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書法熱的冷思考

近年來的一些近現代及民國名人手跡拍賣專場，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民國書法的價格，也使得市場中掀起了一股民國書法熱。

今年北京春季拍賣的章士釗手札專場，「暢懷」專場等等，在拍賣市場中均有不俗表現。這類民國名流的手跡，價格動輒數百萬元之巨，如今已成為藝術品拍賣市場中炙手可熱的新寵。

不過，民國名人書法被追高，不能說就重視民國書法了，即使重視，也還有一個具體如何重視、重視誰的問題。現在我們對民國的概念或理解，仍然是標籤式或兩極化的，要麼認為民國很好，要麼認為民國很差。把複雜問題簡單化或標籤化，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是人尤其是我們這個時代人的一種精神徵候。不說別的，就是這些拍出的民國文人手札中，到底真的值不值錢？到底有多高的藝術價值？書法價值與市場價格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是不是書法價值高的就一定有市場價值？或市場價值高的就一定有書法價值？即便是就市場價值而言，賣得貴的是否就真的具備市場價值？賣得便宜的是否就不具有市場價值？所有這些問題，答案當然不是全盤否定，但也不是全盤肯定。

因為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拿張三的模式來套李四，也不能拿李四的模式來套張三。張三與李四雖都是民國人物，但這其中的差別是很大的，在書法上的差別就更大了。問題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民國，完全是張三等同於李四的民國，或根本就沒有張三和李四的民國，而只是模糊的籠統的民國。把民國這個大籠子往人頭上一罩，似乎所有人都在這個籠子里了，而且凡是被罩進了這個籠子的人，都被貼上了一個民國的標籤。

前些日子看到溥心畬的一個菜單拍出了數十萬元，很多人止不住驚呼和喜悅。這個菜單其實是再簡單不過的小紙條了，這樣的東西不要說在今日，就是在民國或古代，也實在是多如牛毛，能拍出這樣高價，我一點不奇怪，只是這樣隨手寫的小紙條卻比他的一幅山水畫價格還要高，這恐怕就有點離譜了。溥心畬這個問題上，比較典型地體現出人購買藝術品的心理作用問題。很多時候，藝術品的漲跌，就主觀層面而言，跟心理作用有很大關係，甚至一度被心理作用所主導。

比如，當你覺得誰好，那麼你去買的時候，你的內心實際就已經決定了這個人或這件作品的心理價位了。即便是有再多人出再高的價，你也仍然要以最高價拿到手（當然是在條件允可範圍內），即便是拿不到手，你也會認為它就是值這麼多。反之亦然。比如一件胡適的小紙條，也許你最初的心理價位只有30萬，但最後競拍下來，推到了300萬，遠遠超出了你最初的心理預期，但即便是這樣，你也仍然會認為這300萬就是這件小紙條的真實價格。因為你首先看重的是胡適這個人，當一個人看重另一個人的時候，他的心理價位一定是逐步升高的。當你心目中的胡適形象一旦定格，進入了你的心裡，哪怕他的價格是天價，你也會認為是合理。魯迅、茅盾、冰心等同樣如此。

為什麼說我們在對待民國書畫尤其是民國書法的問題上尤其突出呢？因為古代名家的價格，基本已固定，深入人心。而民國書法，距離我們時代太近，在對他們作品及其書法史地位的判斷上，見仁見智，他們的藝術史地位乃至市場價格，某種程度上就是評論鑒賞家、書法史家和買家群體心理共同主導的結果。所以，出現隨意性或差異化的誤讀是常有的事。

某種程度說，一部民國書法史，本就是一部書法誤讀史。

誤讀本是平常事，並不奇怪。歷史，也只有在不斷地被誤讀中，才能不斷地被正解。但此種正解，需要天才的史學家、思想家和藝術史家來完成。問題是，天才的史學家、思想家和藝術史家，也往往被誤讀被選擇性遺忘。所以，長期以來，可能還是誤讀。因為按照常人的邏輯思維，一般是很難讀懂天才的。就像拿我們現在的學科標準去評價民國那些學術天才，恐怕是要傻掉的。民國的很多學術著作，單從字數及體例來說，甚至未必比得過今天的一篇碩士論文，如果要拿今天碩士論文的標準去衡量，那是要鬧大笑話的。我所說的被誤讀的民國書法和民國書法史，不僅僅是指那些被忽略了的書畫家，甚至包括對一些頂級人物的誤讀，也同樣存在。比如對康有為這樣人物的誤讀，就一直沒有斷過。對康有為本人的誤讀，導致了對康有為書法和書法思想的誤讀，乃至對他的碑學思想的誤讀。近百年來，很多煞有介事者，一直就在不斷地批判康有為，甚至以批判康有為為能事，而對康有為的誤讀，直接導致了對康門弟子的誤讀，對康門弟子的誤讀，又導致了對近百年來碑學思想的誤讀。因為，康有為的碑學思想影響太大了，整個近現代書法史，沒有不受他影響的。康門弟子中，大多能書善畫，且卓然有成，在民國書畫史上甚至是排得上名號的，對他們的誤讀，就一定程度上表徵著對民國書畫史的誤讀。

具體誤讀在哪裡？一是以為康有為片面地追求所謂碑學，而貶低帖學，搞什麼碑帖相分。很多人根本不讀康有為的原著，甚至也不看他的書法原作，就粗暴地下結論，此種讀書風氣，貽害後世。當年對康有為進行批判的人，大多是他的政敵或對康氏有意見的革命派人士，這種批判，本身就是帶著很多政治成見的，與學術思想和藝術無涉，這本無可厚非。但是我們後來人在評價康有為的時候，就不能帶有這種偏見。

二是民國書法史本身存在很多疏漏或偏頗，將本來屬於二流或三流的人物當作了一流人物，而很多本來屬於一流或頂級的書法家卻被遺忘。此種遺忘，有些屬於自然遺忘，有些屬於選擇性遺忘。自然遺忘乃是由於後來寫史者本身的素養所造成的，對於自然遺忘者，則應予以補綴。而選擇性遺忘則屬於不得不說的政治原因。但時過境遷，早就應該還他們一個公道。

梁啟超與家人

梁啟超手札

比如梁啟超在世時，其書法史地位是非常之尊崇的，他的作品市場價格在當時也幾乎是首屈一指，而梁逝世后，其書法史地位則由於胡漢民等國民黨中央要員的政治打壓，一落千丈，甚至一直影響到今日對梁氏書法的公正評價。此外，當時一批與康、梁交好或與北洋政府有密切關係的書畫家，如陳師曾、葉恭綽、周肇祥、余紹宋、金城、羅復堪、羅癭公、姚華、嚴修、邵章、卓君庸、鄭誦先等等，都被後來的書畫史嚴重邊緣化。比如我們通常所說的「民國書法四大家」于右任、譚延闓、胡漢民、吳敬恆，都是國民黨要人，這個所謂的稱謂是帶有明顯的黨派成見的。事實上，當時享有「四大家」盛譽的書法家比比皆是，光天津的嚴修、華世奎、趙元禮、王守恂就有當時的「四大家」之說，北京還有「四大家」之說，不論是天津四大家，還是北京四大家，其在當時的地位都不會比國民黨所謂的「四大家」弱。今人眼中的民國書法史，幾乎只能見到吳昌碩、于右任、李叔同、沈尹默、沙孟海、林散之、潘伯鷹、胡小石、高二適等等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甚至有些與民國基本不沾邊的也被塞了進來，卻很少提及羅復堪、嚴修、華世奎、徐世昌、葉恭綽等這樣的北洋政要，甚至連梁啟超也可以不提。

于右任題章太炎祭黎元洪文稿跋（1951年）， 台北歷史博物館藏

張伯英《行書小來禽館札記》

四是一些國民黨政要的手跡近年被熱炒，而晚清遺老或北洋政要卻遭遇冷門。不論是從政治還是從文化思想上來說，我們眼裡的晚清遺老或北洋政要，似乎都是保守的，垂死的，甚至是反動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他們的東西，自然有歷史局限性。問題是，我們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過他們？有多少人真正讀過他們的著作？有多少人真正看過他們的書法真跡？某種程度上說，繼之而起的國民黨政要在書法上有一定修為，但相比於政學藝兼擅、舊學功底紮實的北洋政要而言，前者的書法修養則等而下之了，而新派文人在書法上的見識則實在可以忽略不計，但他們的手跡卻頻頻被炒高，這是今日收藏市場上的一大怪象。當然，對於一向抱有固執成見的今人而言，怪也不怪，見怪不怪。

其實，即使是民國，也有早中晚期之分。僅以國民黨而言，早期國民黨，或同盟會早期人物或元老，的確在書法上有很高造詣，但中晚期就等而下之了。但即使是早期同盟會元老，在書法、繪畫或學問上的修養，亦不及維新派、晚清遺老或北洋政要。這是當時人所共知的事實。但由於一些不為人知的歷史或政治原因，北洋政府退出歷史舞台之後，人的書畫審美修養開始急劇下降，一些在北洋任過要職的書畫家在市場上也遭遇冷門，並影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