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寫出經典的中國史，難道日本人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歷史？

在閱讀宮崎市定著作的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嘆——以宮崎淵博而又深入淺出的學術功力，同時代的學者可以相抗的幾乎沒有。宮崎市定是20世紀日本著名的史學家，是公認的世界漢學重鎮「京都學派」第二代「掌門人」，更是二戰後日本史學界的領軍人物，是享有世界聲譽的歷史學家。他專治東洋史，實際上史佔了絕大部分。

在閱讀宮崎市定著作的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嘆——以宮崎淵博而又深入淺出的學術功力，同時代的學者可以相抗的幾乎沒有。

宮崎市定是20世紀日本著名的史學家，是公認的世界漢學重鎮「京都學派」第二代「掌門人」，更是二戰後日本史學界的領軍人物，是享有世界聲譽的歷史學家。他專治東洋史，實際上史佔了絕大部分。

《通史》這本通史，宮崎寫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實際上是作者對一生所研究的史的一次總結。而他寫作的方式也很有意思，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儘可能不看任何他人或自己的類似之說，全憑自己的記憶」，而作者的用意在於「頭腦里沒有忘記的知識，或許是重要的東西」，當然，為了證明自己記憶無誤，有時也要查如《二十四史》之類的原典以核實。宮崎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寫通史呢？我想，他是避免自己陷入考證史學的窠臼，即「僅是斷定，而不能進一步的描述」，使歷史淪為文獻學，而這是寫通史所忌諱的。

縱觀宮崎的治史，儘管有《九品官人法》這樣見局部功力的作品，但終歸是喜歡「宏大敘事」的，他所擅長的就是將瑣碎的史料整理、提煉出來，放在一個更大的空間（如世界史）以比較，然後陳述自己的看法。從某方面看，雷海宗的名作《的兵》是這個風格，錢穆的《歷代政治的得失》也如是，但無論是雷作還是錢作，僅僅涉及一個方面的問題，而宮崎的格局則更加恢宏，用無數類似《的兵》的專項梳理方法—如鹽、煤、鐵、鄉村等原材料發展史，用政治材料加以「攪拌」，最終砌成一部歷史的通論。而他的通史風格是大開大闔的，在史料間縱橫闔捭，絕不糾纏於細節，幾乎都是以論代史。他的「學膽」極大，經常有大膽的推論，有時覺得他不夠嚴謹，但絕不是胡說八道，因為很少有學者具備他那樣對歷史的敏銳的洞察力。

值得一提的還有他的文筆，我讀了他上百萬字的著作，沒有絲毫晦澀沉悶的感覺，像是聽一個老者在拉家常、說故事。無論多麼複雜的理論，在他筆下就變成了通曉明白，無論多麼深奧的史料，他總能用最平白的語言解釋給讀者。他的通史幾乎沒有引用史籍原文，我想，這是為了減少非專業讀者的閱讀障礙而有意如此吧。應該說，自幼有意投身文學的宮崎，深諳文字之道，文字表達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藝術性地創作，具備美學性質的，其受眾也只能是有一定欣賞能力的小圈子；另一種以傳道解惑為目的，文字必須要平易近人，不可賣弄文采，但這種樸實無華是建立在深入淺出的學術功力之上的。宮崎無疑符合後者。讀宮崎的著作，除了史學知識的收穫外，文字上的啟示也是重要的。

通史向來不易作，難在一個「通」字。其涵義有二，一是「貫通」，二是「通暢」。貫通需要學識，通暢需要文字能力。在歷史學科的研究越來越細化的今日，能搞清一個朝代、一個問題就是專家了，學者很難有精力、有勇氣去嘗試「貫通歷史」。但只在自己的領域精雕細琢，研究成果只是供專業人士欣賞，卻不能普及大眾。而日本漢學界從明治后的第一代開始，即有一良好風氣—研究成果必須以最好理解的形式介紹給最多的人看。第一代的內藤湖南、桑原騭藏等大師都放下身段，撰寫過通俗的史作品，宮崎也算是秉承師教，而他的學識與文筆，都保障了通史的水平。我不知道今日日本還有沒有這樣的作品，但「聖學」雖不絕，而大師已難求，至少最近國內引進的「講談社歷史系列」，已非一人所能完成。而宮崎這本個人風格極鮮明的通史，或許在日本也是絕唱了。

在閱讀宮崎市定著作的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感嘆—以宮崎淵博而又深入淺出的學術功力，同時代的學者可以相抗的幾乎沒有，日本漢學的整體水平實在是令人佩服！他們有著很好的傳承，從明治后開創現代史學以來，他們的第一代內藤湖南、白鳥庫吉、桑原騭藏等人就是第一流的大師，當年陳寅恪曾有詩句「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胡適與陳垣也感嘆「今日漢學的中心，不在巴黎就在東京」，可見日本學者的水平是在之上的。

這個說起來有點讓人難以理解—當時還沒發生「文革」，許多碩學鴻儒還在世，四書五經、二十四史滾瓜爛熟，怎麼會不如日本人呢？與宮崎市定同時代的日本史學家石田干之助，擅長介紹世界漢學動態，他曾說「東洋人的東洋研究遜西洋人一籌，不用說，西人之知識未必常深，彼等的判斷也未必常中肯，然而在治學方法上，東洋人所不及處甚多」，而西人方法精良，成果顯著，「已到了如不利用其成果，就不能展開有意義的新研究的地步」。石田這段話，很精闢地點明了東西治學的差異與差距，而日本的漢學研究之所以能夠領先，就在於更早地引進了西方的研究方法。

日本近代的第一代史學家，多有留學歐洲的背景，深受當時流行的德國蘭克史學的影響，重視原始資料的利用和考辯。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史學」開始流行時，他們又很快地跟進，宮崎市定在經濟史研究的突破，無疑有此痕迹。從方法上看，老一輩的學者在接受西方理論方面，無疑是落後於東鄰的，而1949年以後的「與世隔絕」，學術就更談不上交流了。但日本學者與西方學者不同是的典籍他們要熟悉得多。這是因為日本的儒學傳統深厚異常，朱子學、陽明學歷來不遜於，即便是明治時期，儒家的官學私塾到處皆是，許多漢學家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一樣精通四書五經，只不過，他們沒有科舉考試而已。

在中西兼并吸收的同時，日本漢學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或許可以說是自己法寶。一是文獻的搜集，絕對的「上窮碧落下黃泉」，用力之勤，令人咋舌；二是承襲乾嘉以來的學術傳統，必須精於文字的訓詁；三是對於所研究的對象，如東亞各族或的少數民族，盡量掌握其語言文字。老一代的日本漢學家，治學無一不符合以上三項，如京都派的羽田亨，精通十幾門外語與古文字，不亞於陳寅恪，可見天下的聰明，並非為一家所盡占。這三大法寶又催生出兩大強項：尤其精於北方和西域民族史，尤其精於中西的交通史，直至今日，日本漢學的人才雖不及老輩，但仍可以看出這兩項的深厚積澱。至於宮崎市定，他的功力或不及第一代學者，但從其著作中，仍可以看出他具備相當的常識；而他自認為沒有語言天賦，所學過的阿拉伯語雖不成氣候，卻仍具備運用英、法、中等外語的能力。

由此，我不由想起了史學大師陳寅恪。若論天賦與根基，陳寅恪無疑是在宮崎之上，但中日學者的差距又在第二條體現出來了，就是學者沒有日本穩定的學術環境，不能盡展其才。宮崎的學術高峰期是在二戰後，而那時正經歷連宮崎都沒有預料的「大變局」，多少有才華的學者在新時代的要求下，被迫改弦更張，削足適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