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開牆打洞」，封堵小門店，能為北京疏解多少人口？

轟轟烈烈的「開牆打洞」整治行動，迫使眾多小商戶重新考慮生計，他們有的選擇離開北京或轉行，但仍有不少人決定留守。

（按照北京市的計劃，2017年將整治約1.6萬處「開牆打洞」商鋪。圖/視覺）

《財經》記者 熊平平/文 朱弢/編輯

「這次或許要離開北京了。」北京市東城區東板橋街上的快遞店老闆吳迪（化名）正在考慮何去何從。這條街道面臨著整治，大批通過「開牆打洞」方式改造出的商鋪將被封堵，吳迪的店面正在封堵之列。

不僅東城區，自2017年初以來，北京全市都對住宅的「開牆打洞」現象大力整治，並納入市政府「疏解整治促提升」三年規劃。

按照北京市的計劃，2017年將整治約1.6萬處「開牆打洞」商鋪。

封堵「開牆打洞」的商鋪，將本屬於建築的窗戶、牆體還給建築，既有對建築安全因素的考慮，也有對古城文建、市容秩序的維護，而究其深層原因，則再次體現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降低中心城區人口密度的思路。

《財經》記者對多地走訪發現，因店鋪被封堵，從事零售、餐飲的不少小商戶被迫重新考慮生計，他們有的選擇離開北京或轉行，但仍有不少人決定留守。

封堵小門店

北京東城區黃化門街9號。大門緊鎖，門口貼著「封」、「拆」字條醒目，提示該屋屬於違法建設、違規「開牆打洞」小門店，字條落款「景山街道辦事處」。

這種情景在黃化門街上並非個例，街道另一端63號的三個門臉，水泥的封堵痕迹清晰可見。牆壁上的政府文件顯示，景山街道辦在3月3日時就已發出拆封通知，要求違規開牆打洞居民15日內自行拆除、封堵，逾期未改者，街道辦將組織執法部門整治，並於5月2日後開展大規模封堵行動。

黃化門街是北京市整治「開牆打洞」的一個縮影。2017年初，市政府決定實施「疏解整治促提升」三年專項行動，封堵「開牆打洞」是一項重要內容。

「開牆打洞」指住宅樓一樓居民拆除窗下磚體、部分牆體，將牆壁、窗戶改成商鋪門臉。

北京居民樓的「開牆打洞」隨處可見，且由來已久，這些被改造出來的商鋪大多被業主出租獲益，承租經營者多為外來人口。據時任市人大代表、朝陽區奧運村街道工委書記張永紅在2014年的一份議案中透露，根據不完全統計，僅臨街首層，全市「開牆打洞」商鋪就有20萬處。

「開牆打洞」的歷史不短，治理也一直沒有間斷。政府文件顯示，早期對「開牆打洞」的治理只是個案，個別嚴重影響建築安全、區域治安的才會被封堵。朝陽區政府官網顯示，2012年3月，該區對勁松大街兩側居民樓涉及「開牆打洞」、影響房屋安全的32家商鋪進行拆除。2013年，該區還提出「深化對戶外廣告牌匾和開牆打洞行為的整治」。

政策收緊始於2014年。這年1月的北京「兩會」上，張永紅建議對全市20萬處臨街開牆打洞進行聯合執法治理。此後，朝陽區將「開牆打洞」列入夏季環境大整治六大專項治理行動。據《新京報》報道，2014年至2016年，北京各區陸續對沿街民宅「開牆打洞」進行封堵，其中，東城區清查357處，朝陽區封堵2560處。

2017年政策繼續加碼。北京市政府年初就安排北京市工商局牽頭開展「開牆打洞」整治專項行動，計劃在2017年全市整治「開牆打洞」約1.6萬處，其中城六區約1.56萬處。

繼續人口調控

「開牆打洞」現象出現已近30年，為何此時加大整治力度？

北京市工商局解釋，「開牆打洞」一直是城市管理中的惡疾頑症，居民未經批准擅自改變房屋原有結構，破壞建築承重和抗震效果，存在安全隱患，且對市政市容、城市綠化和消防安全產生負面影響，其經營活動還存在噪音、油煙、異味和擾民等危害。

東城區嵩祝寺西巷一位居民是整治行動的擁護者，他說，沿街的小門店雖然給周圍居民帶來方便，但也存在擾民現象，在沙灘後街被整治之前，白天擠滿遊客，深夜經常有人喝酒鬧事打架，餐館油煙污染嚴重，整治后，「整個衚衕都安靜整潔了」。

建築安全、噪音擾民等原因背後，更深層原因是北京對人口壓力的疏解。年初公布的「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方案明確，整治「開牆打洞」與疏解區域性專業市場、疏解部分公共服務功能、地下空間和群租房整治等10項措施，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優化首都發展布局，降低中心城區人口密度，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必然要求。

按照《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要求，2020年北京總人口規模應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但2011年公布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北京常住人口為1961萬人，也就是提前十年突破了人口規劃。

2015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透露了新的人口控制計劃：到2020年，北京人口總量將控制在2300萬人。此後，「2300萬」不僅多次見諸官方文件，更被上升到地方立法層面。比如，2017年3月公布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0年）》（草案）中，仍延用「長期控制在2300萬人左右」的口徑。

北京市「十三五」規劃將調整產業結構作為控制人口的重要手段，提出四環路以內區域性物流基地和專業市場調整退出，部分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機構、行政企事業單位有序疏解遷出，城六區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

首先被疏散的是大型批發市場，西城區的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的商戶被引導前往河北白溝、永清、天津、廊坊、懷來等地投資。東城陸續關停了東環里市場、萬朋文化批發市場、望星隆菜市場等十多家大中型市場，海淀關停了明光寺農副產品綜合批發市場、天下城市場、潤都市場等。

2017年1月，北京市發改委稱，今年將完成動物園地區、大紅門地區、天意等批發市場的撤併升級和外遷。

先期啟動的大型市場外遷之後，小型、分散式的外來個體經營者成為新的疏散對象，「開牆打洞」房屋的承租主體正是這一人群。

是走還是留？

走在朝陽區松榆北路、東城區景山東街、海淀區圓明園北牆外的21號院等街道，路邊曾經的店鋪正門皆被封堵，店內設施基本都已搬空。失去了經營場所的人們去向何方？

東城區東板橋大街36號是一家家常菜館，老闆劉霞（化名）來自河南，已在北京待了超過十年。如果自己的飯店不被封堵，她和丈夫打算長久經營下去。但劉霞也承認：「這條街遲早會被拆封，只是時間問題。」

多年前，劉霞夫婦一直在新街口經營餐館，因為修建捷運，只得搬至東板橋大街。東板橋大街南近景山公園，西鄰北海公園，北接南鑼鼓巷，遊客眾多，這是劉霞選擇此處開店的主要原因。現在是繼續在北京尋找下一個商鋪，還是選擇離開？她還在猶豫，如果留在北京，面臨更高的成本，「幾乎所有住宅改造商鋪都封堵了」，如果去租商用商鋪，「租金太高」。她說，如果飯館確實開不下去了，就和丈夫回老家。

與家常菜館相隔約30米的果蔬店在此經營了八年。老闆張雯（化名）直言，即使她的店可以繼續開著，也難以維持，因為附近大量店鋪關門，大部分需求消失。她已決定回安徽老家謀生。

《財經》記者走訪朝陽北路延靜東里小區時了解到，這裡原有的沿街商鋪主要是三類，零售超市、餐飲店和果蔬店，有實力的經營者會在北京尋找商業店面，更多則要回老家，或轉往二三線城市。

還有一些經營者並不甘心就此放棄自己的產業，在朝陽北路、金台路沿街，仍有許多店鋪被封堵後繼續營業。延靜東里的吳桔在北京待了20多年，現在該小區一樓經營理髮店，原來的店門被封堵后，顧客只能繞道小區大門進入店鋪。吳桔稱，這家理髮店她經營了近10年，儘管面朝大路的門被封後會影響新顧客，但10年間攢下的大量老顧客，仍能夠維持自己的生計。

朝陽北路沿街住宅商戶於2015年便被治理，所有沿街門臉全部被封堵。但類似於吳桔這樣堅持經營的店鋪不少，在延靜東里沿街一層，有列印店、照相館、裝潢公司、足療店等，延靜里小區沿街一層開有運動裝備、廣告印刷、毛線、理髮等門店，這些店鋪基本依靠老客戶生存，封堵沿街門面對經營影響較小。

一些商鋪經營者被迫離開的同時，也出現「迴流」趨勢。金台路紅廟北里沿街段於2016年4月被封堵，但從紅廟北里24號樓至金台路捷運站350米距離內，有11家店鋪陸續開業。其中一家零售店剛剛開業一個月，老闆解釋，自己重新回到紅廟北里開店，主要是周圍居民有購物需求。

能疏解多少人口？

北京對「開牆打洞」現象大力整治同時，各界亦對其影響、效果討論熱烈。

首先是關於封堵底商店鋪的合理性。支持方認為，開牆打洞有損建築安全，過多底商對小區居住環境、治安、消防產生影響，疏解底商對老衚衕也是一種保護。清華大學城市規劃系主任吳唯佳認為，從改革開放初政府默許到當下強力整治，背後是「開牆打洞」自身暴露出諸多問題，市容市貌、交通秩序、城市安全等難以滿足北京新的城市發展定位。

反對者則提出多個層面的質疑。隨著規模性整治，大批零售店、生活服務店關閉，這影響了市民的便利性。一位軟體工程師通過軟體獲取了2017年4月北京地圖上的便利店數量，並與上海進行對比。數據顯示，北京便利店數量為6848家，上海12193家，「北京面積是上海2倍，便利店卻僅有上海一半多」。

朝陽區潘家園底商被封堵后，當地居民只能去京客隆、物美等超市購買日用品，「距離遠、排隊長、結賬麻煩」，附近居民莫林說，底商離開小區，給其生活購物帶來諸多不便。

此外，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副總工程師苗啟松認為，普通居民無法分清建築的填充牆、承重牆，也不能對打洞位置有專業把握，私自開牆打洞應該予以制止。但一位不願具名的建築師卻指出，開牆打洞對不同結構建築的影響存在差異，對鋼框架、木框架幾乎沒有影響，磚混結構雖有影響，但打洞位置、形狀是決定因素，「門窗就是牆上的洞，如果不能開洞，房子壓根就不能使用」。

那麼，通過「開牆打洞」等整治手段，是否能夠實現疏解人口的初衷？

目前，尚無權威數據披露通過整治「開牆打洞」能夠疏散多少人口，但零星信息可窺豹一斑，東城區和平里街道辦事處主任丁選雲在接受《北京晚報》採訪時透露，通過封堵青年溝路上的136戶「開牆打洞」商戶，有2000餘名流動人口被疏解，平均下來一家商戶對應10名流動人口。照此粗略計算，如果北京實現2017年全市整治1.6萬處「開牆打洞」計劃，影響人群將近20萬。

政府調控人口手段可分為直接和間接，直接調控指政府代替個人和家庭決定去留，間接調控則是政府通過槓桿來影響個人和家庭遷移決策。整治「開牆打洞」行動屬於間接調控手段，通過對建築的改變來影響店主的去留，通過在全市開展封堵住宅區自開門臉，底商經營成本增加，自願選擇去留。

區域科學協會副理事長肖金成表示，臨街商鋪是城市的稀有資源，可滿足本地居民與外地遊客的需要，一但被封堵，城市的相關功能就會喪失，「通過整治『開牆打洞』調控人口不值得鼓勵」。

整治「開牆打洞」確實可能疏解一部分人口，但若要真正治理北京的「大城市病」，需要解決的是發展路徑問題。「只有周邊城市有機會、有吸引力，人口才會自覺流向外地。」吳唯佳說。

目前，北京對資源的吸納能力是周邊城市無法比擬的，在區域發展失衡的現狀下，北京通過大規模整治「開牆打洞」行動，能否真正疏解零售小業主，需要時間檢驗。

（本文首刊於2017年5月15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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