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歷史：1979年，伊朗為何從世俗開放走向伊斯蘭革命?

1971年，為了紀念居魯士大帝登基及伊朗君主制度建立2500年（實際上從居魯士上台到1971年不足2500周年），一場盛大的慶典活動在伊朗的波斯波利斯開幕。這場慶典極盡奢華浪費，有專門為客人準備的巨大的帳篷行宮和寓所，有專門從法國採購的食品和聘請的廚師，有精美的瓷器和水晶器皿，所有的一切無不在顯示著伊朗的風光和良好的發展。可是僅僅八年後，伊斯蘭革命橫掃全國，多年的世俗化進程被打斷，伊朗在許多方面又開起了倒車，使人不禁疑惑，本來不是好好的嗎？發生什麼了？

1967年李薩汗·巴列維國王與妻子法拉的加冕禮

一、伊朗國王的「白色革命」

1925年巴列維王朝建立開始，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空前強化，憲政制度成為君主專制的御用工具。1941年，國王禮薩汗退位，君主權力曾一度衰微，伊朗政壇出現了多方勢力並存的局面，議會成為了角逐國家權力的舞台。但在1953年，巴列維國王發動政變，恢復君主獨裁，民主浪潮宣布流產，君主獨裁的鐵幕落下。

在之後的24年中，伊朗政壇再沒起什麼波瀾，巴列維國王將此歸功於自己優秀的治理，實際上政壇的平靜只是政治風暴的前奏。巴列維國王的君主獨裁只能掩蓋社會和政治問題而不能消除它們。在君主獨裁的蒙眼布下，伊朗的社會矛盾和政治對抗無人解決，不斷加劇。

伊朗是一個什葉派伊斯蘭教國家，長期以來宗教政治獨立於世俗政治，二者並存，世俗傾向與宗教傾向此消彼長。伊瑪目（伊斯蘭教宗教首領和祭司）學說廣泛影響著什葉派穆斯林的政治生活，在很多人看來，只有歐萊瑪（指精通宗教經典並具有豐富知識的伊斯蘭學者）才是沙里亞（伊斯蘭教法的專稱）的體現者和伊斯蘭教的捍衛者，至於國王，他的統治只能局限於世俗的範圍。

1925年禮薩汗建立巴列維王朝和1953年巴列維國王發動政變，都得到過什葉派歐萊瑪的有力支持。不僅如此，什葉派傳統的宗教理論是巴列維王朝的官方信仰和御用學說，什葉派傳統的宗教政治也加強了巴列維王朝的世俗政治，因此一直以來，教權和王權處於共生的狀態，誰也離不了誰。

國王在一場記者招待會上，1971，德黑蘭

當時的國際上，美國對國王一味加強個人專制，而不考慮政權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做法表示不滿。

1959年，來訪的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伊朗國會發表講話，暗示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對國家安全的不可或缺。肯尼迪上台後更加公開施加壓力，要求國王進行社會經濟改革，再加上巴列維國王自己羽翼豐滿，欲求擠掉教權，自己壟斷權力，遂發動「白色革命」，並在1963年1月宣布了「白色革命」六點計劃，其內容是土地改革、森林國有化、出售國有工廠的股份、給予婦女選舉權、工人參加企業分紅、成立掃盲大軍，希望通過改革鞏固王權，他的目的很大程度上達到了。

什葉派歐萊瑪一直是構成伊朗傳統社會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傳統社會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捍衛者。採用傳統經營方式的宗教地產瓦克夫是什葉派歐萊瑪的主要經濟來源。因此可以看出土地改革和解放婦女對於教會無疑是打臉。本來是兩方一起吃的蛋糕，現在國王要一個人拿去吃了，宗教界當然不幹。

地主也由於改革勢力大減。50年代的歷屆國會中，地主控制了三分之二的議席。而1963年召開的第21屆國會中有95名文官、32名專業人員、24名農民、9名工人、8名商人、11名私營工廠僱員和4名巴扎行會成員，地主只有7名。由巴列維密友控制的新伊朗黨直接控制了議員提名和內閣組成，並把全國所有的工會、行會、僱主協會等等都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國王直接掌管高級軍官的任命、國家情報組織、國營公司等等，巴列維已經牢牢控制住了政權，完全控制住了伊朗政治生活，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從60年代中期起，伊朗的政策圍著國王的意志打轉。議會雖然繼續運轉，但它已經成了一個擺設，被政府支配，機械地執行國王的指令。1975年，即使連裝裝樣子的兩黨制也被取消了。

根據國王的決定，伊朗將成為在復興黨領導下的一黨專制國家，這種專制獨裁的干預，在全體人民的許多階層之中引起了極大的怨恨情緒，當然在這些年中，持不同政見者並沒有消失，只不過他們在政府的打壓和嚴密監視下變得隱蔽了而已。

伊斯蘭革命期間的抗議活動，1979，德黑蘭

二、石油黑金解決不了貧富矛盾

土改是「白色革命」的中心內容，其目的在於消滅大地產制和宗教勢力的經濟基礎，把土地轉入富農和小地主手中，從而把上層農民拉到政府這邊的陣營中來。可是在土改中，僱農沒得到任何土地，原先佃農對租地的佔有不均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而且農業公司和農工聯合企業的建立又剝奪了部分自耕農的土地，這造成了很多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可他們又是伊朗鄉村的主要社會階層。

許多被生計所迫的農民離開鄉村來到條件極差的城市貧民區，這裡文盲遍地，公共設施非常不完善，而且拜致力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巴列維政府所賜，棚戶區迅速地膨脹開來。這些利益受到損害的農民們看不到希望，又無權分享政治權力，於是各種不滿積壓甚多。

貿易公司和現代商場興起，而且享受著國家的各種優惠政策，這使傳統的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的生存空間大受擠壓，另外許多傳統的手工業產品由於缺乏競爭力而遭到淘汰，也使其中很多人生計窘迫，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江河日下，他們無疑成為了現代化的犧牲品。

隨著時間發展，矛盾不僅沒有得到解決，還越來越突出。工業項目規劃野心越來越大，但國家的基礎設施根本無法承受，伊朗本來有豐富的能源資源和水庫建設項目，可是很多農村沒有電，甚至是首都德黑蘭也會被迫輪流停電。石油收入的大頭都花在軍備和華而不實的發展規劃，另外還有遍地都是的貪污腐敗，根本沒有油水落在老百姓嘴裡。

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急劇拉大：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德黑蘭愈富，外省愈貧。國家的財富變成了私人汽車而不是公共巴士，變成了奢侈品而不是全民醫療。伊斯蘭革命前夕，佔總人口1%的富人支配52%的財富，佔總人口91%的下層貧困人口僅僅獲得不足18%的財富。並且在70年代中期，德黑蘭人口不足伊朗總人口的20%，卻有82%的註冊公司、50%的工業產值、66%的大學生、50%的醫生、42%的醫院床位。

伊朗滾滾而來的財富是依靠攫取自然資源得來的，其中大部分是石油，本國沒有形成運作完善的現代工業體系。在農村由於農民的減少，許多村莊荒蕪，農業技術水平又低，所以生產率的提高舉步維艱。而城市又發展迅速，政府對農產品有大量價格補貼，消費需求跟著增加，這種落差致使伊朗的農業生產越來越落後於需要，不得不依賴進口。這一切催生了一種沒有根基、不平衡、消費主義的進口型經濟，沒有根基的東西垮塌是遲早的事情。

慶祝伊斯蘭革命勝利紀念日，2014，馬什哈德

3、最後希望、寄予宗教

當時公開地表達不同的意見或批判巴列維獨裁製度而不引火燒身是不可能的，所以針對他的攻擊需要一層偽裝，很多時候就是通過批判西方文化，捍衛伊朗本土的伊斯蘭價值觀的形式來完成。當時一位非常有影響的知識分子阿爾·艾哈邁德就完全鄙視一切西方的東西，呼籲伊朗人不要掉入西方文化的陷阱，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伊朗大眾的想法。

如前所述，「白色革命」極大動搖了舊的政治基礎，但又沒能代之以新的，巴列維國王由此陷入空前孤立的尷尬狀態。巴列維王室由於過於貪權，使得本來與自己關係不錯的宗教界力量最終反目，而與此同時，根本沒有一個成熟的現代世俗政治，民眾無法通過議會、政黨的形式發聲，宗教在這種時候成了唯一的出路。

隨著極權政治的加強，巴列維國王一方面成為國家權力的象徵，另一方面又成為眾矢之的。怨氣騰天的民眾和宗教界一拍即合，宗教成為了反抗的僅存空間，宗教反對派應運而生。那時的清真寺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議會的作用，成為反對巴列維王朝專制統治的主要據點。傳統社會勢力的不滿和新興社會群體的反抗融為一體，有著結束獨裁專制的共同目標，使得全國革命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霍梅尼

1963年，宗教領袖霍梅尼因為抗議政府遭到逮捕，儘管如此他依然繼續他的批評。在當時的宗教領袖中，幾乎只有他一人大聲譴責和美國簽訂的軍事條約是違法的，這使他在民眾心目中的好感度大增。當霍梅尼於1965年被逐出伊朗的時候，他已經擁有一支忠誠並且具有良好組織的追隨者隊伍，這些人在國內不斷地代表霍梅尼活動，籌集資金，宣傳思想，一樣沒落下。

此後數年，霍梅尼致力於反對巴列維王朝的政治活動，儼然是披著宗教外衣的民主鬥士，在伊朗民眾中的政治影響越來越大，宛如一根磁鐵一般吸引著各階層的伊朗人民，成為了反對運動的最高領袖。

最後的話

在如此的高壓和矛盾下，最終的爆發是遲早的。到了1978年底，伊朗的各個階層對於巴列維王朝的不滿愈發沸騰，越來越多的民眾要求國王退位、廢除君主制。1979年1月，巴列維國王逃亡埃及，同年5月，君主制正式被廢，伊朗成為一個共和國，宗教領袖霍梅尼掌權。

伊朗在伊斯蘭革命前的發展就像開頭的那一場盛大慶典一樣，看上去是那麼的光鮮靚麗，殊不知不管怎樣的繁花似錦、烈火烹油，都蓋不住底下的深深困境。紙醉金迷的高層不僅惹怒了一直與自己合作的宗教界，也無法體會中下層民眾的痛苦和憤怒，在多重危機面前毫無有效作為。 家有古錢幣卻不知道它價值百萬？加微信138 1892 7497免費幫你估價 將自己置身於風口浪尖，堵死了所有的出路，最後只能接受滅亡的命運。

參考文獻：

哈全安：《中東國家史 610-2000：伊朗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

彭樹智主編：《二十世紀中東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美）埃爾頓·丹尼爾：《伊朗史》，李鐵匠譯，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