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齊澤克：民粹主義的誘惑

編者按：

在《民粹主義的誘惑》一文中，斯洛維尼亞左翼知識分子斯拉沃熱·齊澤克認為民粹主義是某種形式的政治邏輯，任何政治集團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民粹主義來加強自身的合法化，並剖析了當下民粹主義的現狀。他號召我們必須將我們的關注焦點從民粹主義轉移到真正的問題上來：溫和的「理性」立場本身的虛弱性。最後他援引毛主席語錄「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強調應當充分利用眼下痛苦又危險，但充滿抗爭與勝利的戰場，以更恰當的方式回應對重大改變的需求，打破歐盟技術官僚與民族民粹主義者的惡性循環。

感謝譯者孫柏、海螺社區授權文藝批評推送！

斯拉沃熱·齊澤克

民粹主義的誘惑

斯拉沃熱·齊澤克 著

孫柏 譯

關於今天社會運轉的狀況，存在著兩種錯誤的普遍化。第一種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全面的反猶主義時代：隨著法西斯主義在軍事上的失敗，曾經由（反猶主義刻畫的）猶太人扮演的角色現在是由被體認為對我們的身份認同構成威脅的各種外國人群體扮演了——拉丁裔、非裔、特別是穆斯林，在今天的西方社會越來越被看做是新的「猶太人」。另一種錯誤的普遍化是認為，柏林牆的倒塌導致了意圖把我們和危險的他者分隔開來的無數多的牆的建立——這當然是真的，但是在這兩種牆之間存在著一個關鍵性的區別。柏林牆標誌著世界因冷戰而一分為二，儘管它被認為是設置了一道障礙使得「極權式的」共產主義國家中的人民陷於孤立隔絕的境地，但是它也標誌著資本主義並非唯一的選項，一個別樣的選擇是存在的——雖然它最終失敗了。相反，我們今天看到的正在興建的各種牆，恰恰是因柏林牆的倒塌（即共產主義陣營的崩解）而引發的，它們並不代表著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分，而是代表著完全內在於全球資本主義秩序的那種劃分。以一個漂亮的黑格爾式的動作，當資本主義戰勝了它的外部敵人從而把整個世界都納入其中的時候，那種分裂回到了它自身的空間當中。

就第一個普遍化的認識而言，在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和今天反對移民的民粹主義之間存在著一個明顯的區別。[i]讓我們回憶一下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做出的分析的基本前提：資本主義是一種抽象的統治；在其中，這種滲透、掌控和主導著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抽象，並不只是由我們的頭腦所推導出來的主觀抽象，而是主宰著我們的社會現實本身的「客觀」抽象，馬克思稱之為「真實的抽象」（Realabstraktion）。這樣的抽象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當中的我們社會經驗的一部分。我們直接地經驗到我們的社會生活是由超越了再現的不可理解的各種機制所規定的，這樣的機制無法體現在任何的個人身上，甚至取代了舊式老爺們的資本家也受到這種超出了他們掌控範圍的力量的奴役。毫無疑問，在今天，意識形態的擬人法（prosopopoeia）仍如日中天：市場再次象活人一樣開口說話，表達它們對一旦選舉失敗、不能產生一個繼續強制執行財政緊縮政策的政府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憂慮」。

（反猶主義刻畫的）「猶太人」形象體現了這一抽象，它就象是一位看不見的主人在幕後操縱。猶太人已經完全融入到我們的社會當中了，他們欺騙性地裝做是我們中的一員，所以問題和任務就是明確地指認出他們（回想一下納粹為準確辨別種族身份而採取的所有滑稽可笑的措施）。穆斯林不是今天的猶太人：他們太過明顯而非不可見，他們顯然並沒有融入到我們的社會當中，也沒有人認為他們是幕後的操縱者，如果有人從他們的「入侵歐洲」看到某種陰謀的話，那麼猶太人一定藏身其後，就象最近斯洛維尼亞一份主要的右翼周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里所講的：「喬治·索羅斯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邪惡、危險的人之一，他應該為黑種人和猶太人的入侵負責，為歐盟的衰落負責。……作為一個典型的塔木德派猶太復國主義者，他是西方文明、民族國家和歐洲白種人的死敵。」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由同性戀、女性主義者、穆斯林和厭惡工作的文化馬克思主義者」組成的彩虹聯盟，他們會導致「民族國家的瓦解，會把歐盟變成歐洲的美國式多元文化敵托邦（dystopia）。」

喬治·索羅斯

那麼有哪些力量反對索羅斯呢？「維克多·歐爾班和弗拉基米爾·普金是態度最明確的政治家，他們完全抓住了索羅斯的陰謀，並且，理所當然地，禁止了他的組織的任何活動。」更進一步，按照這位斯洛維尼亞評論家所說，索羅斯在提倡多元文化主義的問題上表現得並不一致：

他只是在歐洲和美國才提倡多元文化主義，而在以色列，他卻以一種在我看來是完全正當的方式來贊同單一文化主義、潛在的種族主義和一堵牆的修建。與對歐洲和美國的態度截然相反，他也不要求以色列開放邊界、接納「難民」。他這個偽君子，作為一個塔木德派猶太復國主義者，真是恰如其分。[ii]

拋開這篇文章令人驚駭的直截了當的種族主義不談，我們可以注意其中的兩個特徵。其一，它將反猶主義與伊斯蘭恐懼癥結合在一起：對歐洲構成威脅的是難民中的穆斯林群體，但在這一切亂象背後卻是猶太人。其二，它所取的立場清晰地表現出歐洲右翼勢力的內部衝突：一方面，普金很壞，是對歐洲、特別是相鄰的后共產主義國家的威脅，他試圖通過陰謀手段瓦解歐盟；而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西方多元文化主義和自由放任態度的危險，並且非常明智地使他的國家免於被這種危險所侵擾。

只有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川普對待俄國的立場的不一致性：當強硬派共和黨人持續對歐巴馬進行攻擊，指責他對普金態度過於溫和，容忍俄國軍事侵略（喬治亞、克里米亞……）因而危及東歐國家中的西方盟友，而川普的支持者現在卻號召對普金採取更為寬容、緩和的姿態。這裡隱含的問題是：我們是怎樣把兩種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聯結在一起的？即把傳統主義與世俗相對主義之間的對立，和另一個更大的西方及其「反恐戰爭」所賴以為合法性依據的意識形態對立——自由民主的個人權利和主要體現為「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宗教原教旨主義之間的對立——連結在一起的？美國新保守派的癥候性的不一致就存在於這裡：一方面，在國內政治中，他們主張對自由世俗主義（墮胎、同性婚姻等）進行鬥爭，就是說，他們的鬥爭是以所謂「生的文化」來反對「死的文化」的鬥爭；另一方面，在國外政治中，他們又極力倡導自由派「死的文化」的截然對立的價值。

在一些較深的、經常是混亂的層面上，美國新保守派認為歐盟才是真正的敵人。這種看法在公共政治話語中還是有所節制的，但在政治話語處於地下的淫穢的重影中，在極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對於世界新秩序的極度恐懼中，這種看法卻得以爆發（歐巴馬暗中勾結聯合國，國際勢力將會幹預美國，並將美國所有真正的愛國者投進集中營，幾年前就有謠言稱拉丁美洲的團體已在中東地區修建集中營了……）。解決這一困局的一個方案來自強硬派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它通過蒂姆·拉哈耶（Tim LaHaye）及其追隨者的著作表達出來：毫不含糊地使第二個對立服從於第一個對立。拉哈耶一部小說的標題指明了這一點：歐洲陰謀。美國的真正敵人根本不是穆斯林恐怖主義者，他們不過是歐洲世俗主義者暗中操作的木偶，後者才是想要削弱美國、在聯合國的主導下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真正敵基督者勢力。……從某種方面來看，他們在這一認識上是對的：歐洲不只是另一個地緣政治力量集團，而是最終與民族國家不相諧調的全球視域。歐盟的這一維度提供了理解所謂歐洲的「弱勢」的鑰匙：在歐洲一體化和它在全球的軍事—政治力量的喪失之間存在著令人驚奇的相互關聯。然而，如果歐盟越來越成為一個需要美國保護的乏力無能的跨國聯盟的話，那麼為什麼美國與之相處並不自在？回想一下當愛爾蘭組織對新歐洲條約說「不」的運動時，美國給那些愛爾蘭運動勢力提供的經濟支持……

《公民凱恩》

與這種少數派觀點相反，佔主導的自由民主派看法仍然是把各種各樣的原教旨主義看做是首要敵人，並把美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看做是「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一個可悲的本土版本。不過現在，這種觀點的主流地位受到威脅了：直到最近，僅限於陰謀論的那種邊緣觀點都還只是在社交媒體上不公開地流行，而現在它正在變成我們公共空間中的霸權立場。川普和普金都支持英國脫歐，他們都屬於「美國/俄國優先」極端保守的民族主義陣營，他們都把聯合起來的歐洲看做是最大敵人——而在這一點上，他們兩人是對的。歐洲的問題是對正受到保守民粹主義攻擊的這一遺產保持忠誠，而為了挽救這一遺產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探詢川普成功的更深層原因。川普是雙重精神的資本家（the Two-Spirit Capitalist）的絕佳例子，其範式已經由《公民凱恩》呈現給我們了：當凱恩被撒切爾攻擊時，大銀行資本的代表，他用他的錢投資了一家為底層人民說話的報紙，凱恩回答道：

麻煩的是，您沒有意識到您是在跟兩個人說話。作為擁有大都會轉運公司（Metropolitan Transfer）82364支股份的查爾斯·福斯特·凱恩——您看，我對我自己持有的股份還是有個大致的概念的——我是同情您的。查爾斯·福斯特·凱恩就是一個惡棍，應該把他的報紙趕出這座城市，應該成立一個委員會來抵制他。要是您能成立這麼一個委員會，請您把我也算上，我捐一千美元。……另一方面，我是《問事報》（the Enquirer）的出版商，因此我要向您透露一個小秘密，這也正是我的得意之處——我的責任是，保證本城的正派而勤勞的居民不致於被一批財迷的強盜洗劫一空，僅僅是由於沒有人照看他們的利益！我要再向您透露一個小秘密，撒切爾先生。我認為我就是那個人。您知道，我有錢，有財產。如果我不來保護那些喪失了正當權利的人，那麼就會有另外一些人來保護他們——也許是既沒有錢也沒有財產的什麼人——那可就太糟了。[iii]

最後一句話給出了一條很簡明的公式，說明為什麼把川普當做是代表被剝奪者的聲音這一想法是錯誤的：他的策略性的功能是阻止被剝奪者捍衛他們自己……。所以川普遠不只是前後不一致那麼簡單：表現得不一致的東西，正是他的規劃的核心內容。對於川普勝選的兩種反應與這種不一致相呼應，這兩種反應都是不可接受的並且最終是自我毀滅性的因而必須予以拒絕。一種反應是驕矜倨傲地認為，愚蠢的普通選民沒有認識到他們是在給反對他們自身利益的人投票，從而為川普的膚淺煽動所迷惑；第二種反應是號召立即發起反攻（「沒有時間再把它哲學化了，我們必須行動起來……」），這很奇怪地響應了川普本人的反智立場。朱迪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明確地注意到，就和每一次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一樣，川普正是輸送給人們的正是「一個不去思考的理由，一個不必去思考的理由。去思考就是要去考慮到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全球世界，而川普則把每一件事都變得非常、非常簡單。」[iv]（當然，正如巴特勒充分意識到的，當希拉里·柯林頓把自己裝扮得好像對真實政治的複雜性無所不知的時候，她所說的「複雜性」仍然是虛偽的，因為她用這個詞只是為了模糊、混淆左派的要求。）

佔主流的左翼自由派對川普的反應是只會去抱怨民眾的狂怒怎樣被唐納德·川普這樣的人所利用，只會去抱怨歐洲反移民的民粹主義者怎樣必然導致「政治文化的衰退」——甚至在幾年前，富於煽動性的粗俗行為還不會在公共場合被允許，而現在卻成了家常便飯，這對我們的民主構成了「近在眼前的危險」。對於民粹主義狂暴的興起，左派另一個同樣可悲的反應是對這一陳舊主題的變奏：「如果不能擊敗他們，那就加入他們！」——從希臘到法國，在殘存的「激進左翼」中正出現一股新的潮流：重新發現民族主義。其觀念是，在包圍著我們的民眾的狂怒中，人民已經覺醒，他們越來越清楚自己的不滿，而被主流大媒體貶斥為危險的轉向的東西，其實就是強勢回歸重新進入到畫面中來的階級鬥爭。左派的任務就是克服自由派的恐懼並且擔負起這種狂怒，將它從右翼種族主義手中接過來重新導向直接的政治經濟鬥爭：敵人不是外國人，而是統治階級，是金融寡頭統治，等等。從這一立場來看，以「川普」和「桑德斯」的名字來獲得指認的兩種運動不過是民粹主義的兩種形式而已，即回歸對政治的對抗性的反建制激情的兩種形式而已。（當然，把川普這個利用所有法律迴路的億萬富翁看做任何意義上的「反建制」者都是荒謬的——但這正是民粹主義的根本性的悖論。）

這兩種立場都各有其正確之處：一方面，永遠不要低估好的風度在政治中的作用，一篇粗俗的公共演說肯定意味著政治上更深層的方向錯誤；另一方面，的確，右翼民粹主義狂怒是階級鬥爭的一種扭曲形式——就象我們在法西斯主義那裡已經看到的那樣。然而，這兩種立場也都各有其基本的缺陷。對於新興民粹主義的自由派批評家沒有看見民眾的狂怒並不是普通人的原始主義的一個符號，而是霸權式的自由派意識形態自身虛弱性的一個符號，這種意識形態已不再能「製造同意」，因而訴求於某種更具「原始主義」功能的意識形態就成為必需。左派的民粹主義的提倡者沒有看見「民粹主義」並不是一種中性的形式，並不能一會兒試下右翼法西斯主義，一會兒試下左派的什麼東西：在它的形式層面，民粹主義已然將敵人設定為外來入侵者，從而否認了內部的社會對抗。[v]⑤出於這一原因，儘管我們當然很清楚民粹主義並不必然會和公共話語解體變成粗話的過程相重疊，然而這裡還是存在著某種滑向粗俗的簡單化和針對個人的攻擊性的民粹主義的自然傾向。

民粹主義左派實在是太快就接受了它的敵人的所有基本前提：普遍主義（Universalism）被認為已經過時了，它被當做是「無根的」全球資本及其技術專家統治的金融專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無生命力的對應物而被拋棄，最好的情況下它也不過就是主張更富人性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哈貝馬斯式社會民主派的意識形態而已。這種對民族主義的重新發現，其原因是很明顯的：西歐右翼的民族主義的民粹主義現在成了倡導保護工人階級利益的最強勁的政治力量，而同時它也是能夠引發真正的政治激情的最強勁的政治力量。所以，問題就是：為什麼左翼把這塊民族主義激情的陣地拱手讓給激進右翼，為什麼它不應該去「從國民陣線手中收回它的祖國（la patrie）」？激進左翼就不能動員這樣的民族主義激情，把它轉化為對抗今天全球社會的核心事實——即無根的金融資本越來越不受管制的統治——的工具嗎？一旦我們接受了這個視野，站在被匿名的官僚主義者（他們標誌著今天激進右翼的主要特徵）剝奪了的國家主權立場上對布魯塞爾的技術專家們進行批判這一重要事實就變成了左翼愛國主義的理由——在希臘，這就是發生在瓦魯法基斯與拉帕維薩斯之間的對立：拉帕維薩斯（Costas Lpavitsas）嘲笑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倡議的「歐洲民主運動2025（DiEM25）」，稱之為毫無生命力的泛歐洲主義，認為它事先就已承認了敵人的領地。

左翼民粹主義的主要理論提倡者是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vi]：根據她對我們的困境的診斷，左派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理性論爭和無生命力的普遍主義的非戰鬥性姿態，是陳舊的激情式意識形態鬥爭的終結，其代表人物就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貝克（Ulrich Beck）、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這種后政治的第三條道路並不能有效地對敵以「我們」反對「他們」的抗辯式邏輯，而象法國的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這樣的反移民的右翼民粹主義者成功動員的正是這種抗辯式邏輯；其結果是，要想對抗這種右翼民粹主義的方法就只能是訴求於左翼的民粹主義，在保留民粹主義的基本配套內容（以我們反對他們、以「人民」反對腐敗精英的抗辯式邏輯）的同時，它還會填充以左派的內涵：「他們」不是貧困的避難者或移民，而是金融資本、技術專家的國家官僚，等等。這種民粹主義超越了陳舊的工人階級的反資本主義，它試圖彙集鬥爭的多樣性——從生態到女性主義，從受雇傭的權利到自由教育和醫療，等等，就象社會民主力量黨（Podemos）在西班牙做的那樣……。然而，這樣一個抗辯性的政治化、激情式對抗、反無生命力的普遍主義的種種方案，難道不恰恰正是最常規的嗎？難道它不是忽視了隱伏在背景中的最大問題：為什麼以前的左派拋棄了我們反對他們的抗辯式邏輯呢？

要注意到政治正確對於特殊身份的尊重與反移民者對於他人的仇恨之間所共有的一個特徵，這一點非常之關鍵：他們都害怕一個特殊身份會被全球的世界新秩序所具有的無名普遍性所吞噬。當保守的民族主義者指出，他們只想要他們自己的祖國（對於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來說……），性少數和少數族裔想要的也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同樣的身份權利，然而這一完全虛偽的要求卻有它的一個正當性，即都需要超越身份認同的所有形式，無論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在一個更基本的層面上，我們應該反對的是那種為爭取解放而進行的多元化的（種族的、性的、宗教的、合法權益的）在地鬥爭的觀點，它們被認為會通過建立一個它們之間總是脆弱的「平等鏈條」（借用厄內斯托·拉克勞[Ernesto Laclau]的說法）而逐漸聯合起來。普遍性並不是什麼只要經過長期而耐心的發展就最終會浮現的東西；相反，普遍性作為每一次真正的解放歷程的起點，作為它的最根本的動機，它總是已經在這裡了。

形式上看，問題在於如何將兩個軸線聯結起來：普遍性對國家歸屬，資本主義對左派的反資本主義。所有四種可能的聯結都已經是現成的了：我們有全球多元文化的資本主義，我們有普遍主義的左派，我們有反全球化的愛國主義左派，我們有地方性族裔/文化「特色」的資本主義（印度、……）。這最後一個聯結項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它提供的範例說明全球資本主義可以與特殊文化身份理想地共存。此外我們應時時記得，今天由經理人和精英學者們組成的普適階級所體現的真正的黑格爾式悖論：在每一個共同體（國家）之內，這些精英們在他們整個的生活方式上都表現為一個與大多數人區別開來的特殊群體：一個紐約的人文學科教授看上去與在巴黎或首爾的人文學科教授而不是生活在紐約史坦頓島上的一個工人分享著更多的共通之處。跨越了一個個不同國界的普適階級它的外觀形式在其國內是極度特殊性的——普遍性從特殊身份的內部將其分裂。

瑪麗娜·勒龐和弗朗索瓦·菲永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將我們的關注焦點從民粹主義的大灰狼轉移到真正的問題上來：溫和的「理性」立場本身的虛弱性。大多數人並不能被理性的資本主義宣傳所說服，他們更傾向於去支持民粹主義的反精英立場——這一事實不應被簡化為底層階級的原始主義：民粹主義正確地探查到這種理性思路的非理性，他們的憤怒導向那些以一種不透明的方式掌控他們生活的無面目的機構，這是十分正當的。從川普現象我們可以吸取的教訓是，對於真正的左派的最大危險，就是為對抗體現在川普身上的巨大危險而接受與柯林頓自由派的策略性契約。這一教訓會產生長期的後果，因為唐納德和希拉里的故事還會繼續：這部連續劇的第二集，對手戲主角換成了瑪麗娜·勒龐和弗朗索瓦·菲永。在即將到來的法國總統大選中，弗朗索瓦·菲永已經被推舉為右派的候選人，而且可以（幾乎完全）肯定，在第二輪的選舉中，只能在菲永和瑪麗娜·勒龐之間進行選擇，我們的民主已經到達（截至目前）的歷史最低點了。納塔莉·努給黑德（Natalie Nougayrède）在《衛報》她的專欄里寫道：「弗朗索瓦·菲永給自由價值帶來的威脅，跟瑪麗娜·勒龐一樣巨大」：

菲永受到普金的公開讚揚並非偶然。這不只是因為克里姆林宮希望在對外政策上與法國總統結為同盟。也是因為普金在菲永身上察覺到了一絲他自己的超級保守的意識形態。在這樣的世界觀看來，自由進步價值已經把西方社會帶向了一種「墮落」的狀態，而這就是性政策和移民的結果。我們已看到俄國的宣傳是如何把歐洲說成是「基佬洲（Gayropa）」的。[vii]

如果柯林頓和川普的區別曾是自由建制派和右翼民粹主義狂怒之間的區別的話，那麼現在在菲永和勒龐的對壘中這一區別已經縮減到了最小值。兩人都是文化保守派，而在經濟上菲永是純粹的新自由派，而勒龐則更加傾向於保護工人利益。菲永代表著現時代最壞的那種聯結——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和社會的保守主義之間的聯結。支持菲永的唯一理由是一個純粹形式上的理由：他正式代表統一歐洲和與民粹主義右派之間的最小距離。在這個意義上，菲永代表著建制自身的內在的墮落——這裡就是我們要結束長時期的失敗經歷而開始撤退的地方。首先，激進左翼必須被犧牲掉，它已脫離了我們新的後現代時代及其新的「範式」了。然後，社會民主派的左翼也被犧牲掉了，也是因為它脫離了新的全球資本主義的需要。現在，在這個悲傷故事的最後劇集中，溫和的自由派右翼本身（阿蘭·朱佩[Alain Juppé]）因為脫離保守價值而被犧牲掉了，而如果我們文明世界想要打敗勒龐，就必須要爭取這種保守價值的支持。這裡出現的與老套的反納粹故事之間的任何雷同都純屬偶然，那樣的故事總是講述，在掌權的納粹剛開始驅逐共產主義者時我們怎樣袖手旁觀，然後是猶太人，然後是溫和左派，然後是自由核心，然後甚至是誠實的保守派……。在這樣的情形底下，顯然放棄投票權是唯一正確的可以做的事情。

今天的自由左派和民粹主義右派雙雙陷入了恐懼的政治中：對移民的恐懼，對女性主義的恐懼，等等，或是對原教旨主義的民粹主義者的恐懼，等等。這裡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恐懼進一步上升為焦慮（Angst）：恐懼是對被認為是對我們的身份認同構成威脅的外部客體，而焦慮是當我們意識到我們的身份認同（我們總想要保護它使之避免引發恐懼的外部威脅）出了什麼問題時才出現的。恐懼促使我們去消滅外部客體，而面對焦慮的辦法就只有改變我們自身。我們可以嘗試去轉換本雅明關於怪獸（monsters）在舊的正在死去而新的尚未出生時繁衍的著名論說：當一種秩序實行它的統治時，恐怖和怪獸就會被正常化，但是在過渡階段，當舊的秩序正在死去而新的秩序尚未出現，恐怖本身就會變得可見，它們會被去正常化，而且，在這樣的充滿希望的時刻，偉大的行動就會成為可能。

絕不應把當前形勢的緊迫性當成一個借口——緊迫性就在於需要時間思考。這裡我們不需要擔心會違背馬克思的第十一條論綱：直到現在我們都是太快地想要改變世界了，已經到了需要帶有自我批判性地重新闡釋世界的時候，檢省我們自己（左派）的責任。而這就是當我們處在川普勝利的魔咒之下的時候（我們不要忘了，它還只是一系列壞的驚喜中的一個），我們在今天應當去做的事情：我們需要同時反對失敗主義和盲目的行動主義，我們需要（就象列寧說的那樣）「學習，學習，再學習」是什麼原因導致了自由民主政治的徹底失敗。在他的《關於文化定義的筆記》（No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中，偉大的保守主義者艾略特（T. S. Eliot）評論說：有這樣一些時候，選擇只存在於異端和非信之間，保持宗教活力的唯一方式就只有進行脫離教會主體的宗派分裂。[viii]這就是今天必須要做的事情：2016年美國大選是對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夢的最後打擊，是自由民主派的最後失敗，真正想要擊敗川普並挽救自由民主中值得挽救的東西，其唯一方式就是進行脫離自由民主派主體的宗派分裂——簡單說，就是把重心從柯林頓轉向桑德斯——下一屆選舉將會在川普和桑德斯之間展開。

構成這一新左翼規劃的要素是相對容易想象的。顯然，要對抗全球資本主義「民主赤字」的唯一辦法早就應該是通過某種跨國實體來實現的——難道康德不是在兩百多年前就已經看到建立一個以全球社會的興起為基礎的跨民族國家的法定秩序的需要了嗎？「既然大地上各個民族之間（或廣或狹）普遍已佔上風的共同性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以致在地球上的一個地方侵犯權利就會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覺到；所以世界公民權利的觀念就不是什麼幻想的或夸誕的權利表現方式」。[ix]然而，這將為我們帶來一些人所認為的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矛盾」：尋找一種對應著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全球政治秩序在結構上是不可能的。如果，出於結構性的理由而不僅僅歸因於經驗上的局限，就不可能存在世界範圍的民主或一個具有足夠代表性的世界政府，那麼該怎麼辦呢？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問題（二律悖反）就存在於一個適合於它的社會政治秩序的不可能性（同時也是必要性）之中：全球市場經濟不能通過世界範圍的選舉而被直接組織為全球的自由民主。全球經濟的「被壓抑者」在政治中回歸了：舊式的固著點，特定的實體性（種族、宗教、文化）的各種身份。這一緊張界定了我們今天的困境：全球商品的自由流通伴隨著社會空間的持續分離——商品流通越來越自由，而人民則被各種新的牆隔離。

川普承諾取消柯林頓支持的大宗貿易協定，而左派應該給出區別於兩者的替代方案，即達成一個新的、不同的國際協定。這樣的協定將會建立對銀行的控制，這樣的協定將會是關於生態標準、關於勞工權益、健康保障、對性少數和少數族群的保護，等等。全球資本主義的巨大教訓就是，光靠民族國家無法完成這項工作，只有一個新的政治性的國際或許那個駕馭全球資本。一位上了歲數的反共產主義的左派曾經告訴我，斯大林的唯一好處就是他真的嚇到了龐大的西方勢力，我們可以對川普說同樣的話：他唯一的好處就是他真的嚇到自由派了。西方勢力當年吸取了教訓，並且還很富有自我批判精神地集中克服他們自身的缺點，發展出了福利國家——我們左翼自由派能夠做到類似的事嗎？

川普的獲勝開啟了一個新的政治情境，它為一個更激進的左翼創造了機會。現在已經到了為建構一個激進的政治左翼而努力的時候了。——或者，引用毛澤東的話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註釋

[i] 這裡我借鑒的是阿倫卡·祖潘西奇（Alenka Zupančič）「AIMO」（斯洛維尼亞語）中的觀點，見Mladina，2016/2017年度冬季號。

[ii] 引自伯納德·布爾斯西奇（Bernard Brščič）「喬治·索羅斯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邪惡和危險的人之一」（斯洛維尼亞語），見《民主》周刊（Demokracija），2016年8月25日，第15頁。

[iii] 引自http://www.dailyscript.com/scripts/citizenkane.html. （譯文參考赫爾曼·曼凱維支、奧遜·威爾斯：《公民凱恩》，周傳基譯，北京電影學院，稍有調整。）

[iv] 斯科特·麥克萊奧德（Scott MacLeod）：《全球麻煩：美國哲學家朱迪絲·巴特勒談美國式粗俗，中東動蕩，以及其它形式的的全球危機》，收入《開羅全球時事評論》（The Cairo Review of Global Affairs）2016年秋季號，在線見https://www.thecairoreview.com/q-a/global-trouble/。

[v] 關於左翼對民粹主義的用法的概念批評，請見Slavoj Žižek：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第六章，London: Verso Books，2009.

[vi] 就其立場的簡要陳述，請見尚塔爾·墨菲：「提倡一種左翼的民粹主義」（Chantal Mouffe：「Pour un populisme de gauche」），載《世界報》（Le Monde）2016年4月21日，第22頁。

[vii] 納塔莉·努給黑德（Natalie Nougayrède）：「弗朗索瓦·菲永給自由價值帶來的威脅，跟瑪麗娜·勒龐一樣巨大」，載《衛報》（The Guardian）2016年11月28日，網路版見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nov/28/francois-fillon-threat-liberal-values-marine-le-pen-france.

[viii] 見T. S. Eliot,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ber & Faber 1973.

[ix]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edited by Lewis White Beck,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 1957, p. 23. （譯文見康德：《永久和平論》，收入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第12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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