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體》與劉慈欣的文化邏輯

王昕

閱讀劉慈欣早期的中短篇小說，能夠更清晰地感受到，劉氏科幻最重要的特質是不斷地製造震驚體驗。這種震驚表面上看部分源於小說中時空尺度的驟然變化，但實際上人物特寫與宇宙全景間的兩極跳切、敘事中蛙跳式的飛躍，都是為了描摹故事結構里那個根本性的翻轉。正是這一翻轉對日常價值的顛覆造成了讀者難以言喻的震驚。

為了具體理解這種顛覆與翻轉是如何運作的，我們不妨看一下劉慈欣最早的短篇之一《微觀盡頭》。小說講述的是為了解決物質是否無限可分的爭論，進行的一場撞碎已知物質最小單位夸克的試驗。在東方核子中心見證這場加速器中高能運動的主要人物，除了物理學家人丁儀和美國人赫爾曼•瓊斯，便是哈薩克族牧羊老人迪夏提。這三個人形成了兩組在劉慈欣小說中反覆出現的對峙關係，第一組是東方與西方，第二組是科學家與普通人。這裡最為關鍵的對峙是第二組。劉慈欣為了讓與科學事業毫不相干的哈薩克牧羊人能夠來到控制大廳，用了這樣一個理由，「他們認為這個物理學上的偉大時刻，也是全人類的偉大時刻，所以應該有一個最不懂物理學的人到場。」既然丁儀們佔據了物理學的位置，那麼牧羊人在這裡其實佔據的是全人類的位置，也就是說牧羊人的到場，正是一束全人類目光的在場。

對於全人類，這場試驗並沒有一場足球比賽重要，用小說中總工程師的話說「我們並非世界中心，試驗結果出來后，能出一條三十秒的小新聞就不錯了。」也就是說對於理性經濟主體為單位，以等價交換原則運行的現代社會，這場試驗的價值約莫可以換算為一條三十秒的小新聞。然而作為讀者我們知道，當劉慈欣的奇迹時刻降臨，這場試驗的價值便會發生突變，而迪夏提老人正是作者放置在這裡提供前後統一參照的度量尺。

這種非等價交換很容易讓人想到喬治•巴塔耶的耗費理論，通過對馬塞爾•莫斯在《禮物》中論述的「誇富宴」這種不斷升級的禮物經濟的理論思考，巴塔耶發展出了這一為消費而消費的理念。相對於不斷獲取與積累的功利性生產，他將非生產性消費所導致的「喪失」視為人類活動更為本源的衝動。而這種耗費行為在宗教獻祭場景中有著最為典型的體現，極富價值的牲畜與穀物被毫不吝惜的浪費與毀壞，有限經濟中不斷再生產的循環因此被迫中斷。在劉慈欣最著名的短篇小說之一《朝聞道》中，那些走上外星人築就的真理祭壇，用自己的生命交換十分鐘真理的科學家，彷彿正是再現了這種純粹耗費的祭祀場景。那些拼盡全力阻攔科學家而不得的家人與政客（國家元首們），則表現了系統無法與科學家們商定一個可以量化的等價交換關係，談判的不可能性被凸顯，因此這些科學家的死亡也就成為了鮑德里亞所謂的象徵死亡。在這種象徵死亡面前，系統受到了最強有力的挑戰，一種抉擇性另類價值的在場，讓讀者得以超越構築在等價交換原則之上的當代資本主義視域。

事實上劉慈欣的絕大多數小說都在破壞這個只講求投入產出、經濟效益至上的世界。例如《地球大炮》中挖穿地球的南極庭院工程，這條「技術上史無前例，經濟上的愚蠢空前絕後」的地球隧道曾經引發了巨大的災難，然而當沈華北親眼目睹兒子造就的這座「地心長城」，他卻感受到了無與倫比的幸福。這個長城與金字塔無法比擬的偉大工程（劉慈欣也借沈華北之口強調了長城和金字塔的無用性），正是一種只有科幻小說才能描繪的耗費。而《太陽》里西北老農的孩子水娃在經歷了六次蛙跳式的夢想升級后，更是直接言明了等價交換經濟準則對人類精神的戕害：「上世紀冷戰結束后，經濟準則一天天地統治世界，人類在這個準則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就使我們更加堅信經濟準則的正確性，它已變得至高無上，滲透到我們的每個細胞中，人類社會已變成了百分之百的經濟社會，投入大於產出的事是再也不會做了。」想要將人類目光重新引向太空的水娃，決定做一個有去無回、甚至連停泊點都沒有的耗費行為「飛向星海，把人類的目光重新引向宇宙深處」。一直在換取更好的世俗生活的水娃，因為長期生活在象徵秩序未能覆蓋的同步軌道，改變了想法，最後選擇用個體生命換取可能喚起的目光。這個無比理想主義的結尾，在劉慈欣的小說中並不常見，為了給理想主義者更可感知的鼓舞，這種通過犧牲交換來的可能性，往往會在未來被交換為一個拯救人類的奇迹。最感人至深的例子是《鄉村教師》，李老師用他最後的生命交換西北山村的孩子背會牛頓三定律，而孩子們用死記硬背下的牛頓三定律從外星人那交換了人類的倖存。

外星文明無聲無息的到來，無聲無息的隱去，人類社會不公平的現實得到了最有力的展現，但當代世界的政治經濟結構卻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鄉村教師」拯救世界的壯舉在我們生活的世界里無人知曉。與《混沌蝴蝶》中靠一己之力幫助祖國南斯拉夫對抗北約的亞歷山大一樣，李老師們無論成功或失敗在這個符號自身運作的等價交換的世界里，能夠得到的只是一份悲情。劉慈欣不滿於這樣的悲情，在後期的小說中他更傾向於中斷這個日常性的世界，召喚一種殊異政治經濟結構的蒞臨。在一種創造出的「新常態」下，非等價交換的耗費模式才能夠更為順理成章地展開。《三體》系列里耗費巨大資源的面壁計劃、天梯計劃（「只送大腦」）都是類似的狀況，這些計劃在開始時換取到的只是一個渺茫的希望，而第二次交換依靠的則是作者用奇迹創造的那個將臨的未來。

這難免讓我們想到1968年寫滿巴黎街頭巷尾的那句著名標語——「讓我們面對現實，要求不可能之事」（Soyonsréalistes, exigeonsl'impossible）。這句源於切•格瓦拉的有意為之的矛盾修辭，是一個要將不可能之事召喚到現實中由此創造一種新現實的籲請。而這也正是劉慈欣在《混沌蝴蝶》中反覆給出的主人公心理獨白——「為了苦難中的祖國，我撲動蝴蝶的翅膀」。在這篇小說中作者有意誤讀混沌理論，讓主人公可以憑藉「蝴蝶效應」以少換多，向大自然籲求大規模的氣象變化，用漫天的陰雲遮蔽高懸於空中的戰爭機器，讓統治當今世界的霸權無法向地面投下毀滅性的炸彈。雖然小說的現實背景是北約轟炸南聯盟，但陰雨和大霧、轟炸與烈焰，這一組對立的意象十分準確地指向了越南戰爭，導致美軍在越南失敗的「天時」就是那連綿的陰雨。而正是圍繞越戰展開的那場轟轟烈烈的反戰運動開啟了「紅在革命蔓延時」的六十年代。也就是說劉慈欣小說中看似有悖於當代世界運行邏輯的非等價交換原則，根植於頗為清晰的歷史脈絡中，那就是六十年代時全球共通的文化邏輯。在那個如今以法國「五月風暴」、義大利「熱秋」為標識的全球性的批判現實與反資本主義浪潮中，所要擊碎的正是線性的等價交換邏輯（戴錦華《叩訪六十年代》，《熱風學術》第九輯）。

然而需要辨析的是，劉慈欣對六十年代的文化邏輯並非簡單挪用，在他的小說中引發情勢根本變化的不是知識分子、學生和革命家的運動，而是科學導致的某種巨大外部力量的降臨。在後期的大部分小說中重點描繪的也不是變革世界的時刻，而是如何面對這個已經變革了的世界。這與蘇東劇變后，我們身處的「告別革命」的語境有關，如今我們已經很難想象一個烏托邦的發生，但依然可以相信某種極限災難狀態中個體的犧牲。也就是說劉慈欣將六十年代整體性的時代精神，改寫為了將會影響時代的個體英雄主義行為。

例如在《吞食者》中，面對外星人沒來得及吃干榨盡的地球，曾經進行了慘烈的地球保衛戰的元帥和戰士，再次選擇了不等價交換，主動放棄生命，把自己置換為螞蟻的食物，而要等待的交換是地球的重生。與之相對的則是被吞食帝國帶走作為小家禽飼養的甘於苟且偷生的絕大多數人類。元帥們的犧牲被賦予了最高的評價，身為讀者的我們不需要通過另一篇小說《詩云》中的空心地球才能確認奇迹的到來，在《吞食者》的最後一行作者已經用述行句給出了答案——「在這寧靜中，地球重生了。」

也就是說作為文本中言出法隨的上帝，劉慈欣把一種將臨的未來許諾在作品里，以幫助人物跳過斷裂的鴻溝。正如《三體》中大史對於蝗蟲的闡發——人類沒有辦法滅絕蝗蟲，三體也不可能輕易滅絕人類。小說中那些不可思議的龐大計劃正是在這個對於生命尊嚴和人類希望的許諾下展開的。個體的耗費與犧牲，無數的不等價交換所要迎來的是一個充滿可能的敞開的未來。（雖然我們無法確知這種未來將以何種方式降臨。）

而這個我們可以在科幻中重新尋獲的未來，恰是已經成為歷史的六十年代所不再擁有的。而這也是閱讀劉慈欣式的作者時面臨的挑戰：當我們快意地撕碎看似亘古永存實則晚近短暫的主導法則、象徵秩序時，我們是否同時相信那無限的耗費中投注著一個將臨的奇迹，還會不會在自己的生活中嘗試「非等價交換」。如果我們去思考與尋找，也許這個奇迹就不光會在劉慈欣的小說中到來，也會在我們經過了反思的人生中到來。