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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中國自己的 大灣區加速成形

原標題:粵港澳:自己的 大灣區加速成形

粵港澳:自己的 大灣區加速成形

王玉鳳 馮芸清

回想起兩年前將公司註冊在珠海橫琴的舉動,曾在美國做過電商的澳門人周運賢覺得正確無比。

周運賢註冊的是珠海橫琴跨境說網路科技有限公司,他告訴第一財記者:「我就住在澳門,橫琴有天然的交通優勢,每天過關往返十分便利,只需要十幾分鐘就到公司了。而最重要的是,這裡的資源與我們團隊的整體定位非常吻合,比如說開發跨境電商平台的工程師在澳門月薪將近3萬元,而在珠海只要1萬元。」

周運賢的例子,只是粵港澳大灣區內眾多跨境人才的縮影。在這個有望與世界級灣區競爭的大灣區內,作為經濟推手之一的人才流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頻繁。與此同時,產業的合作也愈加緊密,交通規劃日益完善,備受矚目的港珠澳大橋的建設正在進入尾聲,港澳與內地城市的時空距離在快速拉近。

最新公開消息顯示,國家層面牽頭啟動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已初步成型,日前正式上報至國家發改委。7月1日,國家發改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也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提出了合作的目標、原則、重點領域以及體制機制安排。

種種跡象表明,屬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時代正在加速到來。

人才流動頻繁

人員流動趨勢往往能反映出一個區域內的經濟變化。東莞人才發展研究院院長陳亮和他的團隊正在研究粵港澳大灣區中的「粵」,即珠三角九市內的人才流動狀況。

陳亮發現,這兩年深圳和東莞之間的人才流動呈現加速的趨勢,雖然是雙向流動,不過深圳流向東莞的人才要多一些,深圳是凈流出城市。尤其是在一些高端電子信息領域,隨著華為終端總部從深圳搬遷至東莞,OPPO等東莞本土企業實力的增強,以及松山湖片區提出打造世界級高端產業基地后,深圳大量人才搬遷至東莞。不過,在另一些領域,比如金融和IT行業,深圳對東莞形成虹吸效應,東莞的人才往深圳流動較多。

陳亮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上述趨勢在深圳其他周邊城市也存在,比如惠州和中山,但是在東莞最為明顯,因為東莞的產業鏈相對來說最完善,生活成本也低,政策支持力度也大。」

不僅僅是粵內部的人員流動發生變化。在粵港澳之間,跨境人員流動也在加速。

文章開頭提到的周運賢除了考慮到交通便利和成本更低之外,也希望能通過當地的優惠政策享受到粵澳合作帶來的紅利。

周運賢舉例說,在橫琴實施的「港人港稅、澳人澳稅」免除了對個人所得稅負大為增加的憂慮。更為便利的是,在澳門的銀行即可登錄橫琴的企業申報繳稅系統交稅。

「港人港稅、澳人澳稅」是指對在橫琴工作的香港、澳門居民個人所得稅差額進行補貼,其標準為實際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稅款與其個人所得按照香港、澳門地區稅法測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這項優惠政策旨在吸引港澳高端人才到橫琴發展。

橫琴金投創業谷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雄輝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隨著廣東自貿區(珠海橫琴片區)的設立,橫琴與澳門之間的交往和合作的深度越發明顯,尤其在人才聚集方面:「最初創業谷主要服務澳門青年,到現在已擴大為服務『兩岸四地』及海歸青年,目前谷內擁有122個澳門項目,佔比六成。」

由於深圳和香港龐大的經濟總量,深港被很多人視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區域。那麼,這個區域內的人員流動狀況如何?

根據香港規劃署最新的統計調查,2015年深港之間每天跨境往返約65萬人次。其中往來內地的香港人中有70%是以深圳為目的地,內地到香港的旅客有60%是來自深圳,居住在內地的香港人有90%在深圳。

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些流動主要是探親訪友和休閑娛樂,跨境公幹和上班之類的商務活動不是很多。但不可否認的是,深港之間的聯繫非常緊密。」

張玉閣發現,這幾年深港之間因為商務活動往返的人數,雖然總體上在增加,但變化幅度不大。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是,與香港到內地來上班的人數相比,內地到香港上班的人數增加得更快一些。「當然,內地人主要是指深圳人。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香港出台了很多引進人才的政策,比如說優才計劃。另外,2008年後全球經濟衰退,加上內地成本上升,很多港資企業關門或外遷,在內地工作的香港人數就減少了。」

此外,香港人若在內地生活,公共服務上雖然難以享受到和內地人同等的待遇,但是兩地之間的差距正在縮小。以醫療為例,深圳已經「開了個口子」,2015年10月開始允許年滿70歲並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或由香港入境事務處發出的《豁免登記證明書》的香港居民,可以在港大深圳醫院使用香港長者醫療券,支付當日在港大深圳醫院指定門診的服務費用,包括預防護理、治療和康復服務等。根據深圳衛計委公布的數據,截至2016年底,在港大深圳醫院使用長者醫療券的香港居民共計7954人次。

毋庸置疑,人才流動一旦活躍起來,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創造力必然會提高。那麼,如何更加活躍?

仍以深圳為例,在今年5月12日深圳創新研究院舉辦的深港圓桌會議上,深圳市發改委區域規劃處處長盧文彬表示,粵港澳大灣區雖然是重要的科技灣區,但目前涉及境外人才和國際人才的限制非常多。

盧文彬建議探索深圳立法來解決人才問題,消除一些細枝末節的障礙,包括擴大養老、醫療對境外及外籍人才的覆蓋範圍,實現本土生活無障礙;開展外籍創新人才創辦科技型企業國民待遇試點;以及先行先試,探索「深圳綠卡」制度等。

產業定位各有優勢

在人員流動頻繁起來的同時,大灣區內的產業發展如何?未來,大灣區內將優先發展哪些產業?各城市又將如何進行產業布局?

對此,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新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曹鍾雄在第一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產業體系呈現梯形。「與國際上其他灣區相對均衡、發展處於同一水平的情況不同的是,我們既有接近發達國家的高端產業,也有相對低端的產業,產業層次具有多元性。」

曹鍾雄補充道:「但是,與國際上有一定的差異才恰恰是我們的競爭優勢,因為這樣才能形成融洽的產業關聯和好的營商環境,能在較短時間內形成完善的產業協作。從供應鏈的成本上來說,粵港澳大灣區是全球最具有競爭優勢的。」

今年6月,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高國力在某券商電話會議上分享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實施規劃以及投資前景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產業機遇主要集中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例如電子信息、新能源汽車、新材料以及生物醫藥等。

目前,灣區內大部分城市都已經瞄準新興產業。就拿核心城市之一的深圳來說,早在幾年前,深圳就已提出要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互聯網、新材料、生物、新能源、節能環保、文化創意產業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些新興產業在深圳經濟中的比重也越來越大。過去5年,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7.4%,2016年新興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53%左右,已成為穩定深圳經濟增速的強大動力。

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事實上,灣區內各個城市的產業布局都相差無幾,均已瞄準這些新興產業或其中的幾項,當然有些城市發展得強一些,有些城市弱一些。」

曹鍾雄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產業體系還需要珠三角城市中后發者的產業提升,因為先發者的產業空間有限,產業需要外溢。與此同時,各城市之言要相互協同,不能單打獨鬥。「很多地方政府都想要成為下一個深圳或者香港,這樣定義是不妥的。各級城市需要認識自身的優劣勢,從而確定自己在灣區中的角色。」

除了「粵」,港澳也有各自的產業考量。比如香港,6月13日,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發展重點將是金融服務業。

無論未來產業如何布局,粵港澳之間的產業合作大有可為。梁振英說,內地與香港完全可以結合各自的優勢「拼船出海」,內地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香港則能夠在工程招投標、合同起草及談判、項目交易結構設計、項目運營管理模式等多方面提供專業的法律和管理服務。

事實上,粵港澳之間的產業合作增強趨勢愈加明顯,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跨越地理障礙。總部位於廣東省江門市的金萊特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萊特」),是一家生產和出口備用照明及電器產品的製造商。該公司十分看好「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市場潛力,希望進一步開發印度、巴其斯坦等南亞市場,同時探索前往非洲設立生產線的可行性。

不過,除了要考慮勞動力供應及生產成本外,投資生產性項目亦須要考慮投資地的環保要求和供應鏈、生產物料支援等因素,所以金萊特希望取得更多有關投資非洲的資訊以供評估。

為此,金萊特正籌劃在香港註冊成立公司,希望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便利,處理外匯及國際收款事宜,為正在增長的國際業務進行融資。此外,該公司亦希望利用香港的資訊及其他專業服務,為海外投資項目進行評估和前期的盡職調查,希望控制投資風險,以及進行合適的稅務籌劃,以避免不必要的雙重稅務負擔。

香港貿易發展局歐洲首席代表徐耀霖認為,這正是香港的獨特優勢——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專業的人才、便利的融資。「約60%的對外直接投資是通過香港走出去的,內地企業在開拓國際市場時若善用香港平台將事半功倍。」

香港貿發局總裁方舜文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亞洲的發展潛力非常大,內地是很重要的火車頭,而香港作為國際商務平台、金融中心,可以引領整個區位再開放點,讓參與者感受到一個開放的市場,一個更多經濟體參與的市場對整體的發展是有利的。

方舜文還表示,如果全世界都不知道粵港澳大灣區發生了什麼,就更不會知道這裡面有怎樣的商機,因此資訊的流通就顯得尤為重要,「粵港澳大灣區並非『9+2』這麼簡單,待其概念更加成熟,有清楚的定位、策略、方案的時候,我們都將大力推廣,以吸引全世界的興趣,整個大灣區一起『走出去』就是強強的聯合。」

打通粵港澳三地交通

交通被視為大灣區規劃和建設的突破口,也是三地政府最容易做的事。目前,港珠澳大橋的主體工程已經全線貫通。港珠澳大橋投資金額龐大,關係粵港澳三地和珠江兩岸未來經濟發展格局,將來這座超大型跨海通道的建成及通車,對於緩解珠江口兩岸的交通壓力、增強兩岸之間的聯繫將起到重大的作用。

譚剛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港珠澳大橋的貫通將香港與珠江口西岸地區城市聯繫起來了。香港可以更加方便地與粵西地區搭建聯繫通道,經濟活動和經濟力量也能夠更順暢地輻射過來,使得大灣區的建設搭建起最重要的骨架。」

除了粵港澳之間的跨境溝通在加速,「粵」即廣東省內的融合步伐也在加快。以廣州和佛山為例,7年前,兩地簽署《廣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設合作協議》及兩市城市規劃、交通基礎設施、產業協作、環境保護等4個對接協議,廣佛同城正式啟動。隨後,高速路、國道接駁路、城際軌道、常規捷運等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步伐開始加速。

對於每天穿梭於廣佛兩地的「候鳥」來說,互聯互通帶來的便利最為明顯。每天早上,家住佛山市順德區的麥女士先開車走105國道,再轉星光快速或華南快速,花費約一個小時多一點到達位於廣州市海珠區的一家互聯網公司上班。

對於未來粵港澳三地的交通規劃,曾任深圳市副市長、現為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理事長的張思平今年5月該院舉辦的深港合作圓桌會議上表示,從戰略意義上講,大灣區的交通骨架主要是珠江東西橫向大橋和廣州至港澳的縱向珠江下游的綜合規劃整治。

張思平說:「橫向主要是多修大橋,像粵港澳大灣區這樣一個擁有6000萬人口的世界級城市群,未來即使建10座大橋也不會覺得多。」

珠江下游東西兩岸的交通是整個大灣區交通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目前珠江口建成和在建的已有虎門大橋、深中通道、粵港澳大橋以及南沙鐵路大橋等四座大橋。

張思平說,30年前珠江上沒有一座大橋,而現有的虎門大橋已經非常擁堵,深中通道通車后應該也會是一座堵橋,而港珠澳大橋如將單Y變雙Y(意為連接深圳),過不了幾年也一定是座堵橋。交通規劃一定要超前,不能等到現有大橋嚴重擁堵時再規劃建設新的大橋。

從縱向來看,張思平認為,除了高速路和廣深港高鐵外,最重要的是珠江下游的以交通為中心的綜合整治。

珠江是大灣區通向世界的一條重要黃金通道,同時珠江口兩岸又是深圳、香港、南沙三大國際集裝箱港口。不過,珠江如今面臨著水體污染、港口布局、河道治理、兩岸岸線利用等一系列問題。

三地共建交通必然會帶來港口、機場和道路等如何布局以及資金籌措、利益分配等問題。有聲音呼籲,三地應在取得共識的基礎上,效仿世界三大灣區之一,也存在3個經濟地位接近而功能定位又各不相同的核心城市的舊金山灣區,建立一個類似於舊金山灣區委員會之類的機構,對灣區內的問題統一規劃。不過顯然,這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底層發揮能動性,摸著石頭過河。

6月22日,舊金山灣區委員會經濟研究所總裁肖恩·倫道夫(SeanRandolph)在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舉行的一場報告會現場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雖然舊金山灣區內的城市都沒有深圳大,但是數量眾多,有101個城市,各種事物紛繁複雜,不過舊金山灣區委員會管理得不錯。「舊金山灣區委員會是民間性質,政府並不直接參与,不過的灣區有自己的特點,要因地制宜。」

的確,將打造出自己的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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