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馴化的季節：食物全球化與農業時令——2017年度考古學研究系列學術講座第十講

2017年8月2日下午，由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的「2017年度考古學研究系列學術講座」第十講在考古研究所八樓多媒體廳舉行。本場講座嘉賓邀請來自英國劍橋大學馬丁▪瓊斯教授（Martin Jones）（圖一），為大家帶來題為「被馴化的季節：食物全球化與農業時令」的學術講座。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趙志軍研究員主持並點評（圖二），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助理教授劉歆益博士翻譯（圖三）。來自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社會科學院研究所院、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科學院大學、北京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和學生們聆聽了此次講座。

圖一：主講人 馬丁▪瓊斯教授

圖二：主持人 趙志軍研究員

圖三：翻譯 劉歆益助理教授

瓊斯教授用兩個傳統食物的例子引出話題：在山西，人們在過年之時製作「花饃」；在俄羅斯西部地區，婦女們在春天慶祝Maslenitsa（譯為「黃油節」）時製作一種叫做Blini 圓形煎餅（見圖四）。這兩種食物都是代代相傳、慶祝季節轉換的傳統食物。製作花饃使用的原料是麵包小麥，而Blini是用蕎麥製成。小麥原產於亞洲西南部，蕎麥則可能起源於。這不禁帶來一個有趣的問題： 兩種用來慶祝季節轉換的食品為何採用原產於另一個地區的穀物製成。這兩個例子也引出了瓊斯教授關於史前時代食物全球化的議題。

圖四：的花饃和俄羅斯的Blini

我們可以將人類對動、植物馴化，以及人地關係轉換分為三個長時段: （1） 對動／植物的管理（最初的馴化），即改變動／植物的生長形式，這一階段可以追溯到距今10000年前後，主要表現為單一季節內的作物種植；（2）對更大的地貌的管理，包括永久農田的出現、溝渠引水、以及土地的財產化。這一階段與第一階段存在時間間隔；（3）對農時的管理，主要是多種農作物的複種，這一現象出現在第一和第二階段之間，也是作物傳播的關鍵階段。

從另外一個角度出發，對上述三個階段還可以進行更加綜合性的描述，以增進對傳統考古概念「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認知。在種植初始階段，人們主要是在小塊土地上種植單季本地作物，這些土地往往位於雨水充沛的山前集水區域，動物主要被作為食物利用。之後，人們逐漸開始在不同季節對本地和外來作物進行輪種，對水資源加以管理，出現大規模永久性耕地，動物也從單純的食物來源變為生產和交通工具。從人類世（註：Anthropocene，指地球在最近的歷史世代中，人的行為成為地理環境改變的主要動因。二十世紀人類對核技術的利用常被認為是人類世的地理標誌。考古學家通常認為「人類世」的起源更早。）的範疇來看，農業種植對地理地貌和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在相對較早階段，二氧化碳含量呈上升趨勢。在晚期階段則表現為甲烷含量不斷增加。瓊斯教授認為這兩個階段轉型的核心是對季節的合理利用，即通過不斷轉換的人與植物關係來預測和管理季節。

在過去的十年間，瓊斯教授研究團隊主要是通過探討作物特別是外來作物之間的關係及其在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開展關於季節馴化的研究。關於史前食物全球化的研究，主要應用了如下三個方法：植物遺存的精準鑒定與測年，人骨同位素研究以確定區域性食譜，地方品種(land race)的基因研究以探討作物長時段內地域分佈模式。

基因學研究方面，通過對地方品種的研究，團隊獲取了作物起源與傳播的基本信息並以此建立區域分佈模型。之後，學者們再利用古代植物遺存DNA來檢驗模型是否成立。通過對大麥線粒體DNA的研究， 我們可以判別品種的不同傳播路徑以及它們各自的生長地，如下的網路圖（見圖五）可以看到大麥地方品種傳播的不同階段。大約公元前六千紀的時候，大麥的早期傳播從西南亞出發，其中一條路徑到達了歐洲地區，另外一條則到達了南亞次大陸的印度地區。大約公元前三千紀，還有一條繼續向東的傳播路徑。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趙志軍研究員曾經提出大麥和小麥的東向傳播可能存在多條路徑，瓊斯教授認為，從現有基因學研究來看，環繞喜馬拉雅山地區的兩條傳播路徑可能起到了更為顯著的作用。在公元前一千紀晚期，大麥進入日本列島地區，其中在北海道南、北地區發現了基因類型不同的大麥。據推測，大麥進入日本，應該至少存在兩條傳播路徑。

圖五：大麥地方品種--微衛星分組圖

（Jones et al. 2016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除此之外，基因研究可以提供關於地方品種如何應對不同地理環境背景，即植物是如何應對季節改變的相關信息。以大麥為例，當傳播到北歐地區的時候，其生長季節與在起源地顯著不同（見圖六）。通過對包括19世紀歷史樣本在內的北歐大麥進行基因學研究，我們可以窺探植物所發生的變化。圖七和圖八分別展示了不同地區，主要是南、北方的大麥在環境應答基因（environmental response gene）方面呈現的規律性差異，這反映了地方品種的現代樣本和歷史樣本為了應對不同地理環境所發生的基因改變。其中，綠色圓圈所處緯度與新月沃土地區（Fertile Crescent）十分相似，即在這些地點種植大麥的季節基本不變，而藍色圓圈則代表了那些環境應答基因被關閉掉的大麥種植區域，它們的生長時節發生了顯著變化。

圖六：歐洲冬季和春季栽培大麥(H. vulgare)和野生大麥(H. spontaneum)在不同緯度的大致花期
（Lister et al. 2009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圖七：歷史樣本基因 (主要是19世紀)

Lister et al. 2009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圖八：當地樣本基因（主要是20世紀）

Jones et al. 2009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上述例子實則是若干植物在不同地區傳播的一個縮影。植物在傳播的過程中，由於耕種者的選擇和控制，植物基因得以改變，輪耕制度最終形成。

再回到大麥的傳播問題，結合多年的DNA研究，學者們看到在歐亞大陸地區東端和西端，大麥的環境應答基因都發生了改變，但是分別屬於不同的基因變異以適應本地的地理環境，即大麥從近東地區向東方傳播是為了適應更高海拔的區域環境，向西方傳播是為了適應更高緯度的地理特徵，它們應該是兩個獨立的傳播路徑。在境內，起源於西南亞地區的大麥和小麥以及本土起源的粟與黍都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區有所發現。通過與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以及蘭州大學聯合開展研究項目，瓊斯教授研究團隊希望探明這些作物是如何從起源地經歷了爬升並最終傳播到了高海拔地區。對此，他們進行了精準測年。在此過程中可以看到，大致從公元前3600年開始，作物開始呈現向高海拔爬升現象，環境應答基因關閉以適應新的地理環境。除此之外，對於處於歐亞草原更高緯度地區的研究仍在不斷推進。瓊斯教授研究團隊對公元前3600年、位於哈薩克北部的伯爾泰（Botai）遺址進行了系統發掘和分析，研究表明伯爾泰（Botai）遺址在作物東西向傳播方面發揮的作用甚微。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邁克爾▪弗萊切蒂教授的研究團隊在中亞地區開展的工作表明，沿著天山和阿爾泰山的一系列遺址在東西方的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發現的大量作物遺存（見圖九）存在雙向傳播的特徵，與伯爾泰（Botai）遺址形成鮮明對比。

圖九：出土於歐亞大陸中部地區季節性營地遺址的炭化栽培作物遺存，年代為公元前兩千紀
（Spengler, Robert, et al. 2014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B: Biological Sciences ）

如果說上述基因學研究復原了作物傳播的地理分佈，那麼通過穩定同位素分析可以獲知當時的人類食譜。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劉歆益博士通過研究表明，在距今3900年之時，河西走廊地區的人們開始由過去的以粟、黍為主食轉變為以麥類作物為主食，這比作物向高海拔地區傳播要早幾百年。

關於作物的東西方傳播，除了作物向東傳播，不容忽視的還有作物的西傳。在過去的十年間，包括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趙志軍研究員研究團隊在內的眾多學者大大豐富了關於粟和黍的考古資料，特別是在大量早期遺址中發現了粟和黍的遺存。同時，包括劉歆益博士在內的學者們還對西方出土的粟、黍重新進行了碳十四測年以完善年代序列。如圖十所示，關於黍從起源地內蒙古興隆溝遺址的西向傳播，通過開展地方品種的基因學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不同顏色的點其實表現了不同的傳播階段。同時，在日本列島再次出現了類似大麥東傳時的情形，即黍分別從北海道的南北方進入當地。除此之外，還利用穩定同位素來研究粟和黍的西向傳播。不同於大麥和小麥以極其快速的方式沿著河西走廊從西向東傳播並且被大量當地居民接受，在粟和黍的西傳過程中，只有少數的人選擇了此類作物，這應該和飲食習慣等因素相關。在公元前三千紀，大部分居民都食用粟作，在其它地區很少發現粟作遺存。到了公元前兩千紀，同位素研究顯示歐亞大陸更多的人群開始食用粟和黍，並且是歐亞大陸輪耕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作物的環境應答基因也出現了關閉。

圖十：通過對出土於16個SSR位點的98個樣品進行分析，共發現6個基因庫

（Hunt et al. 2011 Molecular Ecology；Hunt et al. 2013 Molecular Biology & Evolution）

與此同時，其他研究團隊也進行了非常有意義的研究，例如倫敦大學學院的傅稻鐮教授開展的關於早期北非和南亞次大陸作物傳播的研究課題。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團隊關注內亞山區對食物全球化路徑的決定作用。包括青藏高原南北兩條傳播路徑在內的一系列山地走廊高海拔地區的作物傳播路徑對於作物的進化改造及其之後關鍵特徵的塑造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非常有趣的一點是，在農業系統研究中往往更加強調平原地區與河谷地帶，但是在距今5000-4000年間山地走廊在舊大陸作物傳播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在研究進行之中，研究人員還會認識當地的農耕者，他們傳承了大量如何在山間走廊地區開展農業的種植技術，例如了解水流走向和日光照射等自然知識。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作物本身在傳播上並無阻力，可以大範圍移動，但是烹飪方法卻相對保守，拒絕移動。誠如在講座伊始提到了花饃與俄羅斯圓餅這些傳統食物製作方法代代相傳的特點，即居民在食物烹飪方面始終呈現出了保守的態勢。例如，作物從西向東傳播的過程中，人們傾向於選擇脫殼穀物、穀物大小縮減並且粘性逐漸增強；從東向西傳播的過程中，穀物粘性退化、麵包和煎餅的製作中加入粟和蕎麥。倫敦大學學院的傅稻鐮教授提出，飲食傳統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存在。在西方，人們往往傾向於粉食和烘焙技術，而在東亞地區人們喜愛粘性粒食和蒸煮技術，這種偏愛上的分野可能追溯至舊石器時代。

傳統觀點認為，消費者在改變作物生產和物質文化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然而，在這過程中往往忽略了生產背後的農耕者，他們是作物種植以及農業生產的巨大推動力，而且極有可能向我們描述了不同的歷史場景。

講座結束后，與會學者和學生就多重地理環境因素與作物傳播、作物栽培與動物馴化的關係、人與植物的相互馴化關係 等問題與瓊斯教授展開了熱烈地討論。

圖十一：趙志軍研究員向馬丁▪瓊斯教授頒發聘書

最後，趙志軍研究員再次向馬丁▪瓊斯教授表示感謝，並頒發了講座嘉賓聘書。（圖十一）他認為在本場講座中，馬丁▪瓊斯教授從多重視角詳細地探討了早期人類在食物相互傳播與交流方面的相關問題，主要運用了食物證據研究方法、基因研究方法以及古代人骨同位素研究方法。同時，馬丁▪瓊斯教授還從理論層面闡述了早期農業發展應該具有不同階段，對生物和環境的改變應該相區分，對廣大學者極具有啟發意義。

整理：賀婭輝

審校：劉歆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