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華：從新疆考古覓絲路精神——「絲綢之路與西域考古系列講座」第三講紀要

3月31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絲綢之路與西域考古系列講座」邀請著名考古學家，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原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炳華先生作了題為「從新疆考古覓絲路精神」的講座。講座吸引了自治區相關研究單位、新聞媒體和愛好新疆歷史文化的各界人士到場聆聽。

已是耄耋之年的王炳華先生在新疆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講座伊始，先生以自身的工作、研究、治學經歷，回顧了個人學術研究所歷經的風風雨雨，這些既是個人的寶貴歷練，飽含了先生對新疆考古的熱愛之情；也是新疆考古發展所歷經的成長，讓人動容。聽講者通過先生的經歷深刻體會到，要通過新疆考古認識西域文明，既需要深入的開展考古工作，把握考古文物的細節；又要跳出新疆從更廣闊的時空背景，認識相關細節，才有可能更深刻品味到古代新疆的歷史文化內涵。感受新疆考古在認識新疆史、史、歐亞文明交流史方面的重要作用。

進入主題后，先生結合自己的研究實例，就絲綢之路的開拓、絲綢之路與新疆、新疆考古與絲路研究、新疆考古與現實社會四個方面向大家作了精彩的講解。

一、絲綢之路的開拓

先生指出，「絲綢之路研究」是當下的顯學，這得益於習近平總書記「絲綢之路經濟帶」偉大戰略的提出與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絲綢之路」的概念最早由德國地質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提出，是指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因絲綢貿易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實際上，「絲綢之路」並不只局限於絲綢的貿易與交往，它實際上是亞、歐、北非不同政治、經濟實體間物質、精神文明交流的總稱。在地球形成和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不同地域的地理環境、地質資源有異，各地居民創造的物質文明各有千秋。因此，追求新的物質、精神文明，改善自身的物質文化生活，是人類群體的本能，也是一種非常偉大的驅動力量。在這種自發力量地驅動下，亞歐大陸從上古時便產生了交往、交流，為絲綢之路的濫觴。

自發的、本能的追求推動了絲綢之路從萌發逐步走向興盛。此過程中，漢武帝起了重要作用。「漢初匈奴凶黠」，雄踞北方，不僅常年侵犯漢之邊境，也控制著漢王朝向西的陸路通道。因經濟、軍事力量的差異，漢王朝多採用和親方式確保邊境平安，即便冒頓單于發來「孤僨之君，生於沮澤，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陛下獨立孤僨，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如此充滿蠻橫褻狎之氣的國書，呂后也只能以「年老氣衰，發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來應對。在外蒙諾彥烏拉等匈奴貴族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得、上林苑製造的絲綢、漆器即是當時和親的實證。后歷經文景之治，到武帝時，漢王朝國力強盛、將才輩出、軍事強大，為一勞永逸地解決與匈奴的糾纏，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聯絡大月氏共擊匈奴，雖然此行未能達到目的，但卻打通了東西方的交流。此後，歷經近十年的征戰（結束於公元前119年），漢王朝徹底擊敗了匈奴，張騫的再次出使西域，開拓了一條橫跨歐亞大陸的交流通道——「絲綢之路」就此誕生。

疆土的擴張同樣激起了漢王朝對外部世界的好奇與探索。奉旨西去的官員考察、記錄了帕米爾高原以西的情況並呈報朝廷，和外界的貿易交流隨之進一步開展。絲路發展經歷了從自發到自覺，從民間到政府組織、管理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受政治、經濟利益的驅動，難免存在有衝突。因此，絲綢之路的發展並不是一路玫瑰，處處鮮花，往往伴隨著矛盾甚至是災難性的衝突。

二、絲綢之路與新疆

先生提出，特定的地理環境雖然不能決定歷史進程，但卻可以對政治、經濟、文化產生重要的，特定情況下甚至是決定性地影響。古代，位居歐亞大陸東南，北臨礫漠，東南大海，以農業生產為主體，保持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相對封閉，與世界其他文明相比，對外的開放程度較低，與其他文明的聯繫較少，直至清乾隆時期，仍固守「天朝上國…無所不有」的觀念。

從某種程度上講，受特定地理環境的影響，在尚未掌握信風和航海技術之前，古代與世界文明的交流交往主要依賴「絲綢之路」進行。新疆地處亞歐大陸的中心，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樞紐，西出玉門關，無論是沿著天山南、北麓還是昆崙山北麓，均可通往一個嶄新的世界。雖然這條道路有戈壁、沙漠、冰川、雪原等不少阻障，但卻還是人力、畜力能跨越的道途。實際上遠在人們掌握、發明文字以前，先祖們己經篳路藍縷，一步步、一程程，接力捧似地拓展，不斷走向了遠方：美索不達米亞，是歐亞大陸最早培育、種植小麥的中心，距今4000年前的孔雀河流域古墓溝、小河墓地也出土了小麥;小河墓地發現的貝珠，用材為只產自南海的海菊蛤;同時段，這裡也種植了最早在華北平原培育出的粟;孔雀河青銅時代居民崇信的麻黃，與古代印度居民崇信的「蘇麻」、古代伊朗人民信仰的「豪麻」，經生物學家驗證，就是同一種植物;孔雀河古代先民生活中最重要的黃牛，屬早期歐洲品系……林林總總，這些考古文物，清晰提示在人類還沒有文字記錄前，新疆大地上早就存在東西方的物質文化交流。

漢武帝擊敗匈奴后，設置西域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將西域納入版圖，徹底打通了古代與歐亞、北非其他文明的交往交流通道，在歷代中原王朝的有力統治和悉心經營下，西域藉助特殊的地緣優勢，成為了四大文明交匯的中心、互相影響的所在。

三、新疆考古與絲路研究

先生指出，考古材料在研究、復原歷史方面，有著特殊的作用。遠古時期，不見文字記錄，但人們實際展開過的物質、文化生活，總會留下片鱗只爪，在難以盡說的機緣下，進入沙塵之中;人類步入文明后，發明了文字，大量的史實被掌握文字工具的精英分子們記錄下來，成為了傳世的文獻，但這些文獻資料無一不是為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服務的，無一不蘊涵、表現著文字作者的追求，存在有一定的局限。相反，考古資料則存在偶然性、隨意性，是先民們在無意識的情勢下丟棄的存在，是特定時段內的物質、精神的真實存在，歷經歲月，又十分偶然地進入考古學者們的視野。將這些偶然的、無序的、實際存在的考古資料放在特定的歷史基點之上，就能夠破譯和把握當時社會物質生產、工藝、科學技術、精神文化的種種細節，從而成為認識特定時段先人們物質精神文明的素材。

新疆地理位置特殊，自然氣候乾燥，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來自多種文明的珍貴遺存在這裡完整的保存，成為復原和認識西域史、史、世界史和東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素材，許多文獻中不見記載或無法理解的內容在新疆考古中得到了答案：如文獻記載的「琅玕」一物，至今尚未明確。百年前，斯坦因在尼雅遺址N14（現已確定為精絕王室的一處垃圾堆中），獲得8枚漢簡，清楚記載，「琅玕」是當年精絕王室成員間持以互贈、聯絡感情的瑰寶。尼雅墓地發掘時，在多個貴族墓主貼身隨葬的皮套內均裝有一至兩顆蜻蜓眼玻璃珠，從發現的位置看，極為珍貴，顯然不是作為裝飾品使用，應具有辟邪、祈福的特殊功能。無獨有偶，這種原產埃及，時代早到公元前15世紀的玻璃珠(材質為鈉鈣玻璃)，公元前9世紀，見於新疆輪台，至公元前5世紀，已普遍見於山西、河南、山東、湖北、湖南貴族墓中，成為當地貴族心目中的神物，視其為可以帶來生命、幸福的寶貝，不惜為它傾其所有。這種被賦予了特殊內涵的蜻蜓眼玻璃珠，很可能就是文獻所載之「琅玕」；連接天山南北的阿拉溝，地處偏僻，與文獻記載的絲路幹道無法相提並論，但仍可見到來自中原地區的精美漆器、山字紋銅鏡、鳳鳥紋刺繡和來自西邊的祆教祭祀台、金、銀器等。這些鮮活的考古資料，蘊含著大量未見於文獻著錄的歷史事實，亟待進一步整理、分析、研究。

新疆特殊的歷史文化遺存，要求從事新疆考古的工作者，要有廣闊的視野，注重與周邊的聯繫。例如，《漢書·西域傳》中所載的「奄蔡」（即現今的高加索地區），這裡兩邊臨海，高加索山脈自西北向東南橫貫於黑海和裏海之間，地貌多樣，人種複雜。是南歐地區進入西亞、南亞、東亞的一條天然的、最重要的陸上通路。當有戰爭發生或氣候變異時，北歐人群會沿此通道向南遷徙，公元前2000年的一次小冰期，導致了一次大的人口遷徙。因此，在現在小河、古墓溝墓地體質人類學的研究中可以見到古典歐洲人的特徵；距今三千年前雅利安人的南下，改變了印度、伊朗的歷史；距今一千年前，希波戰爭影響下的斯基泰人與新疆地區關係密切。這些人口的遷徙表明，來自於歐亞草原的游牧民族通過高加索地區進入中亞后，會沿著各個通道向周邊輻射，通過天山走廊進入新疆地區，進而與華夏文明產生交流，無疑是一條重要的通道。那麼，這些人口的遷徙與文化的交流究竟對新疆地區產生了什麼影響？就十分值得我們進一步的梳理研究。

哈密五堡、雅爾墓地發現的實木車輪，曾在距今5000-4000年間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普遍使用，在宮廷的建築繪畫、雕塑上，在墓葬出土的遺物中都可以見到。其製作工藝與哈密發現的實木車輪不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所見車輪是採用木板鉚釘成圓形，而哈密發現車輪則是將兩個半圓用木楔楔成圓形，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聯繫？存在怎樣的聯繫？就很值得分析。同樣，將人的兩條腿或動物的四條腿轉化為輪式運動，在世界文明史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哈密白楊河水系早期文明是否與西亞有間接地交往，也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這些考古材料看似瑣碎無序，但鮮活、具體的表現著古代新疆的特殊地理優勢和絲綢之路物質、精神文明交往的情形，全面的認識新疆出土的文物，加強新疆考古的研究，對於深入認識西域文明、文明、絲路文明和歐亞大陸文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新疆考古與現實社會

先生在波士頓大學訪學時，曾與東亞考古與文化史系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慕容傑教授(Robet E.Murowchick)交流，對其「考古學研究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後面都有其政治經濟利益的追求」的觀點深感為然。在印歐語研究界影響一個多世紀的「吐火羅」研究，即是顯例。二十世紀初，當德國考古隊將得自庫車、焉耆、吐魯番等地的佛經《彌勒會見記》殘頁攜歸柏林時，扉頁上的「Toχri」引發了印歐語研究學者西格（E.Sieg）、西格林（W.Siegling）的注意，他們很快將這一題識與印歐語西支中的「吐火羅」聯繫在一起，認為它們就是消失無痕的「吐火羅語」在新疆土地上的兩種方言，通行在焉耆——吐魯番者為「吐火羅語A」，通行在庫車綠洲者為「吐火羅語B」。這一觀點提出后，引發了巨大的反響,其中，不乏批駁之聲，法國學者列維、伯希和根據庫車地區所獲的文字殘片指出，佛經出土地早有「龜茲」「焉耆」的自稱，與「吐火羅」並無關聯；出土的相關文獻，是公元5到8世紀左右的遺物，與印歐語早期時段的「吐火羅」在時代上存在很大的懸殊；從語言學本身的研究出發，也存在不少的疑點。此後，關於「吐火羅」的爭論持續了數十年，但從未撼動德國學者的信念。與西格、西格林最初可能是從語言學研究角度出發不同，在20世紀初的德國語言、考古、民族研究學中，不少人堅持「吐火羅語」研究結論，是別有深厚感情寄托在其中的。作為印歐語西支的吐火羅語，原生地與北歐有重大關聯，出現在新疆，就可能意味著早期北歐居民尤其是日耳曼民族很早就到達了這片地區，這對20世紀初德意志帝國與歐洲其他列強在對中、西亞殖民擴張的爭奪戰中，無疑提供了一種民族、文化、感情上的理論支撐。對這一點，表達得最清楚的是馮·勒柯克，他在1929年刊發的《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大作中，毫不隱晦的宣稱「在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南緣印度人佔據著，沙漠的西沿伊蘭塞人佔領者，沙漠的西北邊緣是伊蘭粟特人（Soghdier），從庫車到吐魯番卻是那些歐洲印度——日耳曼語的藍眼睛民族，吐火羅人（Tocharer）。所有這些部落都以極大的熱情接受了佛教……隨著民族遷徙，剛剛興起的歐洲日耳曼國家歷史的重要時期開始了。」將一個尚無科學結論、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語言學現象，十分清晰、毫無顧忌的化為了一種政治概念，注入了強烈的政治、經濟利益，滿溢著殖民主義的追求。考古文化與政治的關聯、被政治綁架的現實，清楚的呈現在了人民面前。

實際上，關於吐火羅人由歐洲東遷的歷史事實，在斯特拉波的地理著述和漢文史籍中均有記載。隋、唐時期的史著，玄奘的行紀，都清楚記述，吐火羅國是早就出現在今阿富汗斯坦大地上的歷史存在，與唐王朝政治、經濟、文化關聯密切。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前些年出土的一份唐代文書中，記載了一支來自西亞的商隊在吐魯番接受關卡檢驗的情況，其中商隊中的幾個吐火羅人，身份遭到了嚴格的核驗，從核驗過程看，當時吐魯番地區根本不知道吐火羅語為何物。吐魯番晉唐時期出土的文書，上引只是個例。新疆現藏的吐魯番漢文文書，總數過萬，時代在公元四至十世紀之間，是晉唐時期吐魯番地區以漢文為主要文字工具的最有力說明，如果當年吐魯番曾是吐火羅語A流行的地區，為什麼在考古發現中卻截然相反？德國學者對這些當時人記當時事的著作，一概不見，背後內涵著強烈的政治利益。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的「吐火羅語」討論，已逐漸沉寂。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當古墓溝、小河墓地發現的古屍被研究者認為具有古典歐洲人特徵時，一些學者又有意無意將它們與「吐火羅人」聯繫在了一起，美國學者的《烏魯木齊古屍》《新疆古屍》是這方面的典型，他們將吐火羅跟新疆地區現代的民族聯繫在一起，妄稱新疆地區從來就是某個民族的主源地，新疆文明的開始與他們有直接的關係。背後別有用心的政治追求表現得十分清楚。「Toxirei」一詞，在不同時期引發的不同分析和輿論導向，清楚的表明，考古學確實與現實的政治利益掛鉤在一起，密切關涉著現實社會的追求，畢生以新疆考古為事業的A·斯坦因在新疆持續數十年的活動中，從不把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稱之為新疆，而稱為亞洲腹地，並生造出「Serindia」一詞，意味古代（Seris）與印度（India）之間的土地。對發現的與希臘、印度文化有關的遺存，記載闡發極為詳細；但對發現的漢文化遺存卻一筆帶過、甚至隻字不提，其背後的寄託、追求，與德國學者們在「吐火羅」研究中的情結，並無差異。

因此，先生認為，考古學初看似乎是純文化的研究，但卻與現實社會密切相關，尤其是主動性的選題，從選題到工作的開始、到研究報告的完成，都可能存在特定利益的追求。在新疆做考古，面對當前新疆「三期疊加」的複雜形勢、面對意識形態領域分裂與反分裂鬥爭的嚴峻形勢、面對如此特殊、龐雜的文物材料，一定要有社會責任感，要力求把問題搞的比較清楚，比較準確，以具體的實物和真實的歷史服務於新疆的穩定與祖國的統一。

最後，先生再次以阿拉溝唐代古烽——鸜鵒鎮的研究實例告訴後輩學者新疆考古是一個特別複雜的舞台、是一個造就人的舞台、一個出大學問家的舞台。新疆考古，涉及面廣。從事新疆考古，不能不了解文獻，但無法、也無力全部掌握相關文獻，因此要放開胸懷，加強多學科間的合作，取長補短，收穫成果，這也是當下考古學發展的趨勢與必然要求。

隨後的互動環節里，先生就聽講者提出的樓蘭考古、漢代屯田、新疆考古與旅遊業的結合等具體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三個半小時的講座，年過八旬的先生始終保持著對學術研究的飽滿激情，對具體問題抽絲剝繭，層層展開，要言不煩；聽者亦沉浸其中，並深為他深厚的學術功底、獨特的見解和嚴謹的態度所折服。無論是在具體知識、研究方法及研究態度上，在場的後學俱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