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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票里的「三無產品」——日本軍用票在華中地區「出籠」記

鈔票里的「三無產品」——日本軍用票在華中地區「出籠」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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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天亮

以1937年的七•七盧溝橋事變為標誌,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隨後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導致八•一三淞滬戰役爆發。由於遭到軍民空前的英勇頑強地抗擊,戰役呈白熱化的膠著狀態,一直持續到11月份。最後由於日寇從華北抽調兵力,組成第10軍,在杭州灣北部的金山衛登陸,偷襲了守軍的側后,才使軍隊撤退,造成上海失陷。

這支由柳川平助中將為司令官的第10軍,還負有一項特殊使命,即攜帶軍票(全稱為「昭和12年軍用手票」,又稱「支那事變軍票」),在滬登陸。從此,日本軍票在華中地區正式出籠。日本軍票,又稱「軍用手票」,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侵略戰爭中強制流通的徵用性、掠奪性的票券。它既沒有正式的發行機構,又沒有發行保證。」

軍票出籠

日本軍票之所以選擇此時在華中出籠,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的。

還在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會議通過了「基本國策綱要」,確定了「外交國防相輔相成」的方針。對外,「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發展所謂的「北進」和「南進」同時并行的擴張政策,它表明,日本帝國主義將隨時掀起吞併並向亞洲其他國家擴張的侵略戰爭。

日本海陸空軍隨即為準備進行比較大規模的戰爭,提出了龐大的擴充軍備計劃(陸軍的十數年十億日元軍備計劃、海軍的六年二十億元軍備計劃)。在陸海軍擴軍備戰的同時,又在「廣義國防」的口號下,力圖把日本經濟納入戰時軌道。

七•七事變

然而,1937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新的經濟危機,日本更是內外交困。是年6月初,近衛文麿內閣一上台就致力於建立戰時體制。亦表明要以戰爭來進行冒險。因而在該計劃開始執行的第一年,即1937年7月7日,日本便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7月16日日本增調陸軍10萬人來華。17日,日本參謀本部制定《在華北行使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確定「通過全面的戰爭從根本上徹底解決中日間的問題。」同一天,近衛文麿又召集五相會議,決議動員侵華日軍40萬。8月13日,距其發動七•七事變僅一個多月,又在上海挑起戰端,這就使日本面對雙重的壓力,一方面加緊為未來的大規模戰爭計劃做好物質上的準備;另一方面又要應付當前的軍事行動。為了保障不斷擴大的戰爭需要,還在昭和十二年(1937年)7月29日就已決定在華中發行軍票,此後又在9月的第七十二次國會臨時會議上,追加了20.75億日元的臨時軍費開支。同年10月成立了企劃院、開始了作為戰時統制經濟中樞機關的行動,這是將國家納入戰時體制的重要一步。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的一年內,日本國會共通過特別軍事預算74億日元,等於1937年度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這一驟然猛增的財政開支,必引起物價高漲、惡性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不穩定,從而進一步激化國內矛盾,加劇政局的動蕩。日本統治集團採取了增加稅收和增發公債的方法來彌補,如準備在1937年度增加6億日元的稅收和增發8億日元的公債。並先後實行「臨時增稅」、「華北事變增稅」、「事變增稅」,加強經濟統治,拚命搜刮。所有這一切均是為了對外進行侵略戰爭,通過侵略戰爭來進行掠奪,又通過掠奪到的財富來支持、擴大戰爭。

這便是所謂的「以戰養戰」政策,正如軍國主義分子石原莞爾所供認的:「

日本應持以戰養戰主義,開拓佔領地(以及南洋)富源,以供我帝國作戰所需的各種資源及費用,必要時,海軍戰費也可使大陸負擔。」而發行軍票則是一種最直接,最便捷,最節省的掠奪手段。因為「使用軍票時,(日本)政府不用任何資金(稅款,國債收入,其它實際的歲入金),只需印製軍票費用就可以了。」

由於日本國度小,人力物力都比較匱乏;同時由於其發動的是反動的、野蠻的戰爭,必然進一步激化其國內的階級矛盾,加劇它和世界眾多國家的對立。因此,經不起長期戰爭的消耗。蘆溝橋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叫囂「三個月滅亡」,日本陸相杉山元甚至向天皇保證「一個月解決事變。」然而卻遇到了人民的頑強抵抗,其「速戰速決」的方針一再遭到挫敗。以華中為例,當時日寇的如意算盤是:十天佔領上海,然後直逼南京、迫使國民政府訂立城下之盟;假若不行、三周攻陷南京……,這樣,只用15個師團的兵力,三個月內便可結束全部的侵華戰爭。但事實上,僅在上海戰役,日寇便遭到意想不到的頑強抵抗。

日軍強制推行軍票

結果,日寇使用兵力25萬以上,耗時三月之久,才見分曉。由於戰爭的規模、範圍的迅速擴大,戰線拉長,戰爭邈邈無期,從而導致日本國力不堪負擔,只得另闢渠道,加緊進行掠奪。而此時讓軍票出籠,便成為其最佳選擇。然而日寇始終迷信其能迅速戰勝軍隊。將變為它的殖民地。因而,儘管日本當局在1937年7月29日已決定在華中發行軍票,但直到11月才讓其出籠。即便如此,仍是作為一種臨時的應急措施。

其實,強制推行軍票也是日本對外侵略掠奪的貫用伎倆和手段。早在甲午中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就企圖以大日本帝國大藏省的名義在北方發行軍票。當時稱為「軍用切符」,只是由於戰爭提前結束,而未付諸實施。日俄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同樣以大日本帝國政府大藏省的名義在朝鮮、北部和東西伯利亞的薩哈林發行了總數為1.5億元的軍票。以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青島及出兵東北期間,均發行過軍票。

其後每逢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需要籌措軍費時,侵略者首先想到的便是在其佔領區強制推行軍票,而此時的侵華戰爭,又遇到了同樣的燃眉之急。

日本軍用手票

另外,從當時上海地區的現狀來看,亦無法承擔這筆額外而龐大的軍費開支。在客觀上,日本軍國主義想要利用現成的日銀券來支持日益擴大的戰爭也缺乏基礎。如果日本帝國主義強制在正處於戰爭狀態下的華中等地使用日銀券,會增加日本通貨的發行量,進而引發通貨膨脹的危險,進而引起日本國內日元價值的振蕩,並直接影響到政局的穩定。因此,必須使用一種既獨立於日本本國貨幣,又能充當通貨職能籌措戰費來進行經濟掠奪的替代物,於是這種無需任何發行保證的軍票便在華中粉墨登場了。

出籠經過

如前所述,雖然日本軍國主義早在1937年7月29日已預謀在華中發行軍票,但一直妄想通過速決戰征服,並將經濟納入其侵略體系。正當淞滬戰爭進行到白熱化階段的時刻,為了籌措驟然猛增的戰費,日本政府於10月22日通過《軍用手票發行要領》,決定以軍用手票支付不包括華北在內的侵華日軍軍費。在《要領》的第三條中規定「大藏省理財局長可隨時決定印製軍用手票的種類、張數、印刷時間,然後通過內閣印刷局」印製。《要領》還明確規定此票不能兌換日本通貨,以免衝擊本國金融。10月24日,日本內閣印刷局向日本銀行交付了第一批軍票(內有50錢券22.5萬日元,1元券10萬日元)。並於同月由日本銀行交給陸軍部隊軍票共計62.5萬日元。11月5日,攜帶大量軍票的第10軍便在杭州灣的金山衛登陸,規定軍票與日元同價、強制推行。

於是,隨著日本侵略的擴張,在華中淪陷區便出現了日銀券與軍票同時使用的局面,在其後的一年左右的時間裡,日本侵略軍是將華中軍票作為一種臨時性的應急徵用券來看待的。因此、日本侵略軍主要利用不值分文的軍票來籌措和支付戰費。其通常所採用的手段是所謂的強制「徵用」。即在華中日佔區內將包括日用品在內的一切可作軍用的物資統統加以扣留,然後由侵華日軍出具一張以軍票為計價單位的清單,便將這些物資強制「徵用」了。這其實與其在侵華戰爭中明火執仗的搶劫,沒有本質的區別。這樣的「徵用」不花分毫,當然可以節約「日元和維護日本通貨的穩定」了。軍票的另一作用是用以支付侵華日軍的薪俸、津貼和支付給苦力的少量費用。由於按規定這些軍票只能在華中淪陷區內使用,因而這筆開銷最終仍然落在淪陷區人民的頭上。與此同時,日本軍國主義又通過軍票來搜刮淪陷區人民的法幣和外匯,再利用這些搜刮來的法幣和外匯,集中到國統區去套購戰略物資。這樣達到既充實軍需,又削弱、擾亂國民政府抗戰實力和金融的目的。

1938年10月,日本軍國主義在佔領了的廣州和武漢以後,才意識到他們已陷入了侵華戰爭持久戰的泥潭之中。「為適應長期作戰的需要」,加緊掠奪的戰略資源,才將軍票作為華中、華南的唯一通貨,實施了所謂的軍票一元化工作:即從1938年11月1日起、在除上海以外的華中佔領區實施軍票化,1939年12月1日以後又在上海實施軍票化。強令全面回收日銀券,促使軍票流通。此後,日本軍國主義主要是通過這不值分文,毫無發行保障的軍票代替公開掠奪及明目張胆的「徵用」。與此同時, 其對法幣的態度亦由當初的容忍利用變為打擊、扼殺。而軍票又成了其與國民政府進行貨幣戰的重要手段——日寇通過壓低軍票與法幣的兌換價來打擊法幣,其憑暴力強制規定軍票與法幣的比值,不斷使軍票升值:1939年8月規定法幣與軍票等價;1940年5月變為100:77;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軍票扶搖直上,1942年5月法幣與軍票的比價降為100:8。直至最後禁止法幣流通。

偽中央儲備銀行鈔票

軍票是一文不值的掠奪性票券,在其出籠伊始,便遭到了人民的厭惡和抵制。儘管日後日本軍國主義一改再改軍票的圖案、文字,使其更具欺騙性,但這絲毫掩蓋不了其掠奪人民財富的罪惡本質。特別是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寇更是加緊對華中乃至整個淪陷區的掠奪。特別是在華中地區,此時軍票已經日漸膨脹,影響到日本經濟。日本軍國主義在加強金融統治的同時,開始大力扶植任偽傀儡政權的中央儲備銀行,準備將這包袱丟給汪偽傀儡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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