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打高管：中企在非洲如何評估政治風險

財新記者 楊睿 王力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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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20年前，「出海」企業多處於全球價值鏈底端，往往只扮演貨品出口商的角色。但在這20年間，不斷「走出去」的中企也在往價值鏈高處攀升。渣打銀行董事總經理袁海海在近日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談到了其眼中的中企赴非價值鏈金字塔模型（value chain triangle）。

在這個價值鏈金字塔底部，主要是以貿易出口為主、數量龐大的中資企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赴非中企從扮演工程總承包（EPC）角色，逐步實現了設計、採購、施工一體化。EPC處於金字塔中部，意味著這些中企不僅在做製造業，也想要參與到工程設計及整個價值鏈創造過程中來。

袁海海分析，隨後，中企開始嘗試對項目公司進行小比例的股權投資，主要目的仍是獲得EPC合同。「而到最近五年，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發起之後，我們看到『走出去』的中企往金字塔尖攀升，成為在非洲項目公司的核心投資者，有時佔到超過50%的股份。」袁海海說。

這些處於金字塔頂端的中企，大多數會在其核心業務領域進行投資，但也有一些企業開始跨行業投資以實現多元化。袁海海說。這種出海企業變遷軌跡，也是韓國和日本在過去五到十年間完成的過程。

在價值鏈金字塔中部及頂部的企業中，國有企業仍然佔據主導地位，多在基礎設施和電力建設領域。而中小型企業則更可能基於貿易，向非洲出口商品。

渣打非洲企業及金融機構集團（CIB）董事總經理Saif Malik告訴財新記者，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位於價值鏈金字塔中部和頂部的投資，也大多數是通過G2G（Government to Government，政府間合作）模式推動的。

在他看來，G2G模式有優勢也有風險。他以自己的家鄉——尚比亞第三大城市恩多拉為例，「恩多拉只有80萬不到的人口，政府在那裡援建了一座能夠容納5萬人的體育場。如果是完全基於商業性原則考量投資，這絕對不可能建成。但G2G（政府間合作）模式讓這一切實現了，它改變了當地人的生活，成為一些區域性足球賽事的主場。尚比亞人對足球很瘋狂」。他笑著說。

Malik現常駐南非首都約翰內斯堡，統管渣打在非洲面向大型企業機構的服務。渣打目前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15個國家有分支機，在非洲業務佔比為國際大行中最高，在非業務量亦為大行中最高的之一。

另一方面，G2G模式帶來的「光暈效應」（Halo Effect），即也讓與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很難再發生倒退，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在規避風險，幫助驅動未來的商業投資。

「企業會擔心非洲國家執政黨的更替是否會讓此前的一切作廢，但其實這麼多年所建立的關係是很難倒退的」，Malik說。

當然，中企也需要面對一些挑戰，因為投資總是會遇到陷阱或風險。Malik以奈及利亞為例，告訴財新記者：「如果你想要在奈及利亞投資，特別是你想試著在油田或是氣田方面投資，那你必須要知道，你所面對的挑戰是即使是當地政府也無法控制的。

奈及利亞南部的爭端是所有大型石油公司都需要面對的與投資共生的風險。Malik表示，這種風險當然也會出現在其他地方，在蒙古國、馬來西亞，都有可能發生。「幸運的是，非洲大陸整體都在提升。我認為商業挑戰是所有實體或是企業都需要面對的」。

除了商業挑戰，政治風險是擺在中企面前的頭等大事。今年8月，非洲迎來總統「大選月」。盧安達、肯亞、安哥拉均已經舉行或即將展開總統大選。目前，絕大多數非洲國家是多部族國家，實行議會多黨制，政黨競爭過程中的「部族化」特徵明顯，政治鬥爭激烈。

隨著在短短二十年間成為非洲最重要的經濟夥伴，各國領導人或執政黨的更替是否會影響到中企在非洲的發展，已引發各方探討。

Malik提出，如果直面非洲，會發現這裡是一個高風險與高回報並存的地方，每個人都想要降低風險，「你需要了解的是，你在同誰打交道，大環境如何，涉及其中的利益方都有誰」。

隨著《戰狼2》問鼎國產電影票房冠軍，電影觀眾可能會加劇對非洲的刻板印象。而Malik在採訪時指出：「在真正走進非洲之前，人們容易犯的第一個錯誤就是，將非洲看成單一國家或是單一市場。但實際上，非洲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都不一樣。」

Malik以同在8月舉行總統大選的肯亞和安哥拉為例，闡述了非洲各國之間的不同。8月8日，東非重要國家肯亞舉行總統大選，目前該國局勢看上去較為平穩，現任總統肯亞塔已宣布成功連任。「在非洲，通常大選的前兩個月和后一個月都會出現一些政治喧囂，一切開始減速甚至停滯。然後情況會慢慢好轉。肯亞的表現非常好。相比於其它過分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國家，肯亞的經濟比較多元」。

肯亞每五年進行一次選舉。「我認為他們已經有了恰當的選舉機制。包括美國的政情觀察者也認為，選舉似乎是自由且公正的。肯亞在數年前曾經發生過暴力流血衝突，但是現在他們都已經意識到不能重蹈覆轍」，Malik說。

而對於西非國家安哥拉來說，現任總統已經年邁，將要下台，由執政黨內另外推舉候選人參與選舉，因此實際上的權力交替已經在前段時間就發生了。但Malik分析，安哥拉更大的問題在於太過依賴石油，當油價經歷腰斬式下跌，這個國家就會苦苦掙扎。「安哥拉必須保證收入流的多元化，而不是單純依靠石油出口。他們要試著讓農業發展重回正軌，我認為安哥拉正在經歷屬於它自己的許多挑戰」。

如何評估中企在非洲投資的政治風險？Malik認為，現在能夠利用的就是歷史經驗。「回溯這兩年非洲的發展，我們舉行了各種各樣的政治選舉。非洲第一人口大國、非洲第一大經濟體奈及利亞在大選時出現了執政黨更替，反對黨贏得了選舉，但政權得以和平交接。還有去年8月的尚比亞大選、坦尚尼亞大選也都相對穩定」。

即使是2016年12月的甘比亞總統大選，經歷了未能勝選連任的時任總統葉海亞·賈梅拒絕交權的風波；但最終塞內加爾等5個西非國家出兵甘比亞進行干預后，在選舉中獲勝的新任總統巴羅也得以在甘比亞首都宣誓就職。

「我認為，整個非洲以及各個非洲國家正在經歷它們自身成長的陣痛，現在它們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成熟，投票選舉已經成為一種常態。我們沒有看到法律系統或是行政系統的徹底崩潰」。

Malik說，「一切會慢下來，但最終會復甦。因為人們需要活下去，國家需要發展，經濟必須向前，每個人都能意識到這一點」。

Malik還告訴財新記者一些企業可以降低風險的具體方法，例如利用信用風險緩釋工具及保險緩釋工具。例如訴諸聯合國投資責任原則（PRI）便可以降低政治風險，一旦有人隨意取消此前簽訂的合約，將面臨仲裁。「這些風險緩釋工具，能讓金融家及我們這樣的貸方安心，也給了工程承包商一顆定心丸。我們在一些案例中測試過這些緩釋工具，認為能夠奏效」，Malik說。

Malik給出的建議是，需要去衡量每一個投資目的國的政治風險、經濟風險等，並明白這些都是長線投資，而非一兩年內就可以撤資的項目。在他看來，每個非洲國家都有其自身發展的優勢，總體來說所有的非洲國家都極度需要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無論是港口、公路、橋樑還是電力設施。「電力有非常巨大的缺口，你要從回報的角度來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