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如何延續深圳、浦東奇迹？

雄安新區如何延續深圳、浦東奇迹?

劉勝軍：雄安新區目前還是一張白紙，只要從改革之處落筆，發揮當年深圳、浦東那樣的改革效應，美好未來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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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2017年4月11日 06:20 劉勝軍 為FT中文網撰稿

河北雄安新區橫空出世，引爆輿論場，資本市場也掀起概念股連續漲停潮。雄安何以被視為「千年大計」?能否真的成為改革開放史上繼深圳、浦東之後的第三個歷史坐標?

「千年大計」指什麼?

鑒於改革開放迄今只有30多年歷史，「千年」無疑是一個極具歷史感的時間長度。雄安新區出台如此「霸氣」，究竟指向何方?

先看北京的歷史。北京作為「大一統」的首都始於元朝，1276年被元世祖忽必烈確立為「元大都」。1368年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定都應天府，即今天的南京。 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至北京，此後明朝、清朝均以北京為都城。因此，算起來，北京擔當「」都城的歷史迄今已近「千年」。

儘管歷史輝煌，如今的京城卻是百病纏身：2015年工作日平均每天堵車約3個小時，遠超紐約、東京等國際都市;2016年北京PM2.5年均濃度為73微克/立方米，超過國家標準109%;2016年北京商品住宅成交均價為3.47萬元/平方米，較2015年上漲了17.2%。北京房價收入比超過30倍，學區房價格甚至達到令人咋舌的20萬/平方米……生活在這樣的都城，談幸福感實在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北京作為的首都，從歷史、文化傳承和現實來看，遷都都無必要和可能。給定這一限制條件，「千年都城」北京如何尋求作為首都的「可持續性」，的確是「千年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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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與浦東的奇迹

深圳在很短時間內從一個小漁村變為的一線城市，的確給人以時空穿越的恍惚感;浦東從「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的鄉下變成全球矚目的國際金融中心，同樣是刷新人的想象力。理解是哪些因素成就了深圳和浦東奇迹，對於建設好「雄安新區」至關重要。

深圳的崛起，源於其巨大的勢能。儘管深圳發軔於一個漁村，但彼時的尚處於「閉關」狀態，境內境外落差巨大：1978年習仲勛臨危受命出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令他困惑的是，一曲《社會主義好》響遍神州大地，但廣東卻有那麼多人冒著生命危險出逃香港。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不難理解，深圳特區成為巨大經濟體面向境外的唯一一個窗口，所裹挾的是全國的能量。一是創業的激情。深圳特區最大的優勢是創業自由，吸引了最具冒險精神的企業家，任正非、馬明哲、王石是最典型的代表，這是一場類似於美國「西部淘金熱」的歷史性事件。直到今天，深圳仍然是最具創新和活力的城市。二是外資的湧入。資本逐利而動，在外商看來，彼時的是無比巨大的處女地，商機無限，而毗鄰香港的區位優勢，賦予了深圳吸引外資的巨大便利。因此，深圳是得天獨厚的，所以海南、廈門等後來的經濟特區，都難以取得深圳那樣的飛躍式發展。

如果說深圳是第一輪改革開放的標誌，那麼浦東則是第二輪改革開放的聚焦點。第一輪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主要是在思想解放驅動下自下而上的基層創新。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之後不久，鄧小平「南巡」，隨即1993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頂層設計」，改革步入方向更加明確、更加系統化和深入的新時期。由於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明晰，外資特別是歐美跨國公司開始大規模湧入。

跨國公司熱衷於扎堆上海，是因為上海作為經濟中心以及「最國際的城市」的獨特魅力。2013年上海浦東新區在全國首次發布《浦東新區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發展藍皮書》：浦東新區已集聚了202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其中有60家總部已具有亞太區管理功能)，185家研發中心，浦東已成為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在最集聚的地區。這也是首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落戶上海的戰略考量。天津的濱海新區開發開放同樣被確立為國家戰略，但時間已是2006年，第二輪改革已接近尾聲，因此濱海新區並未取得浦東那麼奇迹般的成就。

可見，深圳奇迹、浦東奇迹的背後，是踏准了第一輪、第二輪改革浪潮的節奏，它們引領了改革，改革成就了經濟奇迹。

雄安何以雄與安?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進入再平衡。為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全面深化改革，其核心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標誌著啟動第三輪改革。

第三輪改革的要義是：通過深水區的全面改革，讓創新、消費、城鎮化成為經濟新的增長引擎，取代過去的房地產、出口和投資。

鑒於北京的巨大規模，雄安只要能分得一部分資源，就可以輕鬆上台階。根據摩根斯坦利的測算，預計15年後雄安總人口達到540萬，累計總投資達2萬億人民幣。這將對全國投資增速帶來每年0.33個百分點的提振，拉動全國GDP增速0.13至0.19個百分點。在樂觀情形下，雄安人口可能在10年內達到670萬，累計總投資達2.4萬億，提振每年全國投資增速0.63個百分點。

但是，如果脫離改革這一法寶，只是簡單的資源轉移，這樣的「雄安新區」想象空間有限，甚至可能陷入「曹妃甸式」的困境。曹妃甸當初被寄予的希望不可謂不大，投入近3000億，但如今與當初的設想相去甚遠，掉入泥潭。曹妃甸的最大教訓是：重投資，輕改革。曹妃甸希望依靠鋼鐵、煤炭等大型工業拉動發展，結果反受其累。

筆者以為，雄安目前還是一張白紙，只要從改革之處落筆，美好未來可期。雄安至少可以在以下改革領域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領軍者，發揮當年深圳、浦東那樣的改革效應：

(1)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是推進城鎮化的主要障礙之一，原因在於戶籍本身與社會福利、教育、購房資格、汽車牌照等掛鉤，阻礙了人口這個最重要生產要素的流動。鑒於雄安將吸引大量外來人口，戶籍制度能否進行改革探索?

(2)公租房制度：房地產是當今社會最大痛點。雄安新區甫一成立，政府就對房地產交易全面管控，避免重蹈一線城市的房價困局。下一步，雄安能否借鑒新加坡公屋模式，讓年輕人和低收入階層能住得起?

(3)簡政放權：如果雄安要擺脫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就應發展創新創業型經濟，而簡政放權的力度決定創新創業的活躍程度。

(4)PPP：過去幾年，儘管財政部、發改委力推PPP(政府-社會資本合作)，但效果差強人意。據調查，各地PPP項目的實際簽約率不足20%。在一半的開發項目中，所謂的「私營」合作夥伴實際上是國有企業。雄安新區有天量的開發任務，理應擺脫政府和國企「包辦」的舊模式，走出社會資本參與的新路子。

(5)擺脫「大城市病」：的城鎮化棋至中盤，未來仍將有幾億人進城。但是城市卻飽受交通、污染等問題困擾。雄安不僅要建設一座「新城」，更要建設宜居的「新型城市」，為的城鎮化探索新的路徑。

的雄安機遇

雄安新區，從紓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出發，銜命而生。依託北京，這是雄安的機遇。但對而言，雄安何嘗不是一次重大機遇?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決定下一個三十年國運的重大改革頂層設計。但此次深水區的改革，迄今為止進展並不順利，遭遇既得利益阻力。在2017年2月的經濟50人論壇上，87歲的「改革先生」吳敬璉直言，「全面深化改革方向明確，措施得當。問題是執行上，比較婉轉的說，還不夠得力。」

改革如何破局?與當年的深圳、浦東一樣，雄安存量既得利益很小，是一張可以大書特書的白紙。只有擔當起第三輪改革領頭羊的角色，雄安才可以成為真正的「千年大計」，方可雄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