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開美甲店的中國女人

文｜陳颸

2009年，我在法國巴黎念商科研究所，二年級。

那一年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整個歐洲經濟遭到打擊，法國也不例外。我們學校的學生出去找畢業實習時，無人問津、簡歷寄出如石沉大海，完全不是一年前意氣風發、大公司大銀行搶著要的光景。

加上同期薩科齊政府出的蓋昂通函，除了十個人才緊缺的科技類專業以外，一般的外國學生即使找到工作，也一律不給發放工作居留。

在投了幾百封簡歷、面了寥寥無幾的幾個試之後，灰心喪氣的我天天坐在家中上網消磨時間。正好有一個相識的阿姨有意投資我和她女兒開美甲店，問我的意向。「你要是真想做，可以先找一家美甲店，學習了解一下，看看人家是怎麼經營的，偷偷師。」臨走時，阿姨給我布置下任務。

於是我在巴黎的華人論壇上看到「星星美容院」招聘美甲師，並願意培訓完全沒有經驗的學生時，第一時間撥打了招聘廣告上的電話。沒等我開始解釋為什麼要打工，電話那頭一個淡淡浙江口音的女聲，就問我什麼時候有空來上班。

「星星美容院」在巴黎九區，從我所住的郊區坐城郊快線過去，大約需要四十五分鐘。下了捷運，轉過有巨大的麥當勞招牌的街角，沿著一條布滿了各種賣可麗餅、賣土耳其烤肉、賣服裝、賣鍋碗瓢盆、賣化裝舞會用的假面和迪士尼衣服等所有想得到想不到的匪夷所思的小商業街，往北走五分鐘，「星星美容院」粉色的招牌小得我差點錯過。

「星星美容院」門店也是粉紅色，有點惡俗的那種菱角粉，粉色的木框框著一面玻璃櫥窗，櫥窗上展示著已經被太陽的夕照晒乾了的各色OPI指甲油和蒙了一層灰的塑料假指甲展示板，周圍貼了一些金色的紙剪的星星，大約是為了呼應「星星美容院」的主題。

店門小小的，推開的時候發出老式木質門的吱嘎聲，伴隨著提醒客人到來的風鈴聲響，店裡的三個戴著口罩的女人從她們的工作台上不約而同地抬起頭來。

「你……您們好，我是今天來試工的。」我怯怯地開口。

離結賬櫃檯最近的那個女人朝我點點頭，口罩上露出的秀美眼角向上飛斜。摘下口罩，輪廓分明的豐滿嘴唇上，塗著正紅色的口紅。

「你是剛才打電話來的那個學生？」她指指工作台對面，「你坐，稍微等一下，我們先忙完這個客人。」是剛才接電話的浙江口音的女聲。

我順著她的手指方向看去，對面只有兩張下面連著粉色洗腳池的皮座按摩椅。我猶豫著，不敢抬腳爬上那看上去離地一米高的椅子。

好在此時，剛才說話的那個女人站了起來，她給面前剛剛做完美甲的女客面前擺上一台迷你小電風扇，用不熟練的法語對她說，剛做完，吹一吹比較快乾。自己徑直走到櫃檯，從櫃檯下拉出一把小圓凳子遞給我。

我忙不迭接過來，這才坐下了。

「18歐，還是老規矩。」女人與客人笑著說。

「看我這指甲還沒幹，您自己從我錢包里拿吧，」客人是個棕色披肩捲髮的四十幾歲的法國女人，自己也哈哈笑起來，「天天來，您都知道我的錢放在錢包的第幾層了。」

女人從客人的錢包里拿出一張20歐元的紙幣，特地拿到她面前讓她看到了，再從櫃檯里拿出一枚2歐元的硬幣，放進客人的錢包里，又把錢包放回了她的手袋。

她這才轉過身來，對我說：

「我叫何秀麗，以後你叫我秀麗姐就行。」

黃鸝是上海姑娘，一開口聲音也和她的眼睛一樣懶洋洋的，煙癮卻極大，哪怕再忙，每做完一個客人，必定要出門抽根煙，再回來繼續做工。何秀麗也並不管她，因為她的美甲和修眉技術是極好的，經常有上門的熟客指名要由她來做，她收到的小費也往往比別人多。

我看過她給客人修手，一隻手輕輕地托著客人的手，像捧著一件珍寶般，食指和拇指輕柔地捏起要修的那枚手指甲。口罩上方，一雙丹鳳眼全神貫注地盯著手中的那隻指甲，眉頭微微擰著，另一隻手或執修死皮的小剪子，或執指甲油的小刷子，彷彿在雕刻一件藝術品。

她自己長著一雙修長白凈的手，如蔥白般的手指上指甲剪得短短的，不塗半點指甲油，據她自己解釋說，天天拈著棉片沾了洗甲水給客人卸甲，要是塗指甲油，早就斑斑駁駁了。

黃鸝自己當然不會把指甲油塗出邊，但是做久了，剪破皮的事兒難免會出一兩次。有一次我眼睜睜看著客人指甲根兒的皮被剪了一角，血立刻冒了出來，黃鸝反應卻快，拿起一片棉片，蘸一點酒精，在客人還未來得及疼得發出「呲」聲之前，口罩上方，那對丹鳳眼一抬，沖著客人歉意一笑，柔聲說一句「真抱歉呀」，一邊順手抹掉血點消了毒。客人再看自己手指的時候，血已經沒了，也就沒再說什麼。

我一下子慌神了，支支吾吾地說，「那個，我還是學徒，別給你剪壞了。」

「什麼表弟，」何秀麗淡淡地接話，「那位是黃鸝的女朋友。她倆是那個，就是你們現在年輕人很流行的，同性戀。」

這時候的法定節假日也最多，和休法定節假日、周末來補班不同，法國人最愛「搭橋」，如果節假日逢周二或周四，就連帶著把周一或周五的假也請了，搭一個四天的長周末，找個不太遠的城市旅旅遊，或者去自己或家人的度假別墅度短假。

到了五月，我在星星美容院打工就滿一個月，基本的美甲技能也學得差不多了。然而相比起做手指甲，我還是更喜歡做腳指甲，因為做手的客人總會時時盯著自己的手，你所畫的每一個線條，她們都要拿起來瞧了又瞧，而做腳便沒有這些壓力。

何秀麗知道我被客人盯著做會緊張，可能也是怕砸了自己美容院的牌子，有做腳指甲的客人便盡量叫我去。有時候來了個黑人女客，她便會意味深長地笑，「這個腳上能刮下來一公斤死皮，你在地上多鋪幾層紙啊。」

「星星美容院」的員工們只要手頭有客人，就得戴著口罩。一方面是為了呼吸時不把口氣吹到客人臉上，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店裡的空氣長期洋溢著刺鼻的指甲油和卸甲水味兒，按照何秀麗的說法，「幸好我開這個店的時候孩子都已經生好了，不然啊，一直吸著這種味道，孩子都要生不出來的。」

於是平日里只能看到同事們從口罩上方露出來的眼睛和額頭。皮膚白白嫩嫩、長著一雙似睡非睡的丹鳳眼的是黃鸝。

另一雙眼睛則是深深的眼窩配上沉重的雙眼皮，黃黑皮色，乍一看以為南洋人，雙眼之間卻隔得很開。隔著口罩，單看這雙眼睛，竟有一種來自異域的美。然而摘了口罩，能看到從兩側鼻翼延伸至唇角的兩條深深的紋路。這雙眼睛來自阿娣，店裡的另一個員工。與她的眼睛透出的神秘異域風情不同，阿娣本人不愛說話，有時甚顯木訥，平日只是默默地做著手頭上的活兒。只有在特別高興的時候，她會拿手機里的女兒照片給我們看。她的女兒今年剛二十歲，在一家旅遊大專學習酒店管理。照片里的少女有著和阿娣一樣的眼睛，但是鼻子嘴更顯精緻一些，笑起來多了一絲天真的媚態。

「我叫她好好學習，去五星級酒店找個實習，那裡比較容易找到老外。找個有錢的老外，才不用那麼辛辛苦苦的。」阿娣顯然對女兒的前路已經規劃得很清晰了。

「找老外幹什麼，上海的老外都是窮鬼，」黃鸝插嘴，「聽說過那句英文嗎，white trash，白色垃圾，有本事的老外去幹什麼，都是這種在國外混不好的才想去碰運氣。」

「那也不一定的吧，」阿娣被搶白，有些訕訕的，「總歸有那麼幾個好的。」

「老外有什麼好的，一身毛，又臭烘烘的，有空的時候跟他們玩玩就行了，誰還真的傻到嫁給他們。」何秀麗在一邊煽風點火。

「老闆娘啊，就你經驗豐富。」黃鸝咯咯咯笑了起來。

阿娣的臉上掛不住了。她現在的老公就是個老外。何秀麗曾經跟我們偷偷說過，阿娣是在國內離了婚，偷渡過來，一開始在美麗城跟著東北黑幫做「那種生意」的，後來找到一個不知怎麼願意娶她的白人老頭，她就嫁了過去。

「那老頭， 比她大至少二十歲吧，臉上滿臉的皺紋，啊喲這麼深，笑起來跟朵大菊花似的；頭上呢又稀稀拉拉沒幾根白毛，往前撥吧，後面露出來；往後擼吧，哎呦前面又蓋不住了。」跟我們說這話時，何秀麗誇張地在自己臉上頭上比劃著。

「看上他什麼啊。」黃鸝用大拇指和食指捏著煙，使勁兒往馬路邊上的水溝一丟，懶洋洋地接話。

「各得其所唄，給老頭做做飯，陪著睡睡覺，合法的紙張（身份）就有了，想做工做工，」何秀麗搖搖頭，「不用像我們當年那樣，躲躲藏藏了七八年，終於等到總統大赦，給我們發了居留紙，才能做起自己的生意。」

何秀麗自己不是沒有追求者。時常有個法國中年男人來店裡找她，一頭半灰不白的中長發，身材倒是高大健碩，有時扛來一箱礦泉水或者牛奶，有時給她帶來一袋剛出爐的可頌麵包。何秀麗跟他打招呼，行貼面禮，用她不太標準的法語與男人閑聊兩句，然後就低頭招呼客人去了。倒是每次都會把他帶來的水或食物慷慨地分給我們吃。

吃人家嘴軟，拿人家手短，我們也會問何秀麗，這個男人對她還不錯，有沒有考慮跟他談個朋友。

「男人嘛，尤其這種老外，玩玩就行了，跟他們不用認真。」何秀麗有時淡淡地補一句。有時又忍不住拿出手機，給我們看她上個周末和這個男人去他老家海邊開帆船的照片。

照片上的她戴著墨鏡，上半身穿著紅色比基尼，下半身是一條白色迷你裙，襯托出她仍然年輕健美的身材，臉上掛著似笑非笑的表情。男人則一隻手虛搭在她身後的帆船桿上，那隻手，彷彿不敢落在她的窄窄肩膀，怯生生地，在海風裡，似乎落了個空。

我剛進美容院試工第一天，就注意到了牆上掛著的「巴黎十五區綜合美容學校授予何秀麗女士資深美甲師之文憑」的紙樣，上面還貼了她的證件照，仍然是明媚大眼，輪廓鮮明的紅唇。

按照法國的法律，在美容院開展一項服務，服務人員必須有政府指定的美容學校授課點所頒發的文憑。卻沒有見過黃鸝和阿娣的，何秀麗解釋說，只要負責人有文憑就可以了，其他員工，如果遇到監工局來查，可以解釋說她們還在學徒階段。

原本美容院的牆上只貼了一張美甲的文憑，並沒有修眉等其他分類的文憑。後來有一天，何秀麗在店裡神神秘秘地打著電話，掛了電話對我說，小陳，你法語好，幫我打個電話，跟十五區的美容學校訂一個約會吧。原來是她在附近開美容店的姐妹，因為資格證不齊被迫關門整修，這一通電話把何秀麗給嚇著了，於是要把店裡所有業務的文憑都補上。

我幫她打電話約好了下周的美容課，也順著她的要求陪她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和何秀麗單獨相處。就是在這一次的相處中，我才了解到原來所謂美容文憑，只要集訓一天到三天的時間，就能拿到，最重要的是給學校交上不小的一筆錢。交了錢，按時上課，基本上什麼人都能拿下培訓文憑。

也是在這一次，何秀麗和我說了她和丈夫的故事。

何秀麗的丈夫是在她三十歲的時候死的。那時他們偷渡到巴黎整整五年，兩個孩子一個三歲，另一個還沒滿周歲，還黏在她的身上吃奶。

那五年間，何秀麗與先生打過各種不同的零工，大多數是在地下工廠給人裁衣服，有時也會帶活兒回家做。不敢去飯店做后廚，怕警察上門來查黑工。工作的時候，何秀麗把三歲的那個孩子寄送到一個老鄉姐妹家，沒滿周歲的那個就背在身上，除了哇哇大哭的時候解下來給他喂餵奶，其餘時間都眼皮不敢眨地盯著手頭上在縫紉機的針下來來回回的布料。一個小時給30法郎的工錢，一天工作十個小時下來，就是300法郎。

警察來的那天，誰都沒有預料到。幾個穿著制服、背著槍的警察用大皮靴踢開工廠門的時候，何秀麗整個人都傻了，孩子還叼著她的乳頭毫不知情地用力吮吸著。她的丈夫倒是立馬反應過來，站起來就往窗邊衝去，縫紉機翻倒在地。警察當然毫不猶豫地追過去，看到這個偷渡的人已經站在窗外的窗沿上，雙手攀著積滿灰塵的玻璃，企圖利用那一點點的摩擦力維持平衡，一邊往隔壁的住戶陽台移動。

一個年輕的警察直接端出槍，將槍口伸向窗外，試圖給偷渡者造成威脅，卻就在他舉槍的瞬間，偷渡者的手沒能順利拉住鄰居的陽台，腳卻已經邁了過去，踩了個空，從那個老式的巴黎閣樓上，七層樓那麼高的地方，摔了下去。

端著槍的警察愣住了，同時他聽到了一聲恐怖得不似人的哀嚎，來自一個女人。還有嬰孩突然爆發的哇哇的啼哭聲。

何秀麗給我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們正在去往美容培訓學校的捷運上。捷運五號線有一段線路，從黑暗看不見隧道外牆的地下，駛入地面的軌道橋。

捷運駛出地面的第一站，就是火化何秀麗丈夫的殯儀館。在她說這個故事以前，我都不知道那是殯儀館，外表上看起來和一棟普通的巴黎辦公樓並無區別。從巴士底獄紀念廣場流出的河渠，在陽光下反射出刺眼的金光。

我們都不約而同抬起手背，遮住了眼睛。

女警坐在黃鸝的工位上，打開了筆錄本。工位的斜對面，是一個男警察在審問阿娣。

幾個小時之前，幾個警察闖入了店裡，何秀麗和黃鸝被警察押走。何秀麗是因為只給阿娣申報了社保，沒給其他員工申報，違反了法國勞工法；而黃鸝則是因為只有捷克留居權，沒有在法國的工作權。我和阿娣雖然並沒有違法，卻仍然被留下來做筆錄。

被押著走出店門前，何秀麗突然回頭沖我喊了一句話：「小陳你就說你什麼都不知道！無論他們問什麼你都說不知道！」

「不許說外語！」女警嚴厲地打斷她。

我看著她們低頭鑽進了警車，並不知道等待她們的是什麼。

然而此時坐在我面前的女警和顏悅色地開口，「陳小姐，不用擔心，我們只想了解您老闆雇傭您的一些狀況，您本人沒有任何錯誤，不會受到懲罰。我們希望您配合我們，對於一切問題，都按實際情況來回答。」

第一次面對真正的警察，做真正的筆錄，我連一丁點兒撒謊或者隱瞞的膽兒都沒有，一心只想著怎樣能夠快快地結束。

「您的老闆何秀麗在雇傭您的時候，是否向您要過社保卡，並且承諾要給您報工？」

我點了點頭，回答了是。這也是實話，何秀麗確實跟我要了社保卡，說要拿去複印、報工。

「您的工作時間是從幾點到幾點？您知不知道，何秀麗是否按這段時間如實報工？」

我沉默了。我做的是全天的工，拿的也是全工的工錢，但何秀麗當時跟我說的，是每天報工兩小時，因為這樣，勞工局既有了報工的信息，就算有人來查，我不在報工的時間裡上班，她也可以自圓其說，說我此刻是在學習或者只是來店裡取東西。這樣的情況下，她只需繳納兩個小時的工稅即可。

「您不用害怕，」女警看出了我的猶豫，「我再次強調，這個事件里，您是被法律保護的，我們希望您配合我們，告訴我們真實情況。」

何秀麗臨走前讓我什麼都說不知道的叮囑又在我耳邊響起。然而女警的鼓勵和溫和語氣中隱隱的威脅，又讓我無法控制地擔心自己隱瞞和說謊的後果。

「陳小姐，我們知道您作為外國學生在巴黎生活和學習的不易，」女警循循善誘，「您想通過打工來支持自己的生活，然而有許多的老闆正是利用您迫切想要工作的心理，給出了非常嚴苛的工作條件和極低的待遇，他們這樣的行為是赤裸裸的剝削，不僅違反法國的法律，而且導致了很多跟您一樣年輕的受害者無處尋找支援！您是一個受害者，但不是唯一一個，我們希望能夠幫助您這樣的人。所以請您一定配合我們，如實把您所指定的情況都說出來。」

也許是她激動的話語讓我心裡有一種莫名的被理解和被支持的感覺，再三猶豫，我還是開口說：「我是上午十點開始上班，晚上……有時候沒有客人我六點就能走，客人如果多，需要幫忙的話，我會留到八點。」

女警猛然抬高的眉毛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她的驚訝。在法國這樣一個每周三十五小時工作制的國家，我作為一個打工的學生，這個上班時間是明顯違法的。

「還有，她曾經跟我說過，她只打算每天報兩小時的工。」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我又補充了這句話。「我開始上班第一天，她就告訴我，一定會給我報工。但是之後一直沒有提這件事情，我也是第一次打工，不知道報工需要什麼程序。她到了這個星期，才告訴我，應該把社保卡給她，她好拿去報工。這時候我已經工作了兩個月了。」

這些話說出口，我忽然有一瞬間的後悔。

實際情況雖然是這樣，但何秀麗這兩個月來對我們的種種照顧又浮現在我眼前。她每天從自己家裡帶做好的菜來，中午用微波爐做米飯讓我們在店裡吃飯，還時不時出錢買水果請我們吃。我們這條商業街上全是不便宜的餐館，如果不是她自發地供我們午餐，中午出去吃頓飯的錢基本要頂掉一天的工資的。

還有在我生病、或是學校有課業，需要請假的時候，她從來都不為難我，當天打個電話就讓我去忙自己的事情，還不扣工錢。如果因為客人多，晚上留到比較晚，她也會主動給我補貼，並不是女警說的那樣一味地剝削員工。

想到她的好，我又慌忙補充道：

「她確實是拿了我的社保卡，承諾給我報工的，但是這段時間店裡比較忙，我想她可能只是一直沒時間去，不是故意拖著不去的。」

女警點點頭，並沒有往筆錄本上記錄，而是合上了本子。

第二天，我沒有去上工，也沒有接到何秀麗的電話。

又過了幾天，何秀麗打電話來，說今天可以回來上班了。黃鸝沒有在店裡出現。阿娣低頭做著一個女客的指甲。早上只有這一個客人，何秀麗坐在收銀的電腦前，看到我進來，沖著我點了點頭。

「那個，情況怎麼樣，現在？」冷場了一會兒之後，我不自然地說出了這一個含糊的問句。

「還好。審問了幾個小時就出來了，沒有關我們。交了一萬兩千歐元的罰款，八千是黃鸝的，四千是你的。黃鸝以後不能來上班了。」何秀麗語氣平淡地回答我。想了想又補充了一句，「貝納德來交的保釋金。」

貝納德就是那個經常來送水送麵包的追求何秀麗的男人。

我不知道自己那天的筆錄，會讓她繳納那麼多的罰金，不敢抬頭看她，只是點點頭。

警察局查工事件之後，黃鸝再也沒有來上過班。何秀麗倒是一如既往的，每天接電話、約客人、親自做美甲修眉和按摩，仍然每天給我們帶飯菜，買水果吃。沒有人再提起這件事。

而我也沒有想到，我在星星美容院的打工生涯會以這樣的形式結束。

6月中的一天中午，一位女客在和我閑聊之後，向我發出了實習職位的邀請。她是一家營銷諮詢公司的CEO，最近接了一個廚具品牌的客戶，想舉辦一個世界飲食文化的展覽，所以需要找一個實習生做和印度的飲食市場考察。

聽完我因為緊張而語無倫次的辭工理由，何秀麗並沒有表示驚訝。她只是點點頭，說：「恭喜你啊，小陳，終於找到實習了，去法國老闆那裡，要好好乾啊！」彼時店裡已經新雇了一個人，也是留學生，但是是熟手，據說幾年前就在何秀麗這裡打工過。因為這個新的人手，何秀麗同意我立刻辭工去實習公司入職。

在星星美容院工作的最後一天，我仍然十點準時到店。店裡的客人不多，我便利用時間，收拾自己留在店裡的雜物。

其實也沒有留下什麼重要的東西，有一隻塑料飯盒，長期放在小小的員工休息間的柜子里。何秀麗經常用微波爐熱了菜，我們便用各自的飯盒分吃了。那天中午，她帶的是牛肉青菜炒年糕。我在旁邊的早市買了新上市的草莓，飯後洗了請大家吃，算是和美容院的同事們告別。那天下午我還見到了許久未見的黃鸝，她說要先和「表弟」一起回捷克，之後的事之後再說。

再次回到巴黎，已經是五年之後。

與朋友約了在九區的一家中餐館吃飯，我提前半個小時到了捷運站。走出捷運站，熟悉的麥當勞仍然矗立在轉角，櫥窗底下的流浪漢，自然是換了人，從前的老頭不見了，一個長辮長裙的吉普賽女人帶著兩個小孩，做出悲苦的表情在向路人乞討。

走在這條熟悉的街道，腳步不由自主地，向那塊粉紅色的招牌走去。招牌並沒有變，然而櫥窗煥然一新。2009年最受歡迎的法式白邊指甲已經不再流行，櫥窗里展示的是最新的防脫水晶甲。我在門口站了一會兒，裡面仍然是三個女員工，戴著口罩，專心致志地做著手頭的活兒。又是一年五月，店裡客滿為患。

我推開門。一雙熟悉的眼睛從口罩下面望向我。她摘下了口罩。

是阿娣。

她也認出了我，放下手頭的客人，迎上前來。我急忙讓她繼續工作，不願意她耽誤了手頭的客人。

阿娣推辭了一下，才重新戴上口罩。一邊繼續給客人美甲，一邊和我聊著。她告訴我，兩年前何秀麗的朋友把店盤了下來，她還在這裡做，帶著一個正式員工和一個留學生學徒，生意「還行、還行」。我很自然地問，那何秀麗去了哪裡。

阿娣口罩上的眼神黯淡了下來，她低頭刷完手裡的那隻指甲，說，「秀麗姐，她生病了。」

「生病了？生了什麼病？嚴重嗎？」追問出這句話的同時，我心裡已經有了不好的預感。如果不嚴重，何秀麗這樣要強的人，怎麼會把經營了多年的店轉讓給人。

阿娣沉默了一會，抬起眼，說：「她可能不太好。你在法國呆多久？有空的話，給她打個電話吧！」

從阿娣那裡要到了何秀麗的手機號，我並沒有立刻撥通。不知道是擔心打過去聽到她不好的消息，還是害怕自己沒有辦法正確地選擇慰問的語言。手機號存在聯繫人里，我猶豫著，告訴自己，這個周末一定要打。到了周末，又跟自己說，周末她可能和家人在一起，還是等下周找一個晚上，再打過去好好跟她聊聊。

誰知她竟先打給了我。

「喂喂，小陳嗎？」還是她那有點急躁的聲音，電話這頭，我又驚又喜，聽她說：「阿娣給了我你的電話，聽說你回到法國了？」她的聲音里，聽不出疲憊和病痛，我眼中浮現出她風風火火的樣子，和凌厲的大紅唇。

「是的是的！秀麗姐，」我開口，卻不知怎麼接下去，「聽說你……你現在身體怎麼樣了？」

「咳，不太好啊，我在醫院裡，大半年了。」聽筒里傳來一陣嘈雜的人聲。

「你現在方便說話嗎秀麗姐？我聽不太清了。」

「方便方便，我家裡人都在呢。」嘈雜的聲音更加凌亂，有電流信號干擾的聲音。

電話斷了。我試圖再撥過去，撥不通。

我再試，通了。

「秀麗姐，你剛才說什麼，我沒太聽清。」

電話那頭是她斷斷續續的聲音，好像是信號不太好。

彼時我正在鄉下的公公婆婆家，一看手機，信號只有一格。遠處傳來了公婆喚我們吃飯的聲音。「秀麗姐，我聽不清你說話，這裡信號不好，不然我改天再打給你吧。下次再聊啊！」

她又回復了一句什麼。我不確定她是否聽到了我的告別，手機已經自動切斷了。

一個月以後，我接到阿娣的電話。

她告訴我，何秀麗因乳腺癌去世。五十七歲。她被葬在了丈夫的陵墓旁邊。

捷運五號線仍然經過那一站。從黑暗看不見隧道外牆的地下，駛入地面的軌道橋，習慣了黑暗的人們的雙眼，忽然見到了滿眼的光明，每個人都不由自主地眯上眼睛。那光明，是雙重的光明，有天上直喇喇的陽光，還有被巴士底運河水反射出的陽光。站旁是巴士底獄的紀念廣場，總是有成群的鴿子和成群的遊客，一些小青年三五成群地或坐或卧，喧嘩著，抽著煙，把手中喝光了的空啤酒罐捏得喀拉喀拉響。

而我總是記得，五年前的那個五月，和她一起坐捷運經過這裡，她給我講述的她的偷渡生涯，和丈夫意外去世的故事。

我記得她秀美的眼角向上飛斜的眼睛，記得她形狀姣好的乳房，在她生命結束之前幾個月被切除了。她們曾驕傲地挺立在這世界上，如同她的眼睛，即使在講述這些悲慘的過去的時候，即使經歷了這樣艱辛的生活，仍然沒有失去過光彩。

作者介紹

陳颸

畢業於人民大學，定居巴黎逾十年，從事與文藝完全無關的諮詢行業。十三歲起在兒童文學、女友、北京青年報等刊物上發表文章，曾經營個人博客訪問量過十萬，現偶爾寫寫公眾號玩。不敢將寫作視作夢想，但寫作帶來的自在和安全感，確是生命中無可取代之物。

「世界藥丸」是三明治的一個講述當下和世界之間發生的各種有趣故事的欄目。可能怪力亂神，可能匪夷所思，可能讓你大開眼界。這些，不過是日光之下的一種存在，也是和全球化不斷耦合，偶爾脫離的一種過程。投稿請發送作品到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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