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為獲取清朝情報，都用了哪些隱藏手段?

日本江戶幕府始終未與清朝開展政治往來，卻一直視其為潛在威脅。出於國家安全考慮，日本江戶幕府利用一切可能渠道積極搜集清朝軍事情報。

(一)對清朝輿地情報的搜集。國家輿地信息直接涉及領土安全問題，始終被納入在國家之問軍事情報搜集範圍之內，江戶幕府主要通過審訊日本歸國漂流民和問詢赴日華商兩條渠道獲取清朝輿地情報。江戶幕府針對清朝的風說調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例行風說問詢;二是專門風說調查。接受例行風說問詢乃唐船入港長崎的必經環節，江戶幕府並不支付任何酬報。

與此相反，專門風說調查的針對性更強，幕府選擇問詢對象並賜予銀錢以示褒獎。部分清商國防意識淡薄，江戶幕府通過此種力一式輕易獲取了清朝輿地情報。以上兩種渠道的清朝輿地情報皆為語言情報，從情報內容上看，清商提供的情報更具系統性，情報視野較為開闊;漂流民情報多為漂流沿途的地理信息，帶有一定局限性，但現地性極強。另一力-面，此期中日貿易興旺，這為江戶幕府提供了隨時根據所需進行問詢的機會;而漂流事件不可預見，漂流民情報帶有較強倡然性。

(二)對清朝軍政情報的搜集。軍政情報是國與國之問軍事情報搜集的重點內容之一。清朝統 一后，逐步建立起一個龐大的軍事帝國，這引起江戶幕府對清朝軍政的關注。中日長崎貿易中，除一般貨品外，亦有書籍經不法清商之手流入日本。雖然在貨物中所佔比重極低，但江戶時代確有大量書籍流播日本。船隻抵達長崎后，所載書籍須經書籍檢查官—「書物改役」、「書物口利」的嚴格審查后力一準入境，江戶幕府為了解對日本的看法，要求「書物改役」摘錄書籍中有關日本的記載並上報江戶。

由此可見，書籍不但起到了傳播文化的作用，亦成為江戶幕府獲取清朝情報的情報源。 清朝法典性文獻是江戶幕府獲取清朝軍政情報的主要情報源。

(三)對清朝武備情報的搜集。武備乃軍隊戰鬥力的重要保障，日本江戶幕府利用一切可能渠道展開了對包括馬匹、武具在內的清朝武備情報的搜集活動。冷兵器時代，馬匹屬國家武備的重要組成部分。1715年，日本頒布《正德新例》，規定了以信牌進行貿易的新力一式，江戶幕府有效利用這種新的貿易力一式，多次以「御用」名義命令長崎奉行購入清朝馬匹及馬具。

(四)江戶幕府大量購入兵書。清朝入主中原后，江戶幕府曾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擔心清朝入侵。當時活躍於日本的名儒熊澤蕃山甚至預測危機近在眼前，建議幕府囤積兵糧，擬定兵法，做好應對準備，其在談及日本是否具備抵禦清朝的兵法時稱:「北狄若以下策來攻，應速與其合戰，若此，今日本兵家之能者，或稍能抵擋;北狄若以上策來犯，今日本兵家無抵禦之法也。」獲取當時頗為先進的兵學理論，提高幕府軍隊技戰術水平，在日本統治者眼中乃迫切之需。長崎輸入的漢籍中不乏兵學書籍，購入兵書是江戶幕府獲知兵學理論的主要手段。

(五)江戶幕府招募清朝武官。利用赴日清商招募清朝武官，這是江戶幕府搜集清朝軍事情報活動中採取的最為大膽且直接的手段。滿人以騎射為本，對弓馬技藝尤為重視，入關后，清朝軍隊仍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著騎射優勢，正因如此，弓馬技藝亦成為江戶幕府搜集清朝軍事情報時的重點關注對象之一。

1725年，江戶幕府復以「御用」名義向長崎奉行下達了招請擅長騎射的清朝武官的命令。從對騎射之人武官身份的要求可見幕府此舉的真實口的。朱佩章接受了此項任務，次年2月歸國之時得以其子朱允傳名義獲得該年廣東臨時'幾牌，但因私載武人出境有違清朝律法，再次赴日時，所約之人並未同船前往，朱佩章亦因此未能獲得日本力一面的貿易許可，數月後被迫返航。

朱佩章返航七日後，騎射之人陳采若、沈大成分乘二艘唐船登陸長崎，《唐馬乘力一補遺》中所收「騎射並馬醫唐人陳采若、劉經先、沈大成之渡來經緯」記載:1727年，朱佩章之弟朱來章聽聞其兄貿易受阻后，派弓馬俱佳之沈大成與陳采若及馬醫劉經先搭乘二十番鍾勤天之船抵達長崎;另二十一番船船主陳良選應先前朱佩章之再三懇請，改稱陳大成，秘攜沈大成同日抵達。為博取日力一信任，清商竭盡所能招募騎射人，貿易信牌再次彰顯出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