

持續不斷的跨越主權邊界的石油、天然氣以及電力貿易是引發能源安全焦慮的一個直接和關鍵因素。在20世紀和21世紀的一段時間裡 世界石油和天然氣工業發展軌跡曾被擴展和破壞，隨之出現了不完善的新均勢。在將來，任何向「常態」的回歸同樣也是暫時性的本性回歸（Clayton,2015）。

同時，化石燃料蘊藏量豐富或者貧乏的國家同樣需要面對能源需求上升的短期性問題，及如何減輕石油、天然氣供應量波動和氣候變化影響的長期性問題。因此一個國家或者社會的能源政策是不斷變化的。對任何國家來說，發展替代能源資源同時具有經濟、社會及環境方面的利與弊，牢記這點也是有益的。一個理想的方向是將儘可能多形式的已經投入生產的能源納入一個國家可管理的能源結構中。

可再生能源。從1970年代開始，開發非化石能源開始成為一個全球性重要議題，一定程度上是由當時阿拉伯石油禁運造成的石油短缺所激發。近些年，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關注成為另一個動因。

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加熱和發電、風能、有機物能、水能和地熱能等，已確認可以被商業化，從而成為一個國家能源結構中的一部分。另一些可再生能源來自於海水溫度變化、海浪、潮汐和生物廢棄物，這些受到地域的限制，並且商業化的可能性低。

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規模由相對價格、財政刺激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來決定，同樣還受到消費者喜好的影響。根據國際能源署的統計數據2012年全球初級能源供應中可再生能源佔比近13.2%。2013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發電總量中佔比將近22%，相比2012年增長了5個百分點（IEA,n.d.）。

此外，可再生能源並非是毫無爭議的。這有一個將生物質轉變為熱能和電能的生物能發電例子。儘管用於發電的物質已經從第一代以玉米和大豆那樣的糧食作物為主轉變成了第二代以麻風樹等非糧食作物為主，並且開始轉向以海藻為典型的第三代發電物質，但是與之相關的道德和環境問題仍不容忽視。

在大規模的草地和自然、半自然生態系統中種植穀物，會引發生物能生產和糧食安全之間的衝突，尤其是在發展家，將草地轉變成為纖維素乙醇生產基地，或者改種甘蔗和棕油樹，會產生不良的社會後果。生物能的生產會導致主食價格的上漲。此外，跨國公司和大地主可能會史無前例地掌握大量的土地，從而侵佔小農戶的固有土地，並影響到他們的生活（Gomieroetal.,2010）。巴西和這些國家，仍然在尋求一種發展生物能時可實現糧食安全與能源安全平衡的途徑（Koizumi,2014）。

水電也存在著爭議，在這方面尤其突出。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大壩、水電站和最大的水電工程。儘管一直遭受國際批評，在國內外的水電投資中都很積極，包括在湄公河流域投資（Zha,2015）。在世界其他的一些發展中地區，他們的情況則十分不同。例如在剛果河流域，由於考慮到環境或生態問題、社會影響和經濟水平，使得此河一直得不到開發利用從而無法解決流域內外人們的能源短缺問題（Showers,2009）。

核能。核能必然屬於一種化石能源。根據科學定義，因為它消耗了不可再生的天然燃料，所以它不屬於可再生能源。然而，只要有適當的管理、警戒和鞏固安全性能，核能發電站運轉時間能夠超過所預設的30～40年的壽命（Cacuci,2010）。因此，一些發展中的亞洲國家，包括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和泰國，核能被包含在它們的能源計劃中（WorldNuclearAssociation,2013）。

安全問題仍然是影響一個國家核能發展進程的一項關鍵因素。然而，放棄發展核電是不明智的，因為它是能夠替代化石燃料的清潔能源，並且能夠幫助提升一個國家在波動不定的世界能源市場中的自治能力。

提高能源效率。「能源效率」作為一項政策倡議提供了一次雙贏的機會。通過有效的能源保護政策，一個國家不僅能夠減少能源花費和減少能源使用所引起的不良結果，例如損害人體健康、改變氣候，還能實現限制能源進口國的外交政策目標。

提升能源效率的機會確實是無限的，包括個人和公共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在能源保護和效率提升方面的政策刺激和成就，自然屬於國家層面。對於一個發展家來說，提升能源效率和重視能源短缺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技術上的投入在提升能源效率的過程中起著關鍵性作用。在能源生產和能源使用上的技術進步，能夠增加供應量和降低價格，從而幫助低收入國家向貧困地區和鄉村社區供電。在過去的十年中，能源消費增長最快的亞太地區國家政府逐漸認識到，將提升效率作為一個重要的合作領域是有利可圖的（Thomsonet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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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化石燃料仍然非常重要，但是消費的效率和尋求替代能源資源在應對能源安全問題上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處理國際能源競爭的目標應該不再是以損害其他國家利益來確保一些國家獲取能源。在尋求新的契機時，所有的國家必須學會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生存。

當前的能源安全已不僅僅要從國家層面考慮供應的安全，同時還涉及到人的安全、糧食安全、環境影響或經濟社會發展等問題。非傳統安全的路徑在鼓勵關注自己主權範圍內的辦法和機會的同時，還鼓勵以國際合作的方式來加強個體和集體的利益。總之，無論能源安全怎樣定義，能源安全的尋求是一個挑戰與機遇相互交織的多層面的網路，而不是簡單劃一的理性化過程。（註釋略）■

首發於《人民論壇 學術前沿》2016年11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