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一個電子垃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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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循祥，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人類學系 師資博士后

污染是一個文化術語，在自然中根本不存在，因為所有的自然物質都可連續不斷地循環再造。

對於資源短缺、人均資源尤其短缺的來說，處理電子垃圾不僅是一個環保問題，也是一個資源戰略問題。在回收過程中如果處理不當，將嚴重污染自然環境，危害國民人身健康。如果處理得當，不僅可以緩解環境壓力，還具有相當可觀的經濟效益。

▌從電子到垃圾

隨著高科技時代到來，手機、電腦和電視機等電子產品更新換代加速，人們在充分享受高科技帶來的方便舒適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同時，由此產生的電子廢棄物處理和污染問題也日益突出。

目前（2012年）全球每年產生約5億噸電子垃圾，並以每年3600萬噸的速度增長。電子產品產量更呈快速增長趨勢，年產230萬噸電子垃圾，僅次於美國的300萬噸。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上半年行動電話、筆記本電腦、集成電路等增長率達30%以上甚至接近50%。全國目前每年至少有500萬台電視機、400萬台冰箱。

▲ 北京郊區，街頭上收集電子廢物的人。 © Kevin Frayer / Getty Images

報廢這些舊電器，居民要麼將其低價賣給普通商販，要麼實在不能用了，就隨便扔掉。目前，的電子垃圾處於內憂外患的局面，不僅難以消化自身每年產生的大量電子垃圾，而且還遭受國外電子垃圾的入侵。發達國家每年產生的電子垃圾有80%出口到亞洲，其中的90%進入了。

與其他垃圾相比，電子垃圾的危害性極大，具有污染時間長、污染危害大等特點。由於行業缺乏統一規管，湧入的電子洋垃圾大量流入非法廢物處理廠。西方21世紀高科技電子產品的廢棄物在這裡以19世紀的工藝進行著污染性極強、利用率較低的再循環。這些小處理廠和小作坊每處理1噸電子洋垃圾，就有超過一半的配件在多重處理后成為毫無用處的污染垃圾。

常年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人體健康將受到極大的危害。汕頭大學近年對貴嶼鎮165名1-6歲兒童的血鉛水平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這些兒童血鉛負荷高，其中135名兒童鉛中毒，中度鉛中毒者達到24.4％，明顯高於沒有遭到電子廢物污染的鄰鎮兒童。研究表明，長此以往，這些中毒的兒童可能會患貧血等疾病，他們的智能和行為發育也可能受到影響。

迫於環保壓力和城市轉型的需要，政府近年來對非法進口和焚燒電子垃圾行為一直堅持嚴查。但圍繞電子垃圾的回收、拆解、焚燒、冶鍊，早已形成一個龐大的產業鏈條，因此屢禁不止。

▲ 在各個回收站，人們以十分粗放的工藝處理電子垃圾，回收具有利用價值的物件——焚燒電線和電纜；用硫酸水沖洗電路板；對電源板進行手工拆解。而對於不容易處理的電子線路板，則採用「燒煮拆解法」，將線路板上的焊錫熔化后，將可以再利用的元器件拆解下來。圖為廣東貴嶼，一位民工用火烤一塊電路板。 © Markel Redondo / CFP

如果這種現象無法在短期內得到整治，危害的不僅是一個地方。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有機地球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2008年發布的研究結果顯示：由於近幾年珠江、北江中上游水污染日益嚴重，導致北江水質在不斷變差，已給當地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帶來嚴重影響。而清遠市某鎮電子垃圾處理產生的廢渣和廢氣是主要的污染源之一。

▌當消費成為主義

當代科技文明確實改變了人類生活，但也極大改變了自然界的本來面貌。隨著工業文明的迅速發展，生產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社會財富的急劇增加，受狹隘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支配，產生了以物質主義為基礎的消費主義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從文化上講，「垃圾是個根本上屬於都市的問題」。正因為如此，人類學家博德利認為，「污染是一個文化術語，在自然中根本不存在，因為所有的自然物質都可連續不斷地循環再造。」

20世紀出現兩個重要的變遷，首先，每人消耗財貨與資源的速度持續加快，從而助長了固體廢棄物的產生。其次，新科技，尤其是化工開發的新技術，如塑膠、電子產品，徹底改變了垃圾的成分，對環境造成了全新挑戰和問題。這些大規模商業生產的有機廢物一直以各種方式不斷地產生和集中，阻礙了有效的再循環，使生態系統退化、生態過程簡化，造成了環境和污染問題，最終造成了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使人類及地球上所有生物都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壓力。

▲ 廣東貴嶼，居民在被嚴重污染的河道邊。

人活著必定要消費。作為現代人，我們註定與稀缺性相伴。將簡單社會視為「原初豐裕社會」的美國人類學家薩林斯說，消費是雙重的悲劇：因不足而開始，最終受到物質剝奪。因為300多年來的商業生產已經使消費成為了主義。不消費，你就會被消遣。

在高度發達的消費文化中，商業與政治精英聯手塑造了主要的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子系統，促使人均資源消費上升到最高水平。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宣稱，生活的意義就是發現我們可以佔有的事物，因此，消費了就能活得充實，要生活得充實，就要不斷消費。

戴維·哈維繼承了托夫勒「拋棄型社會」(throwaway society)理念，他說：「一個一次性物品充斥的社會的推動力，在1960年代期間開始明顯起來。不止是扔掉生產出來的商品(造成巨大的一次性廢品的問題)，也意味著可以扔掉價值觀、生產方式、穩定的關係、對事物的依戀、建築物、場所、民族、已接受的行為和存在方式。」齊格蒙特·鮑曼也注意到，消費主義使人們不再考慮人類生活與命運這類嚴肅問題，不再去深思限制與超越等問題，它使得曾是「個人逃避命運的消遣變成了社會建構的命運」。

在電子時代，我們的消費主要對象，也變成了電子產品。一些高端電子產品通過推銷虛幻，勸說人們通過購買自己的產品，以實行對「愛、家庭、友誼、冒險和性」的真實滿足，在這個時代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國。一個蘋果，讓多少人趨之若鶩！人在電子市場顯得如此的狂熱：一些高端新產品上市時，連夜排隊者甚至比80年代初排隊買生活必需品的上一輩還虔誠。

▲ 2012年1月12日，在北京三里屯蘋果零售店門口排隊買手機的消費者。當時的最新款手機將在13日正式上市。 © Liu Changlong / Xinhua

人類學家和文化研究者認為「個體消費者使用商品建構自我認同，賦予了商品象徵性的文化意義」。而我們的新一代更是深諳此道。曾有報道，中關村一家蘋果產品店門前，一名女孩懷抱一台iPad還一臉慍色。

銷售人員透露：「她上來就要買蘋果3件套，而且都得是高配，超過2萬元支出讓母親覺得有些吃不消。」女孩兒大喊一聲：「不給我買，就讓我在大學丟臉去吧。」說完便扔下還蹲在牆角低頭抽泣的母親，揚長而去。無獨有偶，武漢某高校一位大一女生在報名現場棄學要挾父母買蘋果手機，發火說：「不買我就不在這讀了，反正錢也交了，你們就後悔去吧！」經老師和父母勸了一個多小時，女生才「讓步」，同意父母買部新款其他品牌手機。

我們被扔上了生產和消費的跑步機，永不停歇。電子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增長完全依賴對資源的消耗。我們用的越多，消耗的自然資源就越多。消費者追逐功能更完善、更新奇的產品，隨著產品更新周期的縮短，消費者更換家庭裝備的步伐也在加快。這種消費模式雖然在短期內推動了GDP的增長，但也導致電子垃圾越積越多。數量龐大的電子垃圾，不僅表明了我們的過度消費，也反映了當前工業文明體系的失衡。

30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面臨著垃圾數量猛增、不可降解物大量增多等威脅，而有毒的電子垃圾等更是成為環境污染的隱患，威脅著國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重金屬無論是污染水體，還是污染大氣，最終都會隨污水、隨大氣沉降，隨固體廢棄物、隨農用物資等進入土壤，造成土壤污染。有研究人員認為，在經過幾十年的沉澱后，土壤重金屬污染已進入一個集中多發期。

按照GDP來測量，這一過程的副產品像廢物、損耗、污染、各種間接的社會成本或外部效應，並沒有減損增長，反而在實際上加大了增長的效果。例如，污染產生的疾病與事故，需要更多的商品和服務才能應付，因此反而會對經濟增長做出新的貢獻。

然而，這種消費建立在資源損耗不可修復的基礎之上。鮑曼寫道：隨著人類廢棄物總量超過現有的處理能力，出現了一種極有可能的前景，即眼下的全球性現代化在面對由它自己所產生的廢棄物時，既無法重新吸收，也無法將其徹底銷毀，最終如鯁在喉，窒息而死。

有許多信號表明，那些很快積累起來的廢棄物的毒性在迅速攀升，人類的發展將不可持續。生態危機頻發的地球已無力承受人類過去的錯誤。

▌電子垃圾時代的生活

電子垃圾問題之所以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從整體上考慮，首先是垃圾及其處理意識跟不上現代生產生活方式的要求，思想方面遠遠落後於形勢的發展。電子科技時代需要相應的垃圾處理文化。

對於資源短缺、人均資源尤其短缺的來說，處理電子垃圾不僅是一個環保問題，也是一個資源戰略問題。在回收過程中如果處理不當，將嚴重污染自然環境，危害國民人身健康。如果處理得當，不僅可以緩解環境壓力，還具有相當可觀的經濟效益。在電子垃圾中，每噸廢棄的電子設備含金量是金礦的17倍，含銅量是銅礦的40倍。有數據表明，在1噸隨意搜集的電子板卡中，可以分離出143公斤銅、0.5公斤黃金、2公斤錫等有用金屬，其中僅黃金就價值不菲。如果採用科學合理的方式分離電子垃圾，完全可以變廢為寶，使垃圾處理成為一項高收入的產業，成為好大一座「城市礦山」。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日本提出了「城市礦山」的資源觀，不僅頒布法令禁止電子廢棄物出口，還想辦法從其他國家進口。早在2001年，日本就已經正式實施《家電再利用法》。法律規定，消費者必須將廢舊家電交由銷售商送返生產廠家進行回收利用，回收所需費用由消費者承擔。如果消費者不按規定將舊家電交回銷售商處，而私自進行掩埋等處理，一經發現將被處以巨額罰款。小販回收廢棄家電，也需要得到地方政府頒布的收集搬運執照，如果是私自收購，則屬於違法。據統計，日本現有的廢舊電子電器產品中，僅稀土就能提取30萬噸，如能回收利用，足以滿足其本國需求。

▲ 日本的教育將垃圾分類貫穿其中，圖為日本一國小，學生們吃完午飯之後將牛奶盒沖洗乾淨等待回收。 © CafCu Media

作為最有行動能力的行動者，政府對電子垃圾處理必然負有最大的責任。從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消費者責任的界定，到專業企業的打造和扶持、產業的引導和補貼，以致法律規管與環境教育，政府都具有強大的責任。但很遺憾，哪怕是在目前最末端的監管工作，各級基層組織的監督與執行，進行得都不夠徹底。在法律法規的制定以及政策的推行過程中，表現不盡如人意。2005年，汕頭貴嶼鎮曾經被批准為國家級循環經濟試點，但7年過去了，至今沒有下文。這7年中，又有多少污染在悄悄瀰漫……

生活方式也是文化。生在電子時代，我們身不由己。我們使用著電子產品，生產著電子垃圾，經受著電子污染。我們似乎無法拒絕電子，也因此無法拒絕電子垃圾。就像我們無法拒絕生活。

十八大報告提出了「美麗」這個新詞，要求「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作為被消費主義俘虜的一代，我們也許並不需要改變生活方式，需要的是可稱之為真正環境主義的東西—一種不需要為之費心費力就能夠做到的環境友好。比如，盡量降低對電子產品的欲求—沒有它們，我們好像也能夠過得很好。少使用手機，別讓它們主宰我們的靈魂。珍惜那些家用電器，換用節能型設施，使用更少的加熱製冷能源、建築材料等等。

只有重新組織生產和消費的社會結構，從而改變便宜、舒適、享受的定義的情況下，這種環境主義才能流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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