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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且的詩與遠方的詩之間隔著多少個海子? | 霍俊明專欄

苟且的詩與遠方的詩之間隔著多少個海子? | 霍俊明專欄

海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被誤解的詩人,就像大眾和讀者仍津津樂道於海子的愛情和死亡一樣。卻很少有讀者在看似透明、乾淨、溫暖和明快詩行中發現真正的秘密——孤獨、死亡、分裂和痛苦,發現即使海子也不是一個時時心懷遠方的詩人,而是拒絕了「遠方」的孤獨的詩人。

「遠方的詩」與「苟且的詩」

副標題:VR頭盔的自嗨症與乏見的精神生活


霍俊明
專欄 ✪ 臨門一腳

加速度的時代每個人都騎著一個木馬,自以為時時向前卻是原地打轉。人們一次次呼喚著「遠方」和「詩意」,卻更多的時候在室內戴著VR頭盔在虛擬世界跋涉和探險。每當捷運、車站以及廣場上看到那麼多人(包括我自己)像熱戀似的捧著手機,兩眼深情、目不轉睛地盯著屏幕忙著刷屏、點贊而樂此不疲的時候,我想到的是幾年前的一個手機廣告。該廣告引用了詩人惠特曼的詩句——「人類歷史的偉大戲劇仍在繼續 / 而你可以奉獻一段詩篇」。而我更為關注的是這款手機廣告中刪掉的惠特曼同一首詩中更重要和關鍵的詩句「毫無信仰的人群川流不息 / 繁華的城市卻充斥著愚昧」。我想到的是茫茫人海和城市滾沸的車流中,人們真的那麼需要詩歌嗎?詩歌仍然是小眾和邊緣的,可為什麼有人仍杞人憂天?樓盤廣告已經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變得如此爛俗,利益驅動和物慾渴求則一次次給人們打滿了雞血。

1.

有時候我們會在某一個特殊的公共空間被詩歌感染,尤其當電視屏幕以及形形色色的新媒體空間里觀眾的掌聲為詩人響起的時候,我們恍惚和真切地覺得詩歌還是「有用」的。近期都在熱議央視的「朗讀者」節目,我也是其中的擁躉。96歲高齡的傑出翻譯家許淵沖在節目現場回憶起1939年在西南聯大讀書時為一個暗戀的女生翻譯林徽因的《別丟掉》。他朗誦詩句「一樣是明月,/ 一樣是隔山燈火,/ 滿天的星,只有人不見,/ 夢似的掛起」而老淚縱橫,台下的觀眾以及電視機前的人們情不自禁地落淚,是什麼在感動著我們?是詩歌嗎?也不純然是。突然想起幾年前,我在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講完詩歌課從教室出來的時候,一個女生跑出來追上我。她因為我講到詩歌的沉暗歷史和詩人的命運以及死亡而在不停地流淚。我感到手足無措,不知道怎麼去安慰她。在她低聲的囁嚅中我終於聽清楚了她所說的話--作為「90后」太麻木、太虛弱、太缺少詩歌又太想擁有這個光芒不再的北京和大都市生活了!

無論是苟且的當下還是大海的遠方,無論是面向物慾生活還是叩訪精神生活,從寫作自身來說二者都有可能寫出優秀的文本,也都有可能導致某種片面和危險。

這是一個戴著VR頭盔自嗨的時代,而乏見的則是真正意義上的精神生活。

很多人卻集體奔向了「艷遇之城」的「遠方」,在手鼓、劣質絲巾、炸臭豆腐的仿古小鎮過上三兩日的「詩意生活」。尤其是當人們戴著口罩上下班的路上,憤憤然於眼前的霧霾和「苟且」生活的時候,人們在何種程度上需要「詩歌」和「遠方」,需要「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人們在遠方和詩歌這裡得到片刻的舒緩和慰藉了嗎?現在人們嘴上時常冒出來的「遠方」難道沒有被低級消費和媚俗化嗎?

是的,在一段時間內,人們的口頭禪正是「現實」「苟且」和「遠方」,甚至有了幾分爛俗。就如人們紛紛奔向麗江、大理、拉薩一樣——似乎這裡的雪山、民謠音樂、街頭的手鼓和地方小吃代表了「精神的私奔」,代表了「遠方」「詩意」和「天堂」一樣。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

你赤手空拳來到人世間

為找到那片海不顧一切

這是高曉松詞曲、許巍演唱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這幾句既無奈又煽情的歌詞一直在人們耳畔回蕩。這是許巍的音樂生涯中破天荒地唱別人的歌。而許巍曾經很多年被抑鬱症所困擾,在他的內心裡不停地有死亡的聲音出現。而他終於在音樂和詩歌那裡戰勝了另一個負面的「自我」。從這個層面來說,許巍是一個即使在生活最難熬的時候也從未放棄音樂、詩歌、自我和遠方的民謠詩人。他租住的北京郊區某個果園裡的音樂工作室代表了這個時代少有的安靜與獨立--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朋友稱許巍為「少年」的原因,而許巍今年已經五十歲了。

是啊,生活、苟且似乎已經構成了我們生活的全部,而遠方、大海、春暖花開似乎已經被緊張或困頓的生活給消解了。但是,反過來「遠方」就是那些已經成為商業噱頭的別處的景點嗎?更多的人們只能生活在「當下」,那麼在「苟且」中還能尋找日常詩意的詩人要更具有難度。

2016年的深秋,在由雲南回北京的夜車上,我重讀了八十年代駱一禾在給友人的信中對當時詩壇的評騭。我深感於當年駱一禾的說法對當下詩壇的仍然有效--「現在的詩人在精神生活上極不嚴肅,有如一些風雲人物,花花綠綠的猴子,拚命地發詩,爭取參加這個那個協會,及早地盼望豢養起聲名,邀呼嬉戲,出賣風度,聽說譯詩就兩眼放光,完全傾覆於一個物質與作偽並存的文人世界」。當下時感的碎片取代了詩人的命運感和精神生活。我越來越懷疑當下詩人的精神能力。質言之,這個時代的詩歌能夠給我們提供進一步觀照自我精神和社會淵藪的能力嗎?這個時代的詩人具有不同以往的精神生活嗎?相反,我看到那麼多疲竭或憤怒的面孔,卻沒有在他們的詩歌中感受到精神的力量。對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來說,有很多詩歌往往並沒有將我們的精神世界提升哪怕是一厘米。我這樣說是不是有些消極和悲觀?我想到了一個戲劇性的場景——「他在給她念里爾克,一個他崇拜的詩人的詩,她卻枕著他的枕頭睡著了。他喜歡大聲朗誦,念得非常好--聲音飽滿自信,時而低沉憂鬱,時而高昂激越。除了伸手去床頭柜上取煙時停頓一下外,他的眼睛一刻也沒有離開詩集。這個渾厚的聲音把她送進了夢鄉,那裡有從圍著城牆的城市駛出的大篷車和穿袍子的蓄鬚男子。她聽了幾分鐘,就閉上眼睛睡著了。」(雷蒙德·卡佛《學生的妻子》)

2.

每當那些日常並不讀詩的人突然神秘兮兮的問我關於海子的死、關於某某著名詩人私生活的時候,我在沉默的時候甚至感到了無名的憤怒——儘管也許他們此刻並無惡意而只是無知和好奇。

當詩人成為公眾心目中偶像,這個時代是不可思議的!

當詩歌和詩人已經完全不被時代和時人提及甚至被否棄,這個時代同樣是不可思議的!

弔詭的是這兩個不可思議的時代都已經實實在在地發生在詩人身上(當然也包括一部分的民謠詩人和搖滾詩人)。

詩歌,更多的時候只能是一種精神生活,而不是一種生活方式。

當然,也有個例。有的詩人的詩歌生活與生活方式是大體一致的。這形成了兩個結果。

一是這些詩人因此形成了迥於其他詩人的極其特殊的個性,因而成為詩人中的另類或「詩人中的詩人」。他們的名聲和關注度一定程度上來自於公眾對他們迥於常人的生活方式和私人傳奇的獵奇。由此,我想到了兩個場景。一個是長發披肩、全裸著微胖身體的金斯堡,另一個是晚年的查爾斯·布考斯基在酒吧里仰頭幹掉一杯啤酒的那一瀟洒時刻--名副其實的「酒鬼」生涯。

二是這些詩人因為詩歌世界和現實生活的高度一致而形成了精神潔癖,這使得他們的命運帶有極其弔詭的戲劇性以及更多的是因為非正常死亡的「棄世衝動」所帶來的公眾唏噓與飯後談資--最具代表性的詩人自然是顧城和海子。

與此同時,大眾和讀者的視角轉向了另外一個被認為是「遠方詩人」的代表--海子。

當我在2012年7月底從北京趕往德令哈,海子作為「遠方」強大的召喚性是不可抗拒的。在趕往德令哈的戈壁上大雨滂沱,滿目迷濛。那些羊群在土窩裡瑟瑟避雨。當巴音河畔海子詩歌紀念館的油漆尚未乾盡的時候,一個生前落寞的詩人死後卻有如此如此多的榮光和追捧者。有那麼多人都爛熟於心的是「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目擊眾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遠在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

我的琴聲嗚咽 淚水全無

我把這遠方的遠歸還草原

一個叫木頭 一個叫馬尾

我的琴聲嗚咽 淚水全無

遠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鏡 高懸草原 映照千年歲月

我的琴聲嗚咽 淚水全無

隻身打馬過草原

似乎,海子就是「遠方」的代名詞。

是的,海子在這裡夢想著村莊、麥地、草原、河流、少女和屬於他自己的詩歌世界和「遠方」。海子曾經在1980年代有一個理想,那就是到遠方去,到南方去,到海南去。在那樣一個理想主義和青春激情無比噴發的時代,詩人對「別處」和「遠方」懷有空前的出走衝動是可以理解的。而「別處」無疑在詩人的想象中產生了無比美妙和神奇的詩意吸引力。這就像當年的列維·斯特勞斯對巴西和南美洲的想象一樣。從海子短暫一生的地理版圖上我們可以看到除了他的故鄉安慶和寄居的昌平之外,他遊走最多的地方是四川、青海和西藏。海子最終在生活上近乎一無所有,而北方和他的南方一起構成了他詩歌人生的兩個起點。海子死後,安慶懷寧高河鎮查灣就成了詩歌地理版圖上的一個越來越耀眼的坐標。

我想,海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被誤解的詩人,就像大眾和讀者仍津津樂道於海子的愛情和死亡一樣。卻很少有讀者在看似透明、乾淨、溫暖和明快詩行中發現真正的秘密——孤獨、死亡、分裂和痛苦,發現即使海子也不是一個時時心懷遠方的詩人,而是拒絕了「遠方」的孤獨的詩人。

你從遠方來,我到遠方去

遙遠的路程經過這裡

天空一無所有

為何給我安慰

豐收之後荒涼的大地

人們取走了一年的收成

取走了糧食騎走了馬

留在地里的人,埋得很深

這是海子的另一首詩《黑夜的獻詩》,這裡仍出現了「遠方」--黑色的孤獨的「遠方」和同樣孤獨的「鄉村景象」。

再次回到海子寫作《九月》這首詩的1986年。那時的他還仍然渴望著愛情。然而,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個春天拒絕了詩歌和詩人。的大地和天空在劇烈的顫慄中留下難以彌合的永遠的陣痛。每年3月26日,詩歌界都必然會迎接盛大節日一般再一次談論一個詩人的死亡,必然會有各路詩人和愛好者以及媒體趕赴高河查灣的一個墓地朗誦拜祭。

海子在草原的夜晚寫下《九月》後來經由民謠歌手周雲蓬的傳唱而廣為人知。可是對於這首背景闊大、內心的蒼古悲涼卻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呢?草原上眾神死亡而野花盛開,生與死之間,沉寂與生長之間,神性與自然之間形成了如此無以陳說的矛盾。接下來那無限被推遲和延宕的「遠方」更是強化了整首詩的黑暗基調。

在此後的二十多年時間,的一部分詩人不僅再也沒有什麼神性可言,而且連自然的秘密都很少有能力說出了。這算不算是漢語和人性的雙重淵藪呢?

當下詩歌越來越流行的是「小確幸」的詩歌——日常之詩、經驗之詩、物象之詩,局限於個人的一時一地的多見所感,開放時代的局促性寫作格局已然形成。在日常和「苟且」中抒發個我的體驗已經成為普遍的寫作心態。但是,很多人普遍忽視了於日常「苟且」中還發現真正的詩性並轉化為詩歌其難度是巨大的,其難度要遠遠大於那些盲目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者們的「遠方的衝動」。

霍俊明

霍俊明,河北豐潤人,現工作於作協創研部,首都師範大學詩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現代文學館首屆客座研究員、台灣屏東教育大學客座教授。著有專著《尷尬的一代:70后先鋒詩歌》(廣西師大出版社)《變動、修辭與想象:當代新詩史寫作問題研究》(社會科學出版社、台灣秀威)《無能的右手》(北京大學出版社)《新世紀詩歌精神考察》(河北大學出版社)《從"廣場"到"地方"——微觀視野下的詩歌空間》(上、下卷,台灣花木蘭文化)《螢火時代的閃電——詩歌觀察筆記或反省書》(言實出版社)《"70后"批評家文叢 霍俊明卷》(雲南人民出版社)《陌生人的懸崖》(四川文藝出版社),詩集《懷雪》《紅色末班車》《一個人的和聲》,合著《詩歌通史》《二十世紀新詩理論史》《文學現場對話錄》,主編《好詩》(第一季、第二季),編選《在巨冰傾斜的大地上行走》《詩壇的引渡者》《百年新詩大典》《青春詩會三十年詩選》《天天詩歷》《年度詩歌精選》。曾獲《人民文學》《南方文壇》聯合舉辦的年度批評家表現獎、大崑崙文化傑出詩歌批評獎、2015《山花》年度評論獎、《南方文壇》年度論文獎、《揚子江詩刊》詩學雙年獎、2016"揚子江詩學獎"、《星星》年度評論獎、《詩選刊》年度評論家、《後天》雙年獎評論獎、首屆劉章詩歌獎(評論獎)、首屆建安詩歌獎、《名作欣賞》年度論文獎等。

本文為鳳凰讀書讀藥專欄版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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