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上午，借華東師範大學民間記憶與地方文獻研究中心成立之機，劉志偉、鄭振滿、趙世瑜等先生做客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並進行演講。演講題目為「結構過程·禮儀標識·逆推順述——歷史人類學研究的三個概念」，華東師大資深教授王家范先生擔任主持人，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擔任與談人。北京大學趙世瑜教授先介紹了他概括的歷史人類學研究的三個核心概念，中山大學劉志偉教授具體介紹了他們三十年來在華南的研究，趙教授又補充了在這種研究理路下關於華北和歷史的宏觀思考，從歷史觀與方法論層面對既往研究做了一些總結。
結構過程、禮儀標識與逆推順述：三個核心概念
近二三十年來，隨著華南區域社會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華南研究的領軍人物以及其後的青年學者已經預見性地開始擺脫區域研究的狹隘深潭，他們認識到研究華南是了解社會的必經之路，但不是終點，現在已經到了需要擴大研究範圍的時候。於是他們逐步走出華南，進行跨區研究與區域比較的實踐，區域社會史研究隨之漸次擴大到華北、西南、江南、長江中下游等更為廣泛的地域範圍。在這樣背景下，原有的框架、觀察角度和提問方式如何得到突破，以及如何在更深化的層次上與華南研究對話，成為研究進一步深化的重要前提。對此，學者們總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的歷史觀與方法論作為對話平台。趙世瑜首先介紹了其中三個核心概念。
其一是「結構過程」。「結構過程」這個詞最早由蕭鳳霞在2001年提出，后劉志偉通過珠江三角洲的具體實踐加以解釋。簡單說，「結構過程」指的是每個人有目的的行動會織造一套網路，而這套網路反過來會限制或推進個人的下一步行動，如此形成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在趙世瑜看來，「結構過程」是人類學與歷史學結合而總結出的概念，可以用作區域比較的重要方法。人類學大多數注意結構，而歷史學注意過程。結構的靜態性、共時性和歷史性、過程性形成了二元的關係，而「結構過程」將兩者有機結合，最終關注的是運動發展中的社會結構。
其次是「禮儀標識」，該概念由科大衛提出。禮儀標識是地方社會成員認為最重要的禮儀傳統的標誌物，這些標誌物是可以客觀地加以觀察的，大致可分為稱謂、拜祭對象、不同形式的建築物、不同的宗教傳統、控產合股、社會組織等。禮儀標識不僅限於地方社會的創造,也可是國家或在國家意志之下建造，其關鍵在於地方社會的成員是否認可。地方與國家發生著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便可以從禮儀標識中窺見。也因此，趙世瑜將禮儀標識視作一個研究的抓手，不同區域的研究都可以放入這樣的概念之中。
第三個概念為「逆推順述」，由趙世瑜提出。如果說結構過程是研究的對象，禮儀標識是研究的切入點，那麼逆推順述則是一種特定的研究方式或技術。當研究者看到結構要素時，首先應該思考的是這些結構要素的創造時間和創造者，隨著自然就會將它們逆推到有史可證的歷史起點，又從這個起點依時間順序一一向下講述，形成一個完整的研究過程，這就是所謂的「逆推順述」。珠江三角洲的「沙田-民田」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理論精闢凝練，但終究抽象，劉志偉在趙世瑜精鍊的解釋之後，以珠江三角洲空間與社會格局的形成作為具體個案，將三個概念放入具體的歷史情境加以分析，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為理論做上「註腳」。
劉志偉首先展示了一幅197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地圖。圖上清晰地展現了廣州-佛山、香港-深圳和澳門-中山三大城市片，但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城市片之間存在的城市帶。城市帶的兩邊有民田區和沙田區之分。沙田區和民田區不但土地的自然形貌有明顯差異，在聚落形態、產業機構、經濟關係、社會結構和文化面貌等各方面都有明顯的區分。沙田區在當地又被稱為開邊，居住其中的人流動性很強，也叫水流柴、疍民，是無籍之族，不能買土地、不能考科舉、不能上岸居住，甚至不能穿鞋；而民田區的則都是大聚落、大宗族，有戶籍，能夠考科舉、建立宗廟祠堂。這就是清代以後珠江三角洲存在的基本格局。那麼這樣的格局是如何形成的？這就需逆推到歷史發生的起點。在古代，珠江三角洲是一個由多個江河口環繞的海灣，在沖積過程中，海灣中的沙洲能夠逐漸向外擴張，陸地上的生存空間得以擴大，形成新的沙洲，這為後來「沙田-民田」空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這便是地理意義上的歷史起點。而與國家歷史直接聯繫的重要事件，首先是明朝大軍平定廣州后，在當地設立衛所，大規模地將當地土著編入戶籍，成為明王朝的編戶齊民，並組織他們在這一帶屯田，開墾新沙洲。國家的權力由此介入到了沙田的開發過程，國家制度也介入到了土著人的生活，這是明代以後新沙洲開發和舊沙洲開發的重要區別所在。明朝正統年天順年間，珠江三角洲發生了規模宏大的黃蕭養之亂，叛亂髮生地大致就在舊沙洲和新開墾沙洲交錯的地方。明朝政府採取了分化瓦解的辦法，通過叛亂人員對王朝統治的認受與否區別他們「賊」與「民」的身份。叛亂平定以後，政府又派出官員到鄉村巡查招撫，辨別「良莠」。鄉民們對此自然採取各種方法證明自己是「良民」，如佛山鄉民聲稱自己拜北帝，不僅得到「良民認證」，還獲得「忠義鄉」的封賞。顯然，這次叛亂最直接的影響，是在地方社會進一步確立起王朝的正統性。通過這些事情，一些被編入里甲之中、成為王朝臣民的人們開始讀書考科舉，並通過科舉途徑培養了大量的士大夫，嘉靖年間，已有一批士大夫進入到國家權力核心，隨後出現的便是具有士大夫文化象徵的宗族制度。明清時期新開發的沙田幾乎全部控制在豪強大族手中，無論是為了維護還是突破這種壟斷，都必須藉助王朝正統性的象徵來完成。與此同時，珠江三角洲的沙田開發以人工方式進行，沙田的形成速度大大加快，沙田很快向外延伸到距離村落越來越遠的地方。沙田占有權依然掌握在村落中大宗族的手上，但他們開始難以管理越來越遠的沙田，便雇傭原來在水上漂泊的疍民作為開墾沙田的主要勞動力。聚居的村落被稱為「民田區」，而「沙田區」則是疍民居住，如此便形成了「民田-沙田」的空間格局。可以說，「民田-沙田」格局形成過程非常清晰，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制度、信仰體系、儀式活動、經濟活動等等都在發生作用。在這個結構之下，疍民個人或小集體都可以利用文化象徵來改變自己的身份，但他們的行為反過來又加強了這種結構，因而，這種結構是既動態又僵化的。「告別華南」以後
珠江三角洲清晰的格局使之成為理想的研究模式，當這套研究範式應用在其他區域時，毋庸置疑，會遇到不同情況和難題。趙世瑜以東北地區為例加以闡釋。
明朝時期，奴兒干都司是東北地方最高一級的軍政合一建制，直屬於明朝中央政府。明朝廷時常派遣女真宦官亦失哈到當地巡視。永樂十一年，亦失哈在奴兒干都司官衙所在地附近原有觀音堂的基礎上，修建了永寧寺，建造佛像，以供奉觀世音菩薩。王朝的正統文化逐步滲入當地社會，奴兒干都司成為文化意義上的「化內之境」。之後，永寧寺經歷了一次被毀、重修的過程，因而又有重修碑記。如今俄羅斯海參崴博物館中收藏著兩塊永寧寺的碑記。但值得注意的是，1808年日本人考察奴兒干都司時，發現廟已毀，當地人舉行的儀式遵循的依然是自己族群原有的習俗；19世紀中葉，美國人經過當地，與日本人發現相同。可以看出，明朝的正統文化儘管對當地產生了一定作用，但這個地區自始至終都不是一個士大夫的社會，這點與其他許多地區截然不同。這個例子也可以從永寧寺遺址、碑刻這個「禮儀標識」入手，分析一個由國家和地方不同族群、乃至近代以來俄國、日本等不同殖民勢力共同塑造的「結構過程」。不同的區域，存在不同的基本格局和性質，諸如山西的許多地方甚至經歷了不止一個結構過程，存在再結構過程，兩個或以上的結構過程之間有變化，也有連續性。在尋找歷史起點時，應慎之又慎，趙世瑜在講演最後為不同區域的歷史起點提供了個人的參考意見，他認為華北地區的歷史結構過程可從春秋戰國講起，江南地區可從東晉南朝或唐末五代講起，長江中游地區可從宋元時期，而嶺南與西南則大體上從明清時期講可以比較清楚，不同的空間大體上形成一個時間的序列。
趙世瑜與劉志偉的演講結束后，與談者鄭振滿暢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認為歷史學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在零碎的信息中找到有機聯繫，並給予合理的解釋，使之結構化，這是從事實的地窖走向理論的頂樓的過程。而在這其中，要注重禮儀標識背後的合法性、正統性和內在統一性。有很多地方，各種形態都有所不同，但仍舊是統一的，就是因為有高度的認同感。國家制度和權力滲入地方社會，地方成員則會利用國家的符號獲得自己的權力，包括話語權和對地方資源的控制權等等。學界中有「進村找廟，進廟找碑」的方法概括，其實這也是在關注禮儀對於一個社會的重要性。具體到實踐當中，逆推順述是一個精確的方法論闡釋。鄭振滿說自己常常在暑假帶學生到處跑田野，就是希望學生能夠從當下尋找歷史的脈絡，離開社會與現實生活，就無法知道要在研究中做些什麼。在三個核心概念之外，鄭振滿又補充了「多元性」這一重要概念。「多元性」強調的是思考的辯證和多元。歷史的發生常常是許多因素互動的結果，如同棋局一樣，其中有無數的偶然性影響著格局發展，也正因如此，結構過程必然是動態的，而不是一個線性過程。我們在對一個結構過程做出解釋時，常常會有一些因素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被遮蔽。如在兩廣總督葉名琛的檔案當中，許多廣東人被視作「漢奸」，在體制之外或體制邊緣，這與我們對珠江三角洲的傳統理解就有所不同。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每一個結構過程背後，都存在不止一套的可能性。講座最後，王家范祝賀了「華南學派」這一學術團體近幾十年來的學術成就，理論的提出代表著一個學術團體的成熟。王家范認為眼界向下、民本思想是華南學派的前瞻眼光，也應該是歷史學的社會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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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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