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老年貧困：一項分解分析|社論前沿

這是社論前沿第S498次推送

一、引言

在香港，過去二十年，老年人的貧窮率大幅上升。根據香港官方的貧困線，香港65歲以上的貧困人口從1991年的24.8％上升到2012年的32.6％，從1991年的119546人增加到2012年的298000人。老年貧困風險的增加和香港實際的老年人數量的增加令人費解：因為過去二十年來，老年人平均受教育水平顯著增加，移民人數下降。這兩個因素都有助於改善貧困。

目前有關發達經濟體，老年貧困趨勢的研究仍處於初級階段。雖然已有研究確定了一系列相關因素，如福利政策和家庭特徵，但並沒有提供可靠證據估計並證明這些因素在老年人貧窮髮展中的重要性。事實上，分析貧困趨勢的一大挑戰是，貧困狀況與不同變數之間的關聯可能會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從而對貧窮水平產生影響。為了解決這一研究空白，本文利用分解方法，研究過去二十年來香港老年人貧困率變化趨勢及原因。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研使用香港政府對外公布的5%樣本人口普查數據，重點關於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1991年香港總人口為5674114人，2001年為6708389人，2011年為7071576人，同時，65歲以上老人由1991年的8.7％上升至2001年的11.1％，2011年為13.3%。在本研究中，1991年、2001年和2011年的樣本量分別為22197人、39196人和42222人。

（二）研究設計

1.因變數

本研究的因變數為香港老年人（65歲及以上）是否貧困，1為是，0為否。根據香港官方定義，作者將貧困線界定為為使用平方根公式調整家庭大小后的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的一半，這種定義方式已被廣泛應用於有關貧困的研究中。根據這個貧困線標準，1991年，香港總人口的貧困率為14.3%，20001年為18.1%，2011年為18.8%。

2.自變數

1991年、2001年和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包括基本的人口社會經濟特徵（如性別、年齡、種族、教育程度等）、家庭特徵（家庭收入、家庭人數等）、與移民有關的屬性（如出生地）、在家使用的語言及其他語言。由於人口普查數據提供了居住在特定家庭中的所有個人信息，因此作者可以使用獨特的家庭識別號碼來確定老年人的生活安排（獨居、僅與配偶一起居住、與包括兒童在內的其他人一起生活）。 在家庭組成方面，還包括了有薪酬的人數（如果回答問卷這仍在工作則不計算在內），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除去問卷回答者）和14歲及以下的兒童也包括在內。

本文主要關注香港本地人、來自大陸的移民以及少數民族。筆者將在家說粵語為通話指標，教育和就業狀況作為人力資本指標，但人口普查數據中不包括老年人的就業史，性別和人口作為人口變數。

（三）研究方法與數據分析

本研究的數據分析主要是兩部分。第一部分，對因變數和自變數進行描述分析和logistic回歸分析，以評估每個年份的貧困狀況以及自變數和因變數之間的關係。第二部分，組成分析。Blanca-Oaxaca分解方法可用於研究量化組偏差對連續結果的不同貢獻。但因變數為老年貧困率，是二元回應變數，因此，作使用改進的布蘭卡 - 瓦哈卡分解技術（使用邏輯回歸係數估計和回歸模型中自變數的樣本均值進行分解），採用STATA12進行分析。

三、結論與討論

作者使用分解方法，研究1991-2011年間香港老年人貧困率變化趨勢及影響因素，這是首次嘗試。本研究發現：（1）近20年來，香港老年人貧困率明顯上升（從1991年的27.7%上升到2011年的41.4%）。然而，2001年到2011年，香港老年人口貧困率增加不到3%，但1991年-2001年，老年貧困風險增加39.7%。這表明近二十年來，香港老年貧困率的上升主要是由於90年代問題的升級。（2）1991-2011年，老年人所在家庭的成年人變動，主要是受僱人數及長者的就業情況與老年貧困具有相關性。工作是預防香港老年貧困的主要途徑，因此政府制定鼓勵老年人繼續工作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儘管香港沒有強制退休年齡。（3）教育水平、移民身份、廣東話的使用以及居住在家庭中的兒童數量有助於降低老年貧困貧困風險，但這種積極影響很容易被家庭中收入人數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所抵消。因此老年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出生百分比可能不會抵消老年貧困的風險。（4）獨居、僅與配偶一起居住的老年人數量的增加，會一定程度增加老年貧困風險。因此，政府應密切監察情況，制定和實施措施，例如制定房屋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提供適合規模的房屋，促進香港的多代人生活安排。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負面影響與收入人數及老年人就業狀況所帶來的影響相比，並不顯著。因此，今後必須對收入人數變化及老年人就業狀況進行監測，以更好的評估老年貧困風險。（5）本文提出的自變數並不是香港老年貧困率增加的全部因素，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全球化所帶來的宏觀經濟變化。全球化加速了國際分工，對低技術工人施加壓力，擴大了專業人員和非專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造成了兩極分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從主營製造業轉化為區域和全球服務中心，提供銀行、法律等專業商業服務，製造業已經轉移到大陸。香港傳統的手工者被新一代工作者迅速替代，老年人特別容易受到這一過程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今後的研究，必須評估這一因素對老年貧困風險的影響。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主要基於橫斷面數據，還需要縱向研究，以了解香港移民和當地家庭的貧困率及影響因素之間的差異以及隨著時間的變化；（2）貧困的衡量標準是相對的，只關注到到收入。以後的研究需要絕對的貧困標準；（3）樣本規模雖然較大，但兩個孩子以上的家庭樣本量相對較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統計分析的能力；（4）使用人口普查數據的二次分析可能無法捕捉到其他重要影響因素，如老年人的詳細就業史以及嚴重疾病等。

Siu-Yau Lee & Kee-Lee Chou（2016）.Trends in Elderly Poverty in Hong Kong:A Decomposition Analysis.Social Indiccators Research.pp.55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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