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新民族主義｜馬修·康特奈提

按：作者馬修·康特奈提（Matthew Continetti），華盛頓自由燈塔報主編。本文最先刊發於《華盛頓自由燈塔報》，後為《國家評論》轉載。英文標題為」The New Nationalism in America「。對英文原文感興趣的朋友，可點擊文章左下方的」閱讀原文「。

導讀

」不過，我們的知識分子和政客，將過去數十年的意識形態視作唯一的選擇，將那些政策看作唯一的方式。他們感懷於自認為棲身的現實，其實早已遠去。況且，這一懷舊使知識分子和政客們如此脫離現實，乃至於完全誤判了經濟危機、阿拉伯之春、英國脫歐以及唐納德·川普的崛起與勝利。「

在1980年裡根競選之前，美國的保守派曾進行了持續數十年的知識活動和政治運動。小威廉·巴克利在1955年創辦了《國家評論》。將近十年後，《國家評論》的發行人威廉·拉什（William Rusher）幫助策劃了巴里·戈德華特的總統提名。次年，即1965年，巴克利競選紐約市長，而當時仍是反共左派成員的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創辦了《公共利益》雜誌。一年後，里根當選為加州州長。20世紀70年代見證了一系列單一議題利益團體的興起，而它們組成了後來的」新右派「。第一屆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在1973年召開。1977年，就在共和黨提名中輸給時任總統傑拉德·福特（Gerald Ford）的一年後，里根在大會上致辭，」我所說的新共和黨，將容納那些利益與共和主義原則相一致的，在工廠中勞作的男女工人、農民和巡警們，以及無數可能從未想加入共和黨的美國人民。「當里根總統1981年就職時，他可以依靠積澱了長達25年的保守主義思想、爭論、修辭、政策建議以及政治經驗。那時，（保守主義）運動在先，選民追隨在後。

今天，這一情況反過來了。儘管面對諸多保守派知識分子和政黨活動家反對，但唐納德·川普依然贏得了共和黨提名以及美國總統選舉。雖然他的政府很大程度上依賴像」傳統基金會「這樣的機構，但他在明顯偏離建制派保守主義的某些方面表述得仍然很模糊。在貿易、移民、政府補貼、美國優先以及在伊拉克戰爭方面，川普的立場足夠清晰。所不易確定的是，他的那些姿態背後是否擁有一個清晰的世界觀、他的世界觀是什麼、蘊含著哪些政治行動。在川普當選這件事上，選民的投票先於（保守主義）運動。因此，對於川普政府慌亂開局的一種解釋是，他無法像里根那樣可以從多年的智識成果和政策研究中汲取經驗。

情況正在發生變化。一份關於政策與政治思想的季刊——《美國事務》（American Affairs）的創刊號於周二紐約的一個招待會上發布。我認為這份雜誌充滿生氣、引人思考，並且時有洞見。在他們的使命陳述中，編輯們拒絕」那種誤導和自滿的共識「，這種共識把（選民）對社會問題的廣泛抗議，誤認為是民粹主義的懷舊。」不過我們的知識分子和政客屈從於一種更加虛弱的懷舊，「編輯們說，」它將過去數十年的意識形態視作唯一的選擇，將那些政策看作唯一的方式。他們感懷於自認為棲身的現實，其實早已遠去。「況且，這一懷舊使知識分子和政客們如此脫離現實，乃至於完全誤判了經濟危機、阿拉伯之春、英國脫歐以及唐納德·川普的崛起與勝利。

川普是一個非凡的人物，他手中那幅更大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畫布時常讓人難以琢磨。《美國事務》源於一個名為」美國的偉大「（Journal of American Greatness） 的博客，其目標，用其最知名供稿人的話說，是提供一種」合理的、清晰的川普主義「。但《美國事務》的創刊號有一個好，就是它很少提及川普。他只是一個現象，從屬於一股更為強大、正在動搖后冷戰時代世界基礎的力量。應該理解並搞清楚的不是川普主義，而是背後這個更大的概念。我指的是民族主義。

喬治城大學的喬舒亞·米歇爾教授（Joshua Mitchell）認為」把全球化與身份政治綁定在一起的，是基於如下判斷，即國家主權不是關於如何治理集體生活的終極答案。「他說：」讓我們勇敢地指出實質吧，這一反對國家主權的論斷其實是1989年後世界秩序原則的生動體現，而這種秩序此刻正在我們眼前崩潰。「當冷戰結束時，米歇爾道，凱旋的華盛頓、倫敦和布魯塞爾的精英們開始構建一個新世界，其中跟國家認同相關聯的事物被削弱甚至切斷了。個體將從屬於一個超越民族的組織——成為」世界公民「、跨國公司或非政府組織的僱員、達沃斯的信徒、歐盟的國民——或者從屬於某些帶著連字元的組織。資本、商品以及人員將穿梭往來於世界各地以尋求最高的回報。擁有巨大力量的美國將管轄這個新世界的秩序，執行國家保護其公民的責任。

但這是有代價的。編輯朱利葉斯·克林（Julius Krein）認為，全球經濟下」所有權和控制權相分離，政治權力與政治共同體也隨之自然地割裂了。「

權力日益從代表著政治共同體當選的個體轉移到未經選舉但有資格擔任負責管理政府職務的行政官員身上——也就是迎合市場的需求。像所有的經理人一樣，他們從管理技能和符合職務要求的證書，而不是從民主的合法性中獲得權力。他們對決定其任職資格的其他管理者負責而不是對政治共同體負責。

這種責任的缺失已在過去的十六年間一再地凸顯。最早9·11事件發生后，無人被解職。而後證明薩達姆並不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沒有人被解職。經濟瀕臨崩潰——而銀行被政府救出。政府的醫保改革只讓私人市場變得更糟。帝國主義的環境與金融管制，自由派的福利與最低工資政策，還有日益加深的全球經濟一體化都加劇了美國農業與工人階級的凋敝。」之前數十年那種對經濟、外交政策和技術的樂觀主義精神如今業已消失，「克林寫道，」保持現狀已經成為唯一的願望——主要是保持當前精英階級的特權，即便無人承認，這一點對選民來說也越發明顯。「

直到最近幾年，全球各地的選民才重新發現國家可以作為一種手段，來打擊這個富裕、脫離社會、冷漠又自私自利的世界種姓。倫敦、華盛頓以及巴黎對出人意料、甚或時而粗魯的愛國主義現象，對同享語言、歷史和文化的單一政治團體的選民登記感到震驚。曾被認為是逆流和歷史倒退的民族主義，在21世紀初期重新以國際政治潮流的先鋒出場。這就是推動川普入主白宮的運動。這就是《美國事務》的編輯和作者們所必須闡明、提煉並轉化為社會、文化、經濟和外交政策的運動。

那麼實踐效果如何呢？創刊號的內容更傾向於具體政策而非抽象概念。克萊德·普萊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提出建議縮小與的貿易逆差。大衛·古德曼（David P. Goldman）要求增加防衛研究與發展的投入。亞當·阿達特·桑德爾（Adam Adatto Sandel）建議」各行各業的工人「應該」在貿易談判中被代表。「並且，」除非只是作為思想實驗，代表應該圍繞行業而不是國家或地區進行重組「。

尤為重要的是，民族主義意味著區分政治共同體的成員與非成員，並且主張優待前者而非後者。這一區分使很多人深感不適。瞧瞧那些圍繞著川普政府針對難民、敏感國家出入境和非法移民政策的大標題。看看最近《國家評論》上圍繞拉梅什·珀奴和里奇·勞里對民族主義有限辯護的爭論。有些保守主義者似乎認為不存在什麼美國人民（American People），而只有一種美國觀念。但這是走回頭路。沒有人民，哪兒來的觀念。美國人或許來自全球各地，我們可能承認每一個宗教，但把我們凝聚在一起的，不只是我們的建國文獻，還有林肯所言的神秘的記憶之弦，通過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它的自然風光、居民和歷史，通過我們人民所達到的成就、付出的犧牲以及經歷的苦難。

有一些不便也是正常的。這就是今天的情況。減少非法移民，改革移民政策以優先那些熟練工人和准公民，在貿易談判中申明國家的特權，在軍事和防衛研究上投資，」押寶於觀念「而不是在社保、官僚和尋租上，通過普及我們共同的語言、文學、藝術、電影、電視和音樂來挽救民族共同體的觀念——這是一個民族主義進程的開始。但這僅僅只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