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 | 剝出日本軍國主義的內核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約翰·道爾的《擁抱戰敗：二戰後日本的轉變》，2008年由北京三聯出了中文版，很獲好評，但他1986年的成名作《沒有憐憫的戰爭：太平洋戰爭中的種族和權力》因沒有被翻譯成中文，讀者就不太注意了。

太平洋戰爭 —— 一場種族對抗

道爾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為什麼二戰中太平洋戰場上美英軍隊和日本軍隊之間的廝殺要比歐洲戰場的對抗殘酷得多，例如日本軍隊很少像德國軍隊那樣大量投降，交戰雙方在戰場上常常表現出對對方強烈的憎惡？道爾認為，這是因為太平洋戰爭在更大程度上被雙方視為一場不同種族之間的對抗，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衝突，因此更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

道爾攫取了參戰雙方大量的宣傳材料，詳細分析雙方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如何把對方從種族的角度妖魔化，把國家之間的戰爭闡釋為種族之間的衝突的。

撇開書中美英對日本的種族主義立場不論，對於曾經深受日本軍國主義之害的讀者來說，道爾這本書可以說是剝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種族主義內核，從一個重要方面解答了令很多人困惑的一個歷史問題：在自己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下非常溫文爾雅的日本人，當年為什麼對亞洲鄰國如此殘暴，對「非我族類」的這種態度和心理，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日本軍國主義擴張和種族主義意識形態有聯繫，對這個抽象的結論，一般讀者不會有疑問。但和西方歷史上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相聯繫的那個種族主義相比，尤其是納粹的排猶、美國內戰后的南方、二戰後南非對黑人的種族隔離和迫害這些眾所周知的制度性的種族主義相比，日本的這個種族主義究竟有什麼表現？

「純的自我」——日本的種族主義

道爾這本書的第八章「純的自我」和第十章「作為核心的大和種族」是對這個問題的一個解答。道爾認為，西方種族主義一般以一個具體鮮明的劣等「他者」 為對象，襯托出自己的優越，日本種族主義的優越感則沒有特定的劣等「他者」來襯托，主要表現為對自我的高揚甚至崇拜。他說在對其他種族的貶低和偏見方面， 日本人和別的民族相比也毫不遜色，「但他們的時間更多地花在討論成為一個『日本人』究竟意味著什麼，『大和種族』和世界上其他種族和文化相比究竟有何特殊性，為什麼這種特殊性會帶來優越性」這些問題上。

道爾說，這種強烈的自戀導向神化自己的歷史，表現在膜拜天皇世系的神聖來源和讚美日本種族的同源和文化的同質。在西方，種族優越性是用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話語來建構的（例如19世紀的所謂人類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而在日本，是歷史學的語言幫助了它的建立。

日本種族主義的核心觀念不是體質和智力上的優越，而是德性的高尚。道德或者德性被本質化了，成了日本民族固有的特質。日本人「本質上」就比其他民族更具有美德。這些美德包括對家族的孝和對以天皇為象徵的國家的忠。家國一體，國就是家，家就是國，這是西方民族或種族沒有的特質。日本人就「優秀」在這裡。

道爾進一步分析，這個獨特和高尚的日本美德的核心是「純」。這個「純」表現在日本軍國主義宣傳的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通過歷史的言說。例如，天皇不但具有神性，而且是「萬世一系」，所以日本民族是世界上血統最純潔的民族。

和這種血統的純潔不可分的，是德性的純潔，因為神性就是德性。日本民族的血統和德性從一開始就單一無瑕。日本軍國主義的話語中動輒就是「大和民族有 兩千五百年的歷史，自神武天皇開始一脈相承」，說的其實不是文化的傳承，而是血統的延續。道爾說，在這套話語中，「純」這個概念不但被種族化了，而且「國有化」了，是只屬於日本國家和民族的東西。

不過，這種純潔和德性雖然是神賜的，卻不是自然永續的，它需要每一代人的奮鬥和獻身去保持，不斷「去污」和過濾，這就是太平洋戰爭的意義。

從反抗白種人到自我「玉碎」

站在日本軍國主義的立場上，太平洋戰爭在政治上是為了亞洲人民的利益，抗拒西方霸權，把歐美帝國主義趕出亞洲，就像當時人手一冊的《士兵必勝讀本》 中呼喊的「所有在白種人的奴役下呻吟的亞洲民族，聯合起來！」但在精神上，這場戰爭是為了保持日本種族的純潔，抗拒西方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共產主義和物 質主義對日本德性的侵蝕。

到了1945年初，日本的前景顯然是難以挽回的悲觀，為了抵消盟軍的優勢，日本軍方使出了「玉碎」，即自殺式的神風特攻隊這一招。所謂「玉碎」也就 是不願瓦全的意思，這是從《北齊書》里來的。過了幾個月，形勢更絕望了，乾脆提出「一億玉碎」。日本全民就是一塊白玉，寧願砸碎自己也不願被污染成瓦片。

希特勒在戰敗前對全國下達焦土令時的邏輯是如果德國戰敗了，說明這個種族不配在這個叢林式的世界再生存下去；而日本軍部「玉碎」口號所表達的是：即使戰死，我們也要守身如玉。

神風特攻隊員頭裹雪白的絲巾，上面是鮮紅的旭日，紅白兩色象徵著大和種族的純潔和日本列島照耀亞洲和世界的光芒，其含義就和納粹德國的「卐」字象徵 種族的純潔和使命一樣。他們犧牲的意義甚至不在於和敵人同歸於盡，而是在毀滅中完成自我純化。赴死前飲一小碗清酒，就像武士剖腹自盡前一樣，不是為了壯膽 或者麻木，而是一種凈化的儀式。

明明是用肉彈去抵消敵人的物質優勢，一個再現實不過的武器替代手段，卻被高度儀式化，賦予了精神和宗教的神秘意義。道爾說，閱讀日本戰時的宣傳和討論，常常都可以看到這種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間匪夷所思的跳躍和穿越。

用《紅樓夢》中林黛玉的話來說，這是「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溝渠」。對性別主義敏感的讀者也許會覺得，這與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這些表面上常常是雄赳赳的東西不太合拍。但是，極度自戀的一端是自大，另一端則是自憐。德國和日本的法西斯主義都是如此。

受害者情結和愛國主義宣傳

在它們的歷史敘述中，民族在近代史上自身軟弱時受盡叢林法則中強者的欺凌（德國在凡爾賽體系下和日本在開國初期），那種對「屈辱」的申訴差不多就和受害女性控訴被強暴的經歷一樣，但不同的是這種國家控訴充滿了渲染、誇大、虛構甚至臆想，轉過來成為自己對他人任意蹂躪的心理鋪墊和道德解脫，而軍國主義的國家在大眾心理上也就成了救美英雄和護花使者。

此外，日本文化本來就有陰柔細膩、多愁善感的一面。當時創作了大量愛國歌曲，不但由政府文宣部門發起，也號召人民尤其是學生自發創作。在戰爭期間， 這本不稀罕，道爾認為有意思的是在1943年以前，基本上沒有歌詞提到敵人，曲調都是軟綿綿的，表達的是自憐，過分沉浸於「純」和「美」，陰柔有餘而陽剛 不足，把戰士比作潔白的雪花和純潔的櫻花，強調離別、獻身和犧牲，有的歌詞性別角色錯亂，總之愛國主義成了濫情（作為日本軍國主義文化的副產品，這種藝術形式影響了淪陷區的音樂作品，後來搖身一變，二戰後成為東亞尤其是港台流行音樂的前身）。有鑒於此，日本軍方於1943年發起一個全國規模的愛國歌曲 創作運動，強調歌詞的力量，曲調也要用進行曲，於是出現了雄赳赳的作品，題目就叫「打倒美英」。

「亞洲新秩序」——種族主義的秩序

那麼，這些和日本法西斯主義對亞洲鄰國，尤其是對的殘暴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可以想象，一個如此自大的種族，其實不需要一個特定的民族或者種族來鄙視，它自己高踞於各個種族之上。這樣的種族主義，這一面殺人不眨眼，另一面又感時花濺淚；這一面是武士刀，另一面是櫻花，相互並不矛盾，這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根本特點。

這種種族主義落實到國家行為，道爾認為是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里，亞洲甚至世界各個民族都有一個「合適的位置」的說法。

「大東亞共榮圈」和「合適的位置」是日本戰時用於亞洲「新秩序」的兩個「高頻」辭彙。考慮到和德國之間的同盟關係，日本的戰時宣傳中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白種人」的種族主義話語，官方理論上盡量避免把戰爭說成是和整個白種人的對抗，雖然這樣的規定在實際宣傳中並沒有真正被遵循。另一方面，出於和亞洲 一些傀儡政權關係的考慮，日本也對納粹鄙視亞洲人種話語的傳播做了限制，甚至在翻譯希特勒《我的奮鬥》中一些地方時做了刪節。

在德國方面，1936年和日本結盟后，為了給雅利安人至高無上的種族信念自圓其說，納粹把日本人從亞洲人種中分離出來，硬說它是雅利安種，是雅利安人遷移到印度后經過西藏、蒙古和朝鮮抵達日本列島的。但內心深處希特勒還是把日本種族另眼相看。他可以把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對美國的優勢說成是一個純種民族對一個雜種民族的勝利，但據說對日本人在東南亞輕易打敗英國人非常不安，因為他還是看得起英帝國的，認為英國人畢竟是純種的白人。

儘管如此，日本對於自己是亞洲和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這一點是毫不含糊的。在公開宣傳中，日本處於「共榮圈」的正中，這是日本「合適的位置」。可以想見，凡是不接受這個「合適的位置」的亞洲民族，都是日本種族的敵人。這是日本對反日運動和抗日戰爭最深刻的仇恨。

對亞洲的種族改造計劃

除了公開的宣傳，道爾在日本的檔案中發現了一批沒有來得及公之於眾的對於這個「共榮圈」和「合適的位置」的進一步闡釋。這批文件有四千多頁，分成八卷，有大約四十名學者參與，主持者是政府戰爭和衛生部下屬的研究部，研究題目是戰爭對人口和種族的影響和對策，擬出后供內部討論。

這些文件中完全拋棄了公開場合還保留的對亞洲各民族面子上的敷衍，赤裸裸地把「共榮圈」定義為一個按照優劣程度來排列其「合適位置」的種族階梯。日本不但是「作為核心的大和種族」，而且有義務通過把自己的遺傳基因散播給亞洲各民族來改造他們的種族基因。

但文件強調說，這種基因傳播只能是單向的，即只有日本男人才有這樣的責任，這樣無論結果如何，日本種族本身可以保證純潔。文件直截了當地說，「對本質上不平等的人一視同仁本身就是不平等。不平等地對待不平等的人就是實現平等。」

這樣一個種族主義的「優生學」讓我想起了它的歷史淵源。明治維新早期，日本深刻反省自己為什麼事事不如西方，最極端的觀點就是認為自己種族的低劣。為了「趕超」西方，有必要通過和西洋人種通婚來改良日本人種。

有材料說明治重臣伊藤博文甚至和英國人赫伯特·斯賓塞聯繫，徵求他對這個今天可以稱之為人種改良的「國家項目」的看法。斯賓塞是眾所周知的英國社會學家，他把達爾文進化論加以提煉，得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的結論（儘管對於他本人對此究竟是客觀陳述還是竭力主張這個問題還有爭論）。據說斯賓塞不贊成，理由是拉丁美洲就是這樣一個不同種族大量通婚的地方，其結果不見得提升了劣等種族的質量。

無論日本精英當時是否真的認真考慮過這樣的方案，1894年戰勝和1905年打敗俄國極大地提升了他們的種族自信，到了太平洋戰爭時期，他們已經自認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甚至打算由日本男人來對亞洲其他民族實行人種改良了。

日本軍國主義為什麼仇視？

有人或許會問：日本法西斯當年在不是喜歡說中日「同文同種」嗎？這又作何解釋呢？我想，首先，這個「同文同種」從來沒有進入軍國主義話語的核心，從來不是「共榮圈」真正的一部分，基本上是宣傳，是說給人聽的，真正用來稱呼人的是「支那」。

其次，日本軍國主義也確實把另眼相看，承認中日歷史上的聯繫，他們的解釋是日本過去是從學了很多，但在近代史上墮落了，西化但又沒有現 代化，日本取代它成為東亞文化的代表者。中日之間種族上雖然沒有聯繫，但在東亞文化上是先後關係。所以，日本軍國主義引用經典時非常自然，不但不受是敵國這個事實的影響而且毫無愧疚，就像是引用自己的祖宗一樣，例如至今靖國神社主要陳列館大樓仍然叫「游就館」（出自《荀子》）。

當年，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眼中不但無能，而且拒絕承認大和種族的優秀，追隨西方國家反日，加入西方國家對日本的圍堵（「游就館」放映的宣傳片和展示的地圖中，19和20世紀之交的日本被說成受到英美俄帝國主義的包圍，被它們控制），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對既有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蔑視，又有出於對不願意接受自己那個種族主義的世界等級秩序中「合適的位置」的惱怒。

一個無能的弱者的反抗更能激起虐待狂。這個心理，或許可以為南京大屠殺之類的暴行提供一點背景。

原載《南方周末》2014.03/21 此稿加了小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