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高讀書是何體驗：最大收穫不是藤校的offer

相比國內高中生，幾乎所有具有美國高中經歷的學生，在申請大學的時候，似乎更加知道自己要什麼，表現得也更為理性。很多在大學部出國的學生，在大學度過的第一年，往往帶著一種新鮮人的熱忱，積極地探索身邊的各類資源，努力地與當地人交流、交往；而美國高中學生在這時卻顯得更為理性與沉穩。

很多學生到了高中的時候才臨時起意，來尋求美國高中申請幫助。從申請的角度看，美高最為理想的申請時間是在初二，那麼初三時候留學就可以無縫地銜接、接受完整的四年高中教育。然而在初二做申請，意味著要在初一就進行語言和SSAT考試的準備。

很多學生因為不了解美高錄取的情況和要素，準備倉促，從一開始就處於某種「劣勢」；而那些頂尖的寄宿高中能夠接納的國際生名額本來就很有限，10年級、11年級的插班生更是千里挑一，其錄取難度不亞於那些常青藤大學。因為準備不充分，大部分美國高中申請者都會選擇復讀一年。

美高VS.國際班，各有利弊

在美國高中走熱之前，那些一心想把子女大學部送出國的家長會選擇在國內讀國際班。國際班不同於國際學校，後者主要接收的是外籍人士的子女，價格不菲；而國際班一般由民辦學校或是公立中學與第三方教育機構聯合舉辦，其招生對象就是本土學生。

國際班有點像普高與美高之間的中間道路，其優勢在於，能夠讓學生在一個相對安全、熟悉的環境里，在家長的羽翼之下接受國際教育的軟著陸。目前比較流行的幾種國際課程有IB、A-level和AP幾種。前兩種都是完整的課程體系，IB課程由國際文憑組織（IBO）研發完成，而提供A-level考試認證的主要機構有CIE、EdExcel和AQA；而AP課程是指針對美國大學理事會（The College Board）提供的眾多的考試科目進行的授課輔導，目的是給一些優秀的學生提前學習大學課程，並不是獨立的課程體系。

就留學方向而言，選擇AP課程的學生基本上目標明確，畢業之後往往都去美國學習；而A-Level與IB課程的申請選擇會更寬泛一些。當然，在美國熱的形勢下，很多提供A Level課程的國際班裡，最終選擇留學美國的學生比例都會佔到70%甚至更高。為了使自己的申請更加具有競爭力，許多學生還會在A Level之外在自考幾門AP考試。

然而比起私立美高和國際學校來，國際班所提供的國際教育有時候顯得不夠純粹和正統。因為教育並不等同於課程，更包括教學理念、教學管理、教學環境等。從根本上來說，公立中學無論在軟體上還是在硬體上，往往並不具備這種現代化的教育理念和國際化的管理經驗；因此學校常常會學校會和第三方教育機構合作，藉助第三方機構的服務來進行國際班的管理，然而第三方機構的質量也參差不齊，而一些學校對此甚至沒有評估能力。

比如在國際班的師資質量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一些學校聘用中方教師來教授一些國際課程，從結果來看，中方教師的成績單未必比外方教師的差；然而，在教學過程中，中方教師卻幾乎是不可避免地用其應試思維把這些課程教成了應試課程，從而違背了課程的設計理念。

比較明顯的例子是IB這個被許多業內人士譽為含金量最高的課程，其核心理念之一是學生能夠對知識的本質進行反思，獨立完成課題研究；然而卻常常被上成了應試課程。一些中教甚至沿用補習班的思路，在校外開設補習課堂。而在另一方面，全外教授課的模式雖然可以讓學生在思維、語言、文化上浸潤在一個相對國際化的環境中；當然外交模式也有令人擔憂的地方，最為突出的是外籍教師流動率偏高，從而影響到教學質量與學生體驗。

目前公立中學國際班的收費每年在3-15萬之間，其收費區間跨度很大，評判也較難標準化；加上目前政策上的調整，也讓國際班未來的命運顯得撲朔迷離。對於家庭而言，選擇國際班而非普高或美高，更多還是基於一種綜合性的考慮。雖然國際班的收費較之普通高中要高了許多，但是與美國寄宿高中的收費卻不能同日而語。當然相應地，國際班能夠提供的教育教學資源（學術和非學術類），也遠遠比不上那些頂尖的私立高中；國際班的學生在學習、社交和自我管理上所面對的挑戰也與美高學生大相徑庭。

在美高，學生之間的日常問候常常是：昨晚睡了幾個小時？

談到自己高中的學業，陳旻茜記得最深的是她剛到Portsmouth Abbey時上的人文課（Humanities）。這門課把宗教、歷史、文學融合在一起，一學年的閱讀量在25本書左右。教師布置的第一本書但丁的《神曲》。陳旻茜說，自己一開始聽到Dante的時候，「還沒有反應過來，等回去一查字典，整個人都傻了」。

王點宇和陳心璇都是南京人，相對於陳旻茜，她們申請美高的時候比較「有備而來」。王點宇的機緣在於國中時候參加的一個夏校，她發現自己非常喜歡美國的小班教學，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於是她申請了位於波士頓的聖馬可學校。兩年後，由於自己喜歡的數學老師離職，當時就讀11年級的王點宇轉到了數學拔尖的PEA，並加入了學校的數學隊。帶隊的老師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國奧數隊的主教練馮祖鳴。

說起在這所學校里的就學經歷，兩人的感受幾乎完全一致。因為先前在其他美加高中的求學經歷，王點宇和陳心璇在英語語言上並沒有太多挑戰，但在PEA學習依然不見輕鬆。如今分別就讀於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王點宇和陳心璇，不約而同地說，當年在PEA打下的學習基礎、養成的學習習慣，讓她們現在能夠從容適應常青藤的學習強度。

在PEA，學生之間的日常問候常常是：昨晚睡了幾個小時？幾乎所有曾經在私立高中求學的學生，對這種高強度的學習節奏都有類似的體驗；而這種相似的學習經歷，也使得這個群體內部的人彼此之間會更容易產生一種親密感，美高黨也因此成為某種身份象徵。

除了學習上備受「折磨」的共通經歷之外，社交與文化適應也是美高群體需要提早面對的大問題。即便擁有出色的英語讀寫能力，孩子還是常常在What』s up? How is itgoing?這類簡簡單單的社交問候前，敗下陣來。

許傑在高二的時候才從上海轉學到一所男子中學Albany Academies讀書，在上外附中打下良好英語基礎的他，自認在學習上並沒有遇到太多語言障礙。可是當同學用「What』s up?」來跟他打招呼時，他卻是傻了幾秒想著要怎麼回應人家；等他反應過來這是一個普通的問候語時，別人已經走遠了。

對於如何融入新群體，具有美加學校不同經歷的陳心璇也漸漸摸索到一些個人經驗。對她來說，重要的是一種平衡：一方面要保持私人空間，即便是最要好的朋友、室友，都是需要一定的距離感；另一方面，需要有密友和導師，在遇到的困難時主動尋求幫助。陳心璇的導師其實就是PEA的老師，而老師對於陳心璇的輔導，也不止在學習、生活層面，更包括少男少女的情感困擾。

雖然陳心璇的經歷未必具有可複製性，但的確代表了美高學生的一種共同感受：在一個緊湊、單純的生活空間里共同成長的同學之間，常常能夠建立起更為親密的友誼。許傑對此的描述更加徹底。他發現高中時代的友情與大學時代的友情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在綜合性大學這個更大的群體，朋友不太走心，更多的是酒肉朋友，前一天可能還很親密，第二天在街上遇到卻宛同陌生人。

「美高黨」的收穫不光是藤校，更是成「人」

相比國內高中生，幾乎所有具有美高經歷的學生，在申請大學的時候，似乎更加知道自己要什麼，表現得也更為理性。一方面，他們畢竟擁有更多的資源：學長學姐的經驗分享，各大校園訪問的便利；另一方面，兩三年海外教育與獨立生活的經歷，確實給了她們一個批判性成長與反思的空間。

在MIT計算機專業讀大三的陳馨，是一名來自浙江寧波的美高黨。高中三年讓她感覺最難調整的一點，既不是學習上的挑戰，也不是文化上的適應；而是如何進行自我管理與時間管理。

陳馨說，相對於高中，美國高中的資源更加豐富，自由支配的時間也更多，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評價也更加多元。在，一個學生只要成績好就可以了；而在這裡，體育特長生有時會更受歡迎。大家看重的不是你成績如何，而是你夠不夠酷。陳馨在高中時候參加5000米越野跑，每天訓練到7點，比賽的時候回到學校已經9點多了，然後再開始做作業——正是這些日常經歷，讓陳馨意識到她的生活不只是學習，還有很多其他事情。

這些外在環境的變化逼得陳馨進行內向性的自省：當生活里突然出現了許多選項之後，你就更加需要找到自己的興趣點，知道自己該做什麼，該如何分配時間，是否要堅持。這些都讓陳馨感到迷茫，她必須常常停下來思考自己是否在做對的事情。

從某個程度上說，美國教育注重個性發展、美國學校提供的多樣性選擇與平台，這些本來最具吸引力的元素，對於在抹殺了差別性教育的應試體系下成長起來的學生來說，有時候反而可能成為一種挑戰，甚至一種障礙。

陳馨說，自己在那三年裡最大的收穫，不是GPA4.0的成績和MIT的錄取，而是學會了要對自己負責。在國內的時候，父母總是告訴她，你要做這個，你要做那個；好好讀書，別的事情我們幫你搞定……而到了美國，她發現需要自己獨立決定去做什麼樣的事情，並要不斷自我激勵去完成這些事情。如果選擇錯誤，就要學習承擔相應的責任；所以做選擇的過程本身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陳旻茜說，每個人對於壓力的反應不一樣，有些人會變得非常逆反，做出一些以前在國內不會做的事情，比如抽煙喝酒吸毒；也有些人會變得消沉，甚至患上抑鬱症。在目睹這一切之後，她開始意識到每個人都是非常不一樣的，反而變得越來越包容。雖然陳旻茜的中學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天主教學校，但價值體系與國內相比依然相對多元，陳旻茜還是漸漸學到了如何與價值觀不同的人相處，如何尊重別人的生活方式，如何不論斷，如何做自己。

美高申請一般都會要求學生進行面試，而面試的問題在學生看起來有點奇葩。比如Choate某一年的面試問題是如果你回到寢室，發現你的室友吃了你的朱古力，並且弄得滿地都是，你會怎麼做？St. Paul則問十年以後你用Google來搜尋你的名字，你希望排在前三位的是什麼樣的信息？其實，這些問題的背後就是招生官想要了解那些標準化成績背後的人到底是怎樣的。

陳心璇說，申請本身是講故事，講人生的經歷和反思。當年申請PEA的時候，作為一個16歲的學生來說很困難，這種反思極為困難，因為沒有太多故事可以說。最後她選擇了自己在加拿大的移民身份和角度，她在加拿大看到了很多不一樣的人，很多不同的價值觀：當視野更加開闊后，「反而能夠讓自己找到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這樣的感受與陳旻茜可謂如出一轍。

這種對於「人」的考察與篩選，也貫穿在美國大學的選拔過程中。可惜的是，國內學生在申請美國大學時，往往關注的還是一些排名。他們急於用標準化成績、活動列表和各種榮譽告訴招生官自己做了一些什麼，是否配得上這個學校的排名；在這樣的心態里，他們也不太關注陳旻茜總結出來的那些可能會切實影響到他們切實學習、生活的東西軟性因素。

芝加哥大學前校長赫欽斯有一句名言：「教育的目的在每一時代、每一社會中都是相同的，即，使人成為人。」然而他說的更像是一種理想狀態，一種好的教育應該的模樣，或是一種不足的教育想要努力的方向。而在評價體系單一、抹殺了差別性、不鼓勵自我探索和認知的教育中，很難培養出這種「人」的意識。

很多在大學部出國的學生，在大學度過的第一年，往往帶著一種新鮮人的熱忱，積極地探索身邊的各類資源，努力地與當地人交流、交往；而美高學生在這時卻顯得更為理性與沉穩。

然而，在美國生活了七年之後，楊文曦並沒有變得美國化，她反而感到有些厭倦。她說自己可以融入美國社會，當然需要付出一些額外的努力；然而她寧可選擇不融入，選擇一個人的社群，選擇一種更為自然而然的生活。最後，與許多西北的畢業生一樣，她去了香港的花旗銀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